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年前，人们如果沿着马里兰州的i-95号高速公路一路驶来，很可能会被警察拦下来搜查毒品，尤其是黑人。黑人被拦下来搜查毒品的概率是白人的3.5倍。
如何解释这一现象？一种理论认为警察主要检查黑人，是因为黑人携带毒品的可能性更大；第二种理论认为警察歧视黑人。
让我们检查下相关证据。被拦下的白人中，大约有0.33%的检查对象被发现携带毒品；被拦下的黑人中，这一比例几乎完全一样。啊哈！白人和黑人携带毒品的可能性是一样的，所以第二种理论正确，警察都是种族主义者，不是吗？
再思考一下。对黑人的检查力度比对白人的检查力度高3.5倍的情况下，敢携带毒品的黑人比例还和白人比例一样，想象一下，如果将对黑人的检查力度降到与对白人的检查力度一样的话，敢携带毒品的黑人该增长多少？
正确的结论是：在那个时间，在那个地点，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黑人携带毒品的倾向性确实要比白人高，这一倾向性只有通过严格的执法检查才会有所缓和（当然，只有当黑人清楚自己比白人更容易被拦住的情况下这一观点才成立，考虑到关于种族歧视的抱怨无处不在的实际情况，这一假设显然是成立的）。另一个正确的结论是：警察对黑人并没有特别的敌意。
原因如下：设想一下，假如警察一门心思地想最大限度地抓毒贩会发生什么？他们会将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到最可能携带毒品的人群身上，也就是黑人身上。这样将使白人毒品携带者更容易成为漏网之鱼，而黑人毒品携带者更容易被抓。由于人们对激励措施一定会有所回应，所以，白人毒品携带者的数量会越来越多，而黑人毒品携带者的数量会逐渐萎缩。
这一过程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黑人与白人携带毒品的比例达到平衡。在那个阶段（1994年开始收集数据之前很久，应该已经达到这一阶段了）没有理由进一步打击黑人，但也没有理由放松对黑人的控制（任何暂时的宽松政策都会很快导致黑人和白人的定罪率差异，并最终回归到均衡状态）。
如果警察们确实对黑人心生敌意，我们应该能想到，他们就会严厉打击黑人毒品携带者，直到只有很少的黑人敢携带毒品。如果那样的话，我们看到的就是比白人定罪率更低的黑人定罪率了。但并没有那样，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相同的定罪率，说明警察确实集中精力拦截黑人了，但目的是将他们的定罪率提高到与白人相同，达到均衡之后就停止了，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敌意行为。[1]
依据这一标准，真正有理由抱怨的不是黑人，而是西班牙裔人。被查出携带毒品的西班牙裔人的数量只是白人或黑人数量的1/3。警察们为什么要拦下一个只有0.11%的可能性携带毒品的西班牙裔人进行检查？为什么不改查黑人和白人？由此可以看出，警察们确实不太喜欢西班牙裔人。
站在西班牙裔的角度，可以这样看这个问题：确凿证据显示，警察之所以检查得如此严格是因为，他们想尽可能多地抓住毒贩并将它们绳之以法，这与种族无关。这种想法是不是很好？不！这种想法非常有害！确切地说，这种想法为什么有害取决于人们对缉毒战争的看法。
如果你和我一样，认为缉毒战不过是人们道德优越感的一种宣泄的话，就会发现，警察正在将毒品相关的定罪数量最大化，这一点令我很担忧。因为不喜欢司机的肤色就将司机拦下来进行搜查确实应该受到谴责，但这至少没有扰乱正常的经济活动。如果警察的目的就是每天骚扰12个司机，无论他们是黑人、白人或其他有代表性的人种，骚扰与肤色、人种无关，这也没关系；但如果他们的目标是毒贩，关系就大了，因此这种抑制毒品交易的措施会推高毒品的价格。我觉得这很糟，比种族歧视更糟！
当然，如果你和我不同，是一名坚定的缉毒斗士，你可能会认为抑制毒品交易是件好事。所以，作为一名缉毒斗士，应该为警察大力惩治毒品交易的行为点赞。但，请再思考一下，如果真的想抑制毒品交易的话，是不是应该加大威慑力度，而不是加大处罚力度？如果目标是加大威慑力度的话，就应该多搜查白人，因为有更多的白人需要被拦下来。
搜查更多的黑人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确实可以搜查到更多毒品，但另一方面，它不利于抑制毒品交易。因为这样实际上是在为白人毒贩变相打广告，他们不用过多地担心被警察搜查，从而怂恿更多的白人去贩毒。由于白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是最高的，所以这一“鼓励”效应可能很大。毕竟，0.33%的白人比0.33%的黑人代表更多的司机，更多的司机意味着更多的毒品！
所以，我们是否还应该支持打这一场缉毒战争？我们已经具有合理理由像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一样，呼吁在警察盘查政策方面更为平衡地对待各个种族。这样会有更少的人被捕（吸引自由主义者的支持），产生更大的威慑力（获得禁酒主义者的青睐）。
当马里兰州的统计数据第一次出现在新闻报道中的时候，几乎所有的评论员都误读了它的重要意义。有的认为这是种族主义的结果，有的认为这是禁毒措施高效的表现，他们全都错了。种族主义的警察会拦截更多的黑人，在乎执法威慑力（反对重罚）的警察会拦截更多的白人。所以，经济学中有很多简单的推理技巧，哪怕稍微运用一些就会使每个人受益匪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