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有4项医学技术的发展不但加速了精神刺激革命，也使此一革命带来的社会影响更令人担忧。4项发展是：吗啡与可卡因等影响精神状态的生物碱分离成功并且可做商业性生产，皮下注射医疗的发明，水合氯醛（安眠药用）等合成药物的发现与制造，海洛因等半合成衍生物的发现与制造。海洛因算是“半”合成类，因为其基本成分只是吗啡分子，另外再加两个小乙酰族，使效能达到3倍，作用的速度也会加快。临床试验海洛因与其他实验药物显示，分子结构的细微改变可造成药效上很大的不同。这个原理带给药理学重大变革，也为无数新的药物治疗方法——其中不乏具有刺激精神效用者——打开一条路。
多数合成的与半合成的药物瘾品是由德国发明的。德国乃是19世纪晚期与20世纪早期的药品研发中心。单单拜耳公司（Friedrich Bayer & Co.）就囊括了鲁米诺（Luminal）、索佛那（Sulfona，丙酮缩三乙砜）、特里欧那（Trional，眠砜乙基甲火烷）、维罗那（Veronal，二乙基巴比妥）等各种镇静剂及安眠药的销售制造，另外还有两种最著名的产品，即海洛因与阿司匹林。有药可用，医生们当然求之不得，都热烈购入各种能引人入眠的药物；有一位加拿大医生按一批5 000片的数量整批地买。然而，大家不久就发现，巴比妥类镇静剂和其他药物可能带来麻烦。“药物”（drug）一词在20世纪早期与毒瘾扯上关系，原因之一是医生们需要一个便利的用词把激增的滥用问题归为一类。“药物习惯”（Drug habit）因而具有“吸毒成瘾”的意思。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美两国的德国药品来源给切断了，两国的制药业也在政府悉心保护下成长。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美国的制药业跃升世界第一位。1941年至1963年间新上市的单一化学药品之中，61%以上来自美国，居第二位的瑞士只占8%，德国占6%，英国5%，法国3.5%。不论哪一国出产的药品，都是行销国际，因为研究的经费庞大，业者只靠国内销售是赚不回来的。这些药品如果具有引发快感或辅助性欲的效用，不免又走上以往性质相似的有机药物的发展路径，溜到医疗范围以外的用途上，继而引来争议与更加严格的管制。海洛因、巴比妥类药剂、促蛋白合成的类固醇、镇静剂、致幻剂、杜冷丁（Demerol）之类的合成性麻醉剂，都是这么走过来的。最近的一个实例是“伟哥”（Viagra），本来是治疗勃起障碍的药物，一旦变成催情实验药，就引来一片争议之声。本来不属于医疗领域的东西——例如汽油、强力胶，一旦被当成致幻瘾品使用，也会引爆争议。因为工业化的生活环境里有太多随处可得的刺激精神的化学品，所以近几年来渐渐通用“药物滥用”（substance abuse）与“化学品依赖”（chemical dependence）的说法，因为这样说比“瘾品滥用”和“毒瘾”涵盖的意思更广。
安非他明（苯丙胺）的发展史也有特别值得深究的意义。它本是一群分子结构与肾上腺素类似的相关瘾品，能刺激交感神经与中枢神经系统，使服用者反应敏锐、不想睡觉，也没有食欲。安非他明与可卡因相同的作用是，增加多巴胺（dopamine）的分泌，而多巴胺是重要的神经传导素，可以启动大脑的奖励机制。安非他明是效力强而容易合成的瘾品，全世界的非法从业者都爱制造，成品包括吞食的与注射的。此外也有人吸食高纯度的安非他明结晶粒，俗称“冰毒”（ice）。与高纯度的可卡因结晶粒相比，冰毒的效用更长，可超过一两小时。长期吸食安非他明会导致精神病，这是非常可怕的瘾品。
