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加过一位相当杰出的物理学家举办的派对，那是他第四次举办相同主题的派对。聚会上，他将达尔文进化论与市场中那只“看不见的手”做比较。前者认为，物种进化在生物学上遵循适者生存法则；后者认为，人类进步应该遵循经济学上使用最有效方式配置资源的法则。
我怀疑他不太懂生物学，但十分确信他不懂经济学。他提出的类比虽然听起来不陌生，却错得离谱。
生物学中根本不存在类似“看不见的手”的类比。适者生存完全是另一回事，进化论既无法保证也无法产生竞争市场中的惊人效率。
雄性极乐鸟拥有极长的尾羽。在进化观点而言，它们实在长得没有实际用处，甚至妨碍了行动。极乐鸟的身体消耗珍贵的资源来维持尾羽生长，这既提高了它们对食物的摄取要求，也增加了它们暴露在敌人面前的风险。
为什么这种特质能够在自然选择中得以保留呢？实际上，达尔文主义要求我们提出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这种特质为什么能够成为自然选择的结果？
生物学家给出了他们的答案，实在令人叹服：雄鸟是为了吸引雌鸟。雌鸟总倾向选择有能力诞下健康雏鸟的伴侣，通过出众的尾羽，雄鸟展示了它们强健的身躯——它吃得很好，甚至在拖着那条荒唐的累赘尾巴时仍过得有声有色。而雌鸟正希望在传宗接代时保留这些特质，于是在挑选伴侣时会格外留意外貌。出众的尾羽具有生殖优势，因此在自然选择中保留了下来。
现在，让我们稍微发挥一下想象力：由于担心竞争升级，雄性极乐鸟召开了一场和平会议。一些身形较为孱弱的雄性极乐鸟提出了一套激进方案：开展一场“全球除毛运动”，所有雄鸟都必须同意立即并且永久剔除一切不必要的羽毛。这项提议的卖点在于可以摆脱狐狸的伏击，却忽略了雌鸟的感受。
现在登上讲台的是一只拥有华丽尾羽的雄雌极乐鸟（它甚至需要三位助手的帮忙才能跨上舞台）。他立刻驳回了激进方案，转而提出一套折中方案：“每个人都剪去自己一半长度的尾羽。这么一来，大家应该不会反对吧？尾羽最长的雄鸟依旧拥有最长的尾羽，现在最有魅力的雄鸟将来依旧能够得到最多雌鸟的青睐。同时，大家也减轻了负担，不再需要摄入更多食物，身体变得更加轻盈，还能降低暴露在我们‘朋友’面前的机会——比如狐狸。”
以上方案的高明之处在于它不仅有利于极乐鸟这个物种，还惠及了每一只极乐鸟。与体形单薄的极乐鸟提出的方案相比，这套方案虽然不完美，但存在讨论的余地。所谓折中方案，就是让各方都获得一些好处——除了狐狸，它们可能无法同意。
很可惜，对极乐鸟而言，这种方案永远无法实施。接下来的日子里，方案得到了进一步推动，经过修订，最终被采纳，但总有些“耍流氓”的雄性极乐鸟（毕竟事关重大，哪只雄鸟不想“耍流氓”）想方设法地逃避大剪子。只要有雄鸟怀疑大家存在作假的可能，它就会逃避，以免输给对手。即使不怀疑同类的动机，它也可能作假，以期在其他诚实的同类中“脱颖而出”。
经济学认为，这样的结果缺乏效率。因为改变并不能满足大家的需求。生物学进化常常如此，原因很简单，因为它们没有这种需求。经济活动的结果也可能缺乏效率，但不难找到效率卓著的案例，从而得以延续我们的神话。
观察竞争市场能够带来显著效率的最佳方法，是先让我们考察几宗缺乏效率的案例。比如，我们悲观地认为学生根本无法从大学学到任何东西。然而，公司还是倾向于雇用大学毕业生，因为平均而言，他们比没有念过大学的人聪明一些。念大学并不能让他们变得更聪明，但因为他们足够聪明才能顺利完成学业。如果公司没有其他方法辨别哪些人更聪明，他们就愿意为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支付更高薪水。
上述案例中，学生就像雄性极乐鸟，公司就像雌性极乐鸟，接受大学教育就像华丽的尾羽：你为看似无用的东西付出了极大代价，因为它们能够彰显你的内在价值。假如所有学生都同意只完成目前学业的一半：那些念4年大学的人现在念两年；那些花8年获得博士学位的人现在花4年拿个学士学位。如果方法奏效，公司评估学生的方式并不会发生改变，但每个学生都能省下一半学费（还可以提早进入就业市场）。每个学生都能从中受益，没有人会蒙受损失。
