伪装慷慨的保险单
同样不讨人喜欢的逻辑到处都有。有些人坚决主张，保险公司在开保险单的时候，从道德上讲，不应该考虑各种以前所患的疾病或健康问题；还是这些人，他们认为，货比三家，然后挑一家价格便宜的保险公司买保险的行为，没什么大不了的。他们就从来没有想过，价格便宜的保险公司之所以便宜，就是因为他们把那些从前得过某种疾病或者有健康问题的申请者都精心剔除了，所以他们的保单才会价格便宜。
那么，我们在道德上是否有义务多付一些保险费，使那些高危人群也可以参加保险呢？如果你认为你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你就有充足的机会，选一家合适的保险公司，去尽你的义务。如果你认为你的答案是肯定的，但你还是选择了一家价格便宜的保险公司，那么，你的意思就是：“是的，这里是有这么一种道德义务，而且我认为其他所有人都应该去支付履行这种义务的费用，但是，我自己还是不想支付这笔费用。”
我想区别一下两类观点。第一类认为，存在一种道德义务来强迫执行一种慷慨大方的保险标准。估计这种义务是源自于那些合同，因为在出现某种疾病或健康问题前，我们已经满足了合同的要求，并且已经签署了这些合同。这类观点刚才我已经抨击过了。
第二类观点认为，强制执行一种慷慨大方的保险标准有一个实际的理由，即我们中的任何人，如果在某一天被诊断出有某种潜在的不健康的状况，那么，我们都可能想去买保险；我们愿意花更高的保险费来给自己保险，也不愿自己成为不能被保险的人。
设想一下，如果从一出生，我们就知道自己会得的所有疾病和健康问题，以及将会发生什么，那么就可以看出，两类观点确实是不同的：第一类观点会继续兴盛，而第二类观点会逐步灭绝。我只批评那些赞同，或者声称赞同第一类观点的人。
在税收政策方面，存在一种类似的差异。一类观点从道德方面印证再分配制度的合理性；但是赞同这种观点的富人却无法找到真正合适的答案来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他们没有自愿提高他们自己的税额？而另一类观点从完全实际的角度来印证再分配制度的合理性，比如说：“如果我们不给穷人以帮助，那么他们的周围就会滋生犯罪和瘟疫。”赞同这类观点的人，回答起我的问题来就很容易了：“穷人，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问题，将会永远伴随着我们，除非我们进行大规模的收入再分配。”目前最雄辩的经济学家（以及最雄辩的社会学家）都是这么说的。以下是乔治·萧伯纳的话：
许多富有的女性，虽然她们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一个女人，是无法决定生来是富有还是贫贱的，却常常有一种负罪感，而且会耻于谈到她们自己的财富。因此，她们常常会投身于慈善事业，来舒缓她们一种病态的良心。她们常常认为社会主义（该国20世纪初的社会民主主义——译者注）是一种仁慈的事业，是为穷人谋利益的。我极其反对这种观点……现在，我们给失业者一份失业救济金，不是因为爱他们，而是因为如果我们丢下他们不管，让他们挨饿，他们就有可能砸我们的窗户，最终会来抢我们的商店，烧我们的房子。
因此，现在争论点集中到这里了：向生产者征税来维持福利体系是很公平的，因为如果没有了福利体系，这些生产者会更容易成为偷盗的受害者。
但是这种逻辑所导致的结果，我估计即便是它的支持者，也不愿意看到。咱们换一种方式来表述一下这种逻辑：应该强迫有魅力的人时不时提供一些性服务，这样做是很公平的，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制度，这些有魅力的人更可能成为强奸的受害者。有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吗？如果没有，就该去对萧伯纳的福利维护论进行一下反思了。
事实上，这种类比不但从实际方面驳斥了福利金制度，而且从道德角度也对福利金制度进行了驳斥。如果从本质上说，用现金来补助那些天生没能力去挣一份体面的收入的人，是非常公平的，那么，同理，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用性来补助那些天生不会去吸引合意伴侣的人，从本质上说，也是很公平的呢？
吸引伴侣的潜能和挣钱的潜能一样，都是天赋的安排。我不相信在这种抽奖一样的事情中，我们会有机会让自己总走好运。但是，也许在你排队等着上帝给你安排外貌和个性时，你会非常幸运地签到这样一个合同，要求那些有魅力的人们（不管他们是谁）假装对周围那些毫无魅力的人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我想，我们大多数人对在现实世界上强制执行这种合同，都会感到相当厌恶。拥有魅力肯定是一个运气的问题。而这种运气老天爷肯定不会是非常公平地分配的。如果老天爷事先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们肯定都会希望老天爷会更加公平地分配这种运气。而通过高压政治（coercion），以牺牲那些处于优越地位人的利益，来改善那些运气最差的人的生活，肯定也是行得通的。但是，是否会有人质疑，这种高压政治将会是极端错误的呢？也许，通过思考一下为什么这种高压政治是错误的，我们可以学到一些东西。
除了天赋之外，大自然还赋予了我们才干和尊严。所谓“才干”，我指的是某些技艺和素养，我们可以以之谋生、吸引朋友和伴侣、取得我们大多数的成就，以及从失败中恢复过来；这些才干包括：智力、美丽、毅力和对重大机遇的把握。虽然这些才干都不是公平分配的，但是我们每人都有这么一种观念，即既然给了我们，就是我们自己的才干。它属于我们。而尊严是对这种所有权的一种自豪感。
也许，如果在前生相遇，我们会同意去分享我们的才干这一老天爷的恩赐。但是这也不能说明你可以通过强制执行我们之间的协议去矫正这些天生的意外，也就是老天爷赋予我们的才干。所谓强制执行，就意味着拿走某些人的所有权，把它们给其他人。但是你会不可避免地造成一些间接的伤害：拿走一个人的某种所有权，你肯定会伤害他的尊严。
这正是为什么我们不敢进行强迫性的性行为的原因，甚至是在履行某种契约的时候，这种契约我想每个人都可能签过。在现实世界中，我们的尊严是需要某种认识来维持的，即我们的身体属于我们自己。如果我们被迫承担某种义务，而我们事实上从来就没有承诺过这种义务，那么，这种所有权的感觉会被击得粉碎。同样，我们的尊严也需要这样的认识来维持，即我们的劳动成果属于我们自己，而这个事实很自然的一个推论就是，我们拥有那些使我们的劳动富有成果的才干。把这种认识击碎是非常残酷的，从更深层次上说，是不公平的。
其实这全都是关于对称性的问题。我们认为在某种环境下错误的东西，在另一种类似的环境中，也一定是错误的。强奸和偷盗都侵犯了我们的尊严，因为它们都侵犯了我们的所有权。如果你反对其中一个，你就必须也反对另一个。因此，在最后，我要说，再分配是一种偷盗行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允许孩子们在游戏场上强行重新分配玩具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