然而，安非他明最初是被当作缓解充血的药品出售。拜耳药厂当年推出海洛因这个产品，是当作止咳剂的。安非他明亦然，是美国费城的SKF制药公司（Smith, Kline & French）营销的感冒速效药，是1932年推出的非处方感冒药苯丙胺吸入剂的基本成分。后来发现，使用者会精神亢奋、失眠、厌食，因而令人想到可以用它来对付疲劳、发作性嗜睡、肥胖等其他病症。按一项统计，1946年已知的安非他明适应症有39种，包括低血压、晕船、不断打嗝、咖啡因上瘾等病症。
大学生们也发现，只要服用安非他明，连咖啡都不必喝了。1936年间，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 of Minnesota）的学生拿自己当实验品，立即发现安非他明在彻夜狂欢与考前开夜车时大可派上用场。（20世纪50~60年代的亲身实验者又在尝试墨西哥裸盖菇碱与LSD之后有更大发现。）这种“大脑丸”（brain pill）和“活力丸”（pep pill）有奇效的消息传到了威斯康星、哥伦比亚、芝加哥、普渡各大学，随后又有校园以外的人跟进，包括运动员、卡车司机、赛马训练师等。美国军方也不落人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给轰炸机组员和丛林作战队伍的此种药片、药丸在1.8亿粒以上。
1949年，SKF制药公司持有的安非他明专利期截止，别的公司也涌入市场。美国的安非他明产量在1949年是7 200多公斤，到1958年增为3.4万多公斤，等于35亿粒药丸。其中有一半或一半以上是非医疗使用的。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历史上通常不会与瘾品滥用相提并论的年代），一股“安非他明民主风”兴起，并且迅速扩散，传遍了长途货车司机、退伍军人、监狱囚徒、大学生、懵懂青少年，以及寻求刺激的名流之中。名医马克斯·雅各布森（Max Jacobson）素有“快感医生”之称，他的病人包括影星尤尔·伯连纳（Yul Brynner）、词曲作家兼剧作家艾伦·杰伊·勒纳（Alan Jay Lerner）、黑人歌星约翰尼·马西斯（Johnny Mathis），以及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就在肯尼迪与竞争对手尼克松进行具有历史意义的电视辩论之前，雅各布森为肯尼迪注射了右旋安非他明（Dexedrine）。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安非他明产量高达每年80亿粒，假造的处方、伪造的批发订单，以及其他各种手段，助长了欣欣向荣的安非他明亚文化。
有时甚至没有处方也可以取得安非他明。詹姆斯·埃尔罗伊（James Ellroy）的回忆录中记述自己早年行窃游荡时“在好莱坞公立图书馆认识了一个毒瘾客，他告诉我苯丙胺吸入剂是怎么一回事”。
这东西是不用处方就可以买到的减充血剂，用小塑料管包装。管子里有一团棉花，棉花浸过一种叫作六氢脱氧麻黄碱（propylhexedrine）的东西。你只需要把管子塞到鼻子里吸上几下，不要把棉花团吃掉，一下子便可飘飘欲仙10个小时。苯丙胺吸入剂是合法的，售价69美分。洛杉矶到处都可以买到。
这家伙说我可以去偷几个。这倒也不错，我不必找门路或是医生处方，想要过瘾可以随手拿到。我在一家平价杂货药品店偷了3支，拿了根汁汽水，蹲下来准备享用。
棉花团长两英寸，直径和香烟一样，浸过有臭味的深黄色溶液。我把一个塞进嘴里，硬忍住才没把它呕出来。不到半小时，作用就开始了。
那真是过瘾透顶，教人头顶发晕、下身发热，简直欲仙欲死。
我回到我在彭斯公园的位子，打了一整夜的“手枪”。药劲儿持续了整整8小时，把我弄得又脏又累、昏头昏脑。雷鸟把劲道冲淡，给我换上新鲜的畅快。我找到了好东西，这是我想要就有的东西。我就随自己的意大搞特搞。