但是，大学生就像雄性极乐鸟，经常“耍流氓”。共识破裂，每个人都想方设法违约，从而获得额外优势。这样的结果缺乏效率，我们又回到了原来的问题。
动物世界和人类活动中，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一群在保护区吃草的牛，如果它们都同意今年少吃一点，草皮就能得到更好的休养，将来就有更多草吃。也许每头奶牛和公牛都赞同这种策略，但每头牲口都偷偷作弊，吃的草比配给的多那么一点，而且自以为多吃的部分对第二年的影响微乎其微。唉，牛群数量庞大。将微不足道的后果相加，到第二年每头牛都会挨饿。
理性行为并不能对缺乏效率产生免疫。我给出的每个例子，其中每一方的行为都是理性的——拥有华丽尾羽的雄鸟、延长学业时间的学生、多吃那么一点草的牛群。如果理性都无法拯救我们，我们还能依靠什么呢？
实在令人叹服——实在令人惊讶——实在令人叫好——人们竟然可以为这个问题找到答案：一般情况下，在自由竞争市场中，人们按照市场价生产与交易商品就能产生最有效的经济后果。经济学家提及“看不见的手”时，脑袋里惦记的就是这一点。
18世纪，亚当·斯密（AdamSmith）形容经济活动中的角色在“只顾自身利益”时，“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往往能够“实现他预料的结局”。这样的“结局”能够惠及社会，也就是经济学家所称的效率。比喻就这么流传下来，其间遭到过的误解不计其数。有一种说法认为，斯密表达的是一种宗教情操，坚信上帝正在监督我们的一举一动。还有一种更流行的说法，与我的物理学家朋友的观点类似：斯密表达的是个人理性。将理性作为前提，再加上无情的自然选择压力（市场竞争如是，生物学界亦如是），一定能够造福社会，并最终达到物种进化的目的。
然而，如果斯密真的如此认为，他就错了。任何一只极乐鸟都可以告诉你这个问题的答案。他真正想表达的更为微妙、卓越：个人理性加上竞争与价格的元素，才可以实现最有效率的后果。也就是说，在没有浪费机会成本的情况下，就可以造福每一个人。这是个平衡公式，如果只有个人理性和竞争，但没有价格，就无法达到期待的效果。
“看不见的手”并非是让人一目了然的原理，但它的正确性毋庸置疑。20世纪50年代，经济学家吉拉德·德布鲁（GerardDebreu）与莱昂内尔·麦肯齐（Lionel McKenzie）分头工作，均成功地将它转化为纯粹的数学公式，并使用十分严谨的方式予以证明。他们取得的成就共同开启了现代经济学的序幕。
通过现代的公式，“看不见的手”有了新的名字。如今，它被称为“福利经济学第一原理”——竞争市场能够有效分配资源；以及“福利经济学第二原理”——存在许多不同有效分配资源的方式。福利经济学第二原理认为：无论你想实现多少次有效分配，都可以从第一次合理的重新分配入手，接着让竞争市场自由调节。
公式中的关键元素以及对原理的证明都提到了市场价格。如果没有价格，就不可能期待产生有效的后果。物种进化中，不存在价格因素，因此认为生物学与经济学市场存在相似之处只是浮于表面的观察。
我也许很难完全解释清楚为什么“看不见的手”原理一定正确，但可以举出许多例子说明价格的重要作用。接下来的几段可能比这章剩下的内容难懂一些，但如果能多花些心思，我想你不难理解它们。你的回报，将是对人类最伟大智慧成就的惊鸿一瞥。
现在让我们假设，美国农业都由你说了算。今年美国决定生产1000蒲式耳[1]小麦，你的工作就是尽量压低小麦的生产价格。你会怎么做呢？
你应该避免：一位农夫花10美元生产1蒲式耳小麦，但另一位农夫可以花——比如4美元，就生产1蒲式耳小麦。这会导致国家的小麦供应比合理价格高出6美元。
首先，你需要展开调查，确认每位农夫生产小麦的成本。这比听起来要复杂得多，因为即使在同一片农地，每蒲式耳的成本也可能不同。我的朋友米兰达拥有一片农地。她发现生产两蒲式耳小麦的价格是生产1蒲式耳小麦价格的两倍。因此，你需要收集的信息不仅是全部蒲式耳小麦的生产成本——比如米兰达地里100蒲式耳小麦的成本价，而是生产1蒲式耳小麦的成本，再生产1蒲式耳小麦的成本，又生产1蒲式耳小麦的成本，并以此类推。你还需要了解生产第101蒲式耳、第102蒲式耳、第103蒲式耳小麦的成本约为多少，即使它们还没有被生产出来。[2]
