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与价格
——评沈华嵩《经济学分析原理》
朱海就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在简单的交换经济中，价格问题容易理解，但引入货币要素后，价格动态变化问题变得复杂。沈华嵩教授（以下简称“作者”）的《经济学分析原理》一书挑战的就是这样一个高难度的问题，即复杂经济系统中的价格动态变化。作者力图通过对“货币数量-价格波动”关系的说明来回答。作者认为研究宏观经济问题，不能以个体逻辑代替整体逻辑，不能以单向逻辑代替复合逻辑，对此笔者深以为然。价格是在“宏观”背景下产生的，是无数个体互动的产物，不是由少数人或单向的因果链条决定的，这也是价格问题的困难所在。马歇尔和凯恩斯都清楚价格问题的复杂和困难程度，作者认为他们都没有很好地解决它。新古典的“均衡”思想把“互动”和“系统的复杂性”抽离了，如作者所说，新古典经济学牺牲了“本质上的现实性”。而凯恩斯虽然认识到新古典方法的不足，但其方法本质上也是新古典的，他用总量分析代替系统分析，是过于简化了。与主流经济学不同，作者关注的并非价格的决定，而是价格的动态变化。应该说，作者从货币-价格入手，建立连接微观与宏观，个体与整体之间的纽带，是抓住了“牛鼻子”。
货币理论的微观基础
货币的微观基础是“西方经济学讳莫如深”的话题（p76，除特别注明外都指《经济学分析原理》一书的页码，下同）。如作者指出的，“迄今为止，经济学还没有一个完备的关于货币理论的微观基础”（p65）。马歇尔事实上是回避了或跳过了货币问题，他直接用价格问题代替价值问题，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有关货币问题的阐述只有两节，他说“一个人越是富有，货币的边际效用对他就越小”（马歇尔，《经济学原理》，p115），这一论述在笔者看来是错的，因为货币被满足不同的欲望，不同时刻的需求，满足无法比较。同样，“凯恩斯没有打算去建立完备的货币理论的微观基础”（p69）。在流行的经济学教科书中“货币理论”同样也是缺失的。当然，这也注定了微观和宏观割裂的开始。
对于货币理论的微观基础这一问题而言，笔者认为最为重要的是对“货币价值”的认识。古典经济学家认识到货币是商品，但他们的价值理论是“劳动价值论”，把货币视为一般等价物，认为交换是等价交换。这一价值理论的一个明显缺陷无法解释货币数量的变化对货币价值的影响，如李嘉图就为这一问题所困扰，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他一方面认为货币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另一方面又认为由货币数量决定，他意识到货币的价值不能用劳动价值论去解释，但又不能自圆其说。
十九世纪末的边际革命推翻了劳动价值论，代之以效用价值论。边际革命三剑客中，杰文斯的边际效用理论是建立在心理满足感之上的，这一理论预设了一个“总效用”，边际效用是对总效用求导，这一边际效用理论是有问题的，因为在现实中，人们连续消费同一种商品获得的满足并不总是下降，甚至有可能是增加的，对货币来说更是如此，自然地这种边际效用理论无法为货币提供价值理论的基础。瓦尔拉斯关注的是均衡体系中的价格决定，没有对货币价值问题进行阐述，如作者所指出的，在瓦尔拉斯纯粹乡村经济的实物均衡联立方程体系中没有货币的容身之地（p87）。门格尔准确地阐述了边际效用的含义，在此基础上说明了价格的决定，并指出货币产生的“演化”特征，这是门格尔的重要贡献。边际革命之后，以马歇尔创始的新古典经济学实际上是杰文斯的效用理论和瓦尔拉斯均衡思想的结合，也没有回答货币价值的基础问题，甚至可以说把货币排除在外了。如作者所指出的，在阿罗-德布罗那些精巧标准的经济模型中也没有货币的容身之地。新古典经济学延续了货币中性论和货币数量论，关注的是（没有货币理论的）价格问题，而不是价值问题。笔者认为，价格与价值的脱离是“不合法”的，这种脱离是经济学悲剧的起源。可以说在货币价值这一问题上，古典经济学家和主流经济学家都是失败的。
作者指出了古典和新古典货币价值理论的局限，试图予以重构。但在笔者看来，作者的货币理论仍然是“古典的”和“新古典的”，没有跳出古典与新古典经济学的货币数量论框架。比如，作者接受马克思“商品与货币对立”的观点，这也导致作者把货币符号化、虚拟化和杠杆化的发展视为“货币脱离商品”的结果。劳动价值论和货币数量论都没有回答货币价值的内在来源问题，尤其是当出现虚拟货币后，这些虚拟货币的价值是怎么来的，劳动价值论和货币数量论无法回答。
笔者认为奥派，尤其是米塞斯已经解决。货币的价值主要是作为交换媒介的价值，这是货币的客观交换价值，货币的主观估价依赖于这种价值的存在。那么货币的客观交换价值又是怎么来的？古典经济学家和新古典经济学家没有回答这一问题，这是导致他们在货币问题上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比如使他们认为“货币和商品的对立”。米塞斯指出这种价值源于货币在开始充当货币时，就有一种“与货币功能无关的价值”，他说“寻求货