这是典型的安非他明滥用的例子：先是从不正当的人得到那个情报，于是把毒品偷来用，开始是恶心不适，继而是强烈的刺激快感。埃尔罗伊吃下去的量等于25粒10毫克的药片，吃过之后又用另一种瘾品把安非他明药效冲淡。他所说的雷鸟是价格低廉的葡萄酒。他持续服用，耐受性越来越高，一次可以服食10至12个棉花团。服后幻觉可怖，会看见鬼怪从马桶里跳出来。埃尔罗伊只得向上帝求助。“我对上帝说，我不再喝酒了，也不再吃那吸入剂了。我跟他说我不偷窃了。我只求以后头脑清楚，再也没有幻觉。”他戒了酒和安非他明，利用服食大麻试验戒毒治疗，之后便参加了“匿名戒酒协会”（Alcoholics Anonymous）。20世纪70年代的西区匿名戒酒会作风极端，会谈之后有“泡热水发烧”，还有裸体的泳池集会，但终究能奏效。埃尔罗伊此后酒毒不沾，成了洛杉矶描写犯罪题材的知名作家。
SKF制药公司当初并没有打算让消费者走上这样一条路。SKF为了提防滥用行为，设计了各种不同的对策。例如，添加苦味酸使棉花条吃起来有恶心的怪味。决心要吃它的人却不怕味道怪。就算SKF与其他从业者设计成功不可能被滥用的吸入剂，仍然挡不住安非他明民主风，从业者既以那么多疾病为目标大力促销，迟早会让安非他明流窜到医疗范围以外。
制药厂的新药推销员不停地往医院诊所送免费的样品和精美的广告宣传册。有一则新药宣传册上说：“肥胖的人会早死。”附图即是解剖出来的脂肪过多的心脏和油腻的肝脏。“任何控制体重的饮食疗法，都不像使用右旋安非他明类硫酸盐这么广泛、这么迅速，结果又这么令人满意。”德塞美（Dexamyl）是安非他明和巴比妥类的混合体，正适合用来“管理日常的心理及情绪方面的困扰”，例如个人的财务问题、家人间的摩擦、担心变老、亲友离丧、一时的挫败感等等，全部合用。换言之，男女老幼人人可服。甚至到了1953年，SKF对外发行的《右旋安非他明参考手册》（Dexedrine Reference Manual）还在否认它有可能使人上瘾，只勉强承认某些病人服用后可能产生心理上“习以为常”，不过，“喝粉红水也可能习以为常”。
医生如果拿这种打着安全无虞旗帜的强力瘾品来治疗各种含糊不清的症状，就是魔法师学徒的行径。有些病患——当然是少数——认为自己可以继续服用医生开的药来解决其他问题，反正这药是不会害人的。不但如此，这些病人还鼓励亲友一起来吃药。他们认为这种药能帮自己解决情绪低落、宿醉、疲劳、体重超标、性生活不和谐的问题，应该也能帮别人解决问题。继续服用的人会编出各式各样的理由请求医生再开药，或是向只顾牟利的药剂师直接购买，或从不法供应者那儿买来。医疗以外的使用是从确认的医疗使用衍生出来的，是并行的连锁反应。制药公司越努力促销某种药物，开这种药物的医生越多，衍生并行的连锁反应就越多，这股药物的民主风也就风行得越快。
下一步就是引来官方的干预。以安非他明为例，美国联邦政府警觉到产量的渐增（每年120亿粒）以及注射安非他明的亚文化逐渐滋长，于1971年严格限定制造配额。黑市上仍然可以买到药厂出品的安非他明，但稍不小心就会买到鱼目混珠的假货——咖啡因、麻黄碱或其他兴奋剂混合的冒牌货。联邦法令的强力管制造成的货源空隙，由非法的安非他明制造者来填补，他们供给的就全是真货了。
1971年也是法国政府开始禁止科利德蓝（Corydrane）的一年。这是德拉格兰志药厂（Delagrange Laboratories）营销的不用医生处方就可以买卖的成药，一管20片，含50毫克阿司匹林与144毫克外消旋安非他明（racemic amphetamine）。指明的适应症有感冒、鼻炎、疼痛、虚弱无力。科利德蓝很快就受到没感冒、没有鼻炎的顾客欢迎。男士们吃它来催情，单车骑士借它来增进活力，学生、画家、作家用它来激发创作灵感。萨特（Jean-Paul Sartre, 1905~1980）写作《辩证理性批判》（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 1960）期间，天天不断服用咖啡、茶、香烟、烟叶、烈酒、巴比妥类镇静剂，以及科利德蓝，最后一项他是当糖果嚼着吃的。这本书是唠哩唠叨的失败之作。有意思的是，萨特在写作一些比较受推崇的著述期间，完全不用合成瘾品，只喝热茶。