好吧，假设你已经收集到了所有信息。该如何运用它们呢？
这么说吧，假设米兰达可以生产100蒲式耳小麦，你决定她的第100蒲式耳小麦的成本是10美元。同时，她的邻居南森也生产了100蒲式耳小麦，但你发现他生产第101蒲式耳小麦的成本竟然只有——比方说4美元。现在，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命令米兰达少生产1蒲式耳小麦，南森多生产1蒲式耳小麦，从而使全国小麦的生产成本降低到6美元。
事情看起来进展不错，也许你还将继续使用这种方法。但问题是，如果数字发生了改变呢？米兰达生产99蒲式耳小麦，而不是100蒲式耳，那么你就需要知道第99蒲式耳小麦的成本——比如为9美元。如果这时南森生产1蒲式耳小麦的成本——比如为5美元，那么你的方法能够继续奏效，可以省下4美元。
最终，你会来到一个临界点，每多生产1蒲式耳小麦的成本在两人的农地上趋于一致。那时候，你的方法就不管用了。但是，你不能撒手不管。恰恰相反，你需要重新开始，找出另一对农夫。除非每多生产1蒲式耳小麦的成本在所有农田都一样，否则你的工作就永远不会结束。
你的工作就是不停重复：为了尽可能压低成本，你必须确保每多生产1蒲式耳小麦的成本在各块农田上是一致的。[3]
原理能告诉我们的，只有这些，但在实际操作时，难度堪比登天。你不仅需要知道每块农田里生产每蒲式耳小麦的成本，还要留意每次天气变化或者原料价格波动、拖拉机是否发生故障或者是否有农夫生病、卡车每次运货是否存在闲置空间（因为小麦的运输成本也是生产成本）。
那么，这里有一种更好的方案：为小麦确定一个固定价格。（不管怎样，现在是由你说了算。）如果你宣布成本价为6美元，那么每位农夫都会将他的生产成本控制在6美元之内——一旦成本超出6美元，他们肯定不干。如果米兰达的第100蒲式耳小麦的成本为10美元，南森的为4美元，你根本不需要告诉米兰达少生产1蒲式耳，南森多生产1蒲式耳。出于价格驱动，他们都会采取最有利于自身的方式。他们和其他农夫不断调整，直到大家每增产1蒲式耳小麦的价格都维持在6美元。每增产1蒲式耳小麦的价格竟然达成了一致！这正好尽可能压低了小麦的全国供应成本。
需要注意的是，没有农夫在意控制小麦的全国供应成本——这“并非出于个人意愿，却具有殊途同归的效果”。正如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将他和她都带到了这一步。
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正是市场价格。如果不同农夫面对不同价格，整套体系就不复存在了。如果米兰达的1蒲式耳小麦可以卖12美元，而南森的只能卖2美元，那么米兰达就会生产10美元1蒲式耳的小麦，但南森根本没办法生产4美元1蒲式耳的小麦。我们的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就会蒙受节约6美元成本的损失。
在完全发挥效用的价格体系中，每个人面对的都是相同的价格。价格体系运作良好，就能够将小麦的生产成本降到最低。而且，它的作用远不止于此。出于前述你已经了解的理由，它还能确保我们获得的小麦总量：既不会过多（我们本可以将资源用于其他生产活动），也不会太少（我们本可以收获更多小麦而不是其他农作物。）
让我们再进一步。一个经济体中不仅只存在单一的小麦市场，经济活动也远比生产行为复杂得多。这就是两条福利经济学原理的主旨：即使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完整的经济体，包含各种商品、各式活动，而且它们以错综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但是竞争市场和市场价格能够保证产生最有效的后果。[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