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克的洛克菲勒式作风终于激起了报复。破了产的竞争对手只能谋到在他公司店面的柜台工作，却借机窃取账务的现金。蒙面的烟农半夜放火烧了公司的仓库。报纸社论严词猛批。司法部提出反托拉斯诉讼。几年缠讼之后，最高法院于1911年下令美国烟草公司解散。这时候杜克却创建了更具野心的事业——英美烟草公司（简称BAT）。
BAT是侵略行动下诞生的。杜克原先在1901年买下英国利物浦的奥格登公司（OgdenLtd.），打算从这个据点达到控制英国烟草业的目的，最终目标是控制欧洲的烟草业。他的对手公司们便联合组成了帝国烟草公司（Imperial TobaccoCompany），唯一宗旨即是阻挡杜克侵略，因为杜克在英国现身已经引起同业的恐慌。双方对峙到1902年，终于达成一项重大交易。帝国的董事们买下奥格登，并保留英国境内市场的控制权。美国烟草不在英国自行销售其产品，帝国不在美国销售产品。另外由第三者——BAT去开拓所有外国市场，仅政府公卖的法国及西班牙市场除外。新成立的BAT由杜克主持，其股权2/3属于美国烟草公司。为杜克作传的作者说，纵观所有产业，BAT可以算是最接近在全世界垄断经营的一项壮举。
杜克用BAT输出香烟，也输出技术、组织管理、广告技巧。他的输出最成功的是在中国，当时他在中国已有规模不小的事业了。据说，杜克刚知道有彭萨克卷烟机，就要人拿一本世界地图给他看。他一页页翻着，不看地图，只看人口数字。翻到中国这一页，看见“人口：4.3亿”，他便说：“那就是我们要去卖香烟的地方。”
1905年，杜克找了北卡罗来纳州同乡詹姆斯·托马斯（JamesThomas）来主持他在中国的业务。托马斯自称是香烟的“传教士”，为杜克效力到1922年，成为亚洲最高薪的外国商人，他以干劲、决心结合非凡的理解力与手腕。他的美国南方式作风在中国很吃得开。一开始他就聘用了年方20岁的中国青年吴廷升（译音），吴是大学毕业生，英语说得非常好。吴本来认为兜售香烟是丢脸的事，托马斯并不与他辩解，反而把《圣经》上芥菜种子的比喻讲给他听。吴廷升明白其中所说的大事业须从卑微处做起的道理，改变了原先的想法，开始向人兜售香烟，后来做到了BAT的首席买办。
有了像吴廷升这样的人们帮忙，杜克和托马斯在中国创造了与已经在美国应运而生的大量生产、大量销售相似的一个整体系统。这个系统涵盖烟叶田——耕作者可以免费取得淡色烟草的种子、现代化工厂、横越戈壁沙漠的骆驼队伍等等。托马斯凡事都考虑得非常周密，据他招聘的一位人员事后说，他认为只有初出茅庐而好冒险的年轻人才会傻乎乎地去做他和董事会提出的点子，所以他招募了一批单身汉来接受推销员培训。他教那些能坚持到受训完毕的人去学中文，还要学会讲各自负责的区域的方言。凡是通过BAT语文考试的人可以得到500美元的奖金。他另外还雇了一批中国人为“老师”，这些人的任务是到处示范点烟、抽烟，以免拿到免费赠送样品的农民再用牙齿咬香烟。
BAT的成功大大倚重中国商人、买办、烟农、烟厂工人——其中不乏女性——的配合。由于外国人撰写的广告词往往闹出谐音或双关语的笑话，因此整个广告工作是由中国人负责的。BAT的人士引进了最新式的印刷设备，赶制有响亮口号的抢眼海报并到处张贴，这些漂亮的广告甚至成为人们家中的装饰品。其中有一件是在上海架设起来的三色钟形标志，这个促销“红宝天后”（RubyQueen）香烟的广告高约40米，每个霓虹灯字大约0.9平方米，乃是中国境内最大的、耗资最多的一个广告。BAT自己的电影厂也摄制了宣传“红宝天后”、海盗牌等该公司品牌香烟的影片。
BAT的经营成功也靠售价。托马斯曾说：“我们知道我们的烟好，并且尽一切力量以最经济的价格销售，以便购买力最小的人也能享用。”一个中国铜板——约合半美分——就可以买到5支香烟。托马斯又说：“每当我看见本地人吸烟，我常想，他以同样代价买来的任何其他东西都不可能给他这么大的快感和享受。我们的销售量就是证据。”BAT的年度股息也是，1902年只有6%，1924年提升至26.5%。
杜克显然希望BAT的香烟在中国能取代鸦片的地位。自20世纪之初，吸鸦片在中国就受到传教士、国民党人，以及其他改革运动人士越来越严厉的抨击。杜克于1925年逝世后，一位BAT官员宣称，杜氏已经凭着“教导中国人抽北卡罗来纳香烟而使他们戒了鸦片，这是结合商业经营与博爱精神的作为”。这究竟是不是博爱精神，又达到多少戒鸦片的功效，都是还有讨论余地的。可以确知的是，BAT香烟的中国销售量在1916年已经接近百亿支——有些估计是早已超过百亿，这时候中国不论哪个社会阶层和年龄层都普遍有人吸烟，连儿童也不例外。BAT在中国的业务在20世纪20~30年代持续扩大，其间历经民族主义者的抵制、中国烟草业者的竞争、内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都顺利挺过。直到1952年，毛泽东——本人就有很大烟瘾——正式将BAT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其经营才结束。
1887年的弗吉尼亚州里奇蒙（Richmond）的香烟工厂。杜克的机械化制烟不久就让这种劳动力密集的工厂关门大吉。
杜克的事业并不是在亚洲处处顺利。在日本，他为了回避不利的关税条件，买下了日本一家烟草公司——“村井兄弟”，又派了斯文高雅的前南军政府官员爱德华·帕里什（EdwardParrish）来监督运营与扩张。帕里什深晓杜克作风的窍门，安排军乐队在偏远山村招摇而过，让穿制服的女孩在1903年大阪博览会的香烟赠送站旁边发送村井香烟。结果和在英国一样，侵略式手段激起民族主义情绪的反应。对手公司打出富于爱国情操的广告：“天国香烟苦战!!!外来企业残暴凶猛!!!”日本政府已经仔细研究过欧洲的烟草专卖经营方式，所以胸有成竹。1904年，日本政府便将香烟收为国营。经过帕里什的交涉，杜克拿到了可能争取到的最高补偿便撤资了。此后杜克只安于中国、印度、缅甸等国的市场，凭BAT的经营手段拉到新一代的吸烟者，使市场持续扩大。
上海，1923年12月21日。英美烟草公司同人餐会的节目表封面，餐会是为造访中国的休·康里夫-欧文爵士（HugoCunliffe-Owen）及夫人而举行的。杜克于1923年步下英美董事职位后即由康氏接任。餐会上有四道肉食的大菜，以及猜谜游戏，猜的是公司里胖胖的中国董事们的身高与体重（“可以附加赌注打赌”）。康氏返回伦敦后宣布当年的获利又破了纪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