日本政府约束药用安非他明的政策比美、法实施得早很多；所以完全违法的供货者出现得也早。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人和飞机驾驶员都利用安非他明来维持“战斗力”。建筑工人和军需品生产工人都服用安非他明，想借此抵挡燃烧弹空袭与人力越来越短缺的压力。1945年间，制药业者开始出清战争剩余的安瓿存货，并且打出广告：“消除困倦，提振精神。”这些小玻璃瓶的液剂价钱便宜，不用医生处方就可以买到，而且是在人心涣散、社会秩序濒临瓦解的时候推出。
自1946年起，日本医生开始看到安非他明毒瘾的病例。上瘾者多数为贫穷区的年轻男性，而且多为韩裔或华裔。其实上瘾者每个社会阶层都有，而且，非医疗使用的首要动机也不尽然是无聊消遣。有兴奋作用的瘾品（包括咖啡因的饮品在内）在日本这样压力沉重、以工作为中心的社会里，本来就有吸引力。一位长期居住在东京的人士说：“日本社会是需要脱氧麻黄碱（安非他明）的那种类型，因为人人忙个不停，要靠它来保持不落人后。”有调查结果为证：1955年日本的安非他明使用者仅有14%表示是为了得到快感开始服用，26%是为了熬夜工作或读书，26%是出于好奇，28%为了同侪肯定，5%因为“绝望”。
安非他明流行热越传越凶之际，日本政府对销售广告与取得途径的管制也渐趋严格，非法制造及销售的刑责都加重了。1955年间（当时日本的安非他明服用者有大约200万人），日本政府展开大规模的全国教育运动，借幻灯片、海报、小区集会警告民众重视兴奋剂的害处。政府实施强制治疗，并且大幅增加精神科病床以供应毒瘾者戒毒之需。这次扫毒——乃是现代人从多重战线向毒品宣战的头一回——终止了战后日本的这一波安非他明滥用的风潮。
可惜的是，瘾品滥用是一个国家会经常复发的毛病，正如个人的毒瘾会一犯再犯。18世纪英国小说家菲尔丁说：“老实说，一个国家的恶习，尤其是已经养成了相当长时间的恶习，很难完全戒除。”日本初次扫毒之后，安非他明滥用仍然存在于黑社会、卡车司机、劳工阶级之中。再过不久，日本的富裕荣景出现，夜生活渐渐兴旺，战后婴儿潮一代达到20岁的年龄层。这批新加入安非他明活动的人——按东京一家报纸所述——不知道“这刚要刮起的安非他明旋风有多么可怕”。20世纪70与80年代的安非他明使用量激增，在1984年达到高峰。这时候的货源全部是非法的。日本黑社会年收入的35%至50%来自安非他明的非法买卖，货源是走私韩国的地下工厂产品，稍后又有中国的产品加入。
瑞典的安非他明起初都是合法的制药厂产品。1938年引进之后，1939年就规定必须凭医生处方买卖。但是医生开处方很随便：以1942年计，瑞典3%的人口得到了安非他明处方。其中绝大多数——20万以上的病人——只在加班或情绪沮丧时服用。但也有3 000人养成每天或几乎每天服用的习惯，其中有些人的耐受性强到24小时之内服下100粒。这些早期的安非他明上瘾者有极少数也有吗啡瘾，他们学会将药片溶解后注射。这套技术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流传到了放荡不羁的文化界。这时候，安非他明也在不法之徒中间流行起来，据说是由画家的模特儿们传入的，因为这些人一脚踩在画室里，另一脚踩在街头。按精神病学家贝叶罗（Nils Bejerot）指出，从1949年到1965年间，服食安非他明与苯甲吗啉（phenmetrazine）之类的相关兴奋剂上瘾的人数每30个月增加一倍。从1965年到1967年间进行了短期的药物维持剂量的医疗实验——由政府负担医生开出的安非他明费用，结果人数在一年之内就增加了一倍。瑞典政府于是又改回原来的禁用政策。自1968年起，开立兴奋剂处方必须取得特别许可。这一年内全国总计只发出343次许可。
