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科书中，自由移民的案例和自由贸易的案例非常相像：我们为所有的美国人计算成本和利润，认为收入必须超过成本。在自由移民的案例中，成本是由美国工人来承担的（他们因为工资下降而受到了损失），而利润则由美国的资本家获得了（他们从工人的工资下降中获利）。任何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学生，都会在一个图表中用面积来表现成本和利润，并且运用一些最基本的几何学，就可以计算出代表利润的面积要比代表成本的面积大。
在这个几何学中隐藏的内情是这样的：当一个工人少挣一美元，资本家必定会多挣一美元。就此范围来说，利润和成本恰好是平衡的。但是，资本家可以享受一部分额外的利润：工资成本的下降，使他们可以从扩大经营规模中再次获利！因此，资本家得到的，要远远超过工人所失去的。[1]
如果你认为这种成本—利润分析可以作为一种合理的政策指引（而且，如果你要相信这种教科书上的分析已经包含了所有相关的成本和利润项目），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一种自由移民的论点。大多数经济学家，包括我，都坚信成本—利润分析都跟政策有关，大多数经济学教科书中都有一些经过证明的关于这些相关性的论据。比较有特色的是，这些论据部分迎合了一种赤裸裸的利己主义（如果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始终如一地遵循成本—利润分析，那么大多数美国人，最终将所得多于所失）；这些论据还迎合了一部分道德准则（成本—利润分析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成本就是成本，不管由谁来负担它）。
迎合利己主义我可以理解，但是迎合一些道德准则就是胡说八道了。但是事实上，这种独特的成本—利润分析，并不是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它对所有的美国人是公平的，但是完全忽视了那些目前还不是美国人，却希望成为美国人的人群的利益。
碰巧的是，承认那些外国人是“人”只会加强这个辩论的结论，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找不同的借口没有任何坏处。这些借口可能有某种说服力，因为尽管我们极力地忽视开放边境对许多人显然十分有益这一点，但我们却仍然得出开放边境是一件好事的结论！这就好像下国际象棋时你让了对手一个“后”，而最终你还是赢了这局棋一样。
凑巧的是，经济学界还存在一种观点，是说新到的移民的收益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这种观点认为：如果有足够多的墨西哥移民进入美国，他们就会将美国的工资水平和工作条件下压到墨西哥的水平，这样一来，他们自己将会一无所得。因此，我们正在“忽略”的那些收益，就永远不可能实现，再者，从这个分析看来，对这些人群忽略不计也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损失。
但是，在这个论点中，有一点很让人费解，那就是它假设所有的墨西哥人都是毫无区别的。但是，有的墨西哥人会有一些特殊的技能或者机遇，这使他们可以在美国发家致富，即便他们在美国碰到的条件和墨西哥的一样！另一种类似的假设，即假设所有的美国工人都是毫无区别的，将会导致这样一种结论：当工资水平已经降到一个特定的水平时，在职的和失业的美国人都很满意，因此，没有任何美国人会因为外国人的竞争而失业，从而受到伤害。
所有这些都是可以在课堂上反复研讨的东西，在课堂上，我欢迎任何形式的辩论。这种辩论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所有这些一个孩子都无法真正领会（有时也可以说是某些大人的想法）。民谣虽然天真质朴，但没有受过教育的年轻人获取真正的智慧的来源并非民谣。我们的要求不能太高了。
我的意思是，要想严肃认真地洞察像贸易和移民这样的问题，必须要由有思想的成年人来完成。但是，有时候通过和一个孩子对话，一个成年人的思想可以变得更加深刻。正反方意见都很重要，但是，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那就是你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方式来告诉一个10岁的孩子，为什么你不愿去关心那些遥远的墨西哥人的问题。在凯莱3岁的时候，一天，她蜷在我的怀里看动画片《老鼠也移民》（An American Tail），故事讲老鼠克维兹一家从老猫的压迫中逃了出来，跨过大海逃往一个梦想中的自由国度。当自由女神像如预计般隐约出现在远方时，凯莱不由得抓紧了我的手。当老鼠克维兹一家上岸后，凯莱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但是，灾难很快降临了。老鼠克维兹被强迫去一个血汗工厂劳作，终日被拴在一台缝纫机旁。凯莱起初被吓坏了，然后便是愤怒，她把小手按在小屁股上，大声宣布：“这不是美国！”
当然，她是对的。那不是美国，最多只是美国的一小块儿，没有什么代表性的一小块儿。凯莱不知道克维兹的孩子们将拥有他们自己的裁缝店，他的孙子们将要或者已经建立起庞大的商业帝国，或者去治病救人，或者去扩展人们的知识领域。她不知道美国将对老鼠克维兹一家信守它许下的诺言，将加倍地回报他们。她只知道她想让克维兹幸福。对一个3岁的孩子来说，这也不错。
那个标志着克维兹一家获得自由的自由女神像上写着：
送给我吧，你那些疲乏的和贫困的
挤在一起渴望自由呼吸的大众；
你那熙熙攘攘的岸上被遗弃的
可怜的人群；
把那些无家可归的、饱经风霜的人们
一起送给我。
我站在金门口，
高举自由的灯火！
我不知道凯莱对这些诗能看懂多少，但是我知道，她理解了诗中的情感。
[1] 记者们似乎认为，国外竞争的成本，可以用由此而带来的美国工人失业的人数来衡量。但是恰恰相反，事实并不是这样。有一些美国人虽然失业了，可是他们对工作并不是非常在意，他们并不是把工作放在第一位；他们认为与其接受减薪来应对新的竞争者，倒不如放弃工作。而最大的受害者是那些非常珍视他们的工作、非常想维持他们的工作的人，他们几乎承担了减薪的所有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