贝叶罗纵观药物流行病学史，将这种现象比作传染病。他认为，其中最重要的特点是：受到已经爱用却还不知药物长远害处的年轻男性的劝诱而使用。医生也可能引发这种流行热，或加速已经成形的流行热发展——贝叶罗称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那次实验是瑞典医疗史上最大的丑闻。真正的关键还是口耳相传。斯德哥尔摩一名毒瘾者说：“假如你去了一家不错的饭馆，吃得很满意，你就会介绍朋友也去。这不算是招揽行为。你介绍朋友去是因为你希望他也吃得满意。我们吸安非他明也是这种心态。”
贝叶罗认为，只有靠政府的果断行动——包括强制隔离毒瘾者——才能够遏止瘾品流行热呈自然的几何级数发展。他很赞许日本政府扫荡兴奋剂的措施，以及中国共产党对付鸦片类产品的方式。在他看来，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大批人滥用瘾品不是“神秘不可解的天然灾害，而是社会崩解的一种形态，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可以控制的”。
但它不是可以完全消灭的，医生处方的管制加上其他立法的对策，把瑞典的安非他明买卖迫明为暗，继续供应最稳定的顾客群——社会边缘人和行为偏差者。有一部分非法的货源是瑞典境内自产，但大部分是从德国、西班牙，以及其他欧洲国家走私来的。冷战结束后，前苏联的卫星国与加盟共和国也成为走私货源地。《共青团真理报》（Komsomolskaya Pravda）叹称苏联已经变成“Narcostan”
（毒品之邦）了。
瑞典的情况和别处是一样的，吸毒的亚文化教人难堪。憔悴的注射吸毒者无所事事地藏在报废的公寓里，室内到处扔着针头，吸毒者除了注射之外，就是在吃安眠药或喝甜酒，为的是要“重新点燃”或是“熄一下火”。一文不名的毒瘾者会造假支票，或出卖自己的身体；有被害妄想的人会持刀袭击警察或路人；街头毒品交易随时可能变成暴力冲突。克里斯特·彼得松（Christer Pettersson）既有酒瘾也有安非他明毒瘾，因1986年谋杀了总理奥洛夫·帕尔梅（Olof Palme）而被判无期徒刑。他曾经承认，在1970至1977年间连续犯下600起抢劫案，其中大多数的被害人都是在贩卖安非他明的人。
流行病学家约翰·鲍尔（John Ball）认为，诸如安非他明之类的合成药物被发现、商品化和普及，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药物领域的重要变革。他于1975年间写道：“这些新药已经被医药界全面接纳，凭医生处方使用也已普遍，以欧美地区为最。然而，伴随正当医疗用途而来的是迅速发展的非法买卖与广泛的滥用。”医疗用途是否全属“正当”，尚有值得争辩之处，鲍尔的论点要旨却是事实：制药学方面的革新使得可能被滥用的药物与可能滥用药物的人都大大增加。西方国家的年轻人的确学会用多种不同的药物消遣，滥用多种药物的人也在激增。这种风气向外传播，危地马拉、尼日利亚、菲律宾，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有越来越多的人滥用安非他明与其他合成类瘾品。1980至1994年间，全世界制造安非他明与相关兴奋剂的地下工厂增加了6倍。互联网的爆炸性增长，使空前多的人可以轻易取得空前详细的瘾品相关信息，这又使非法制造瘾品更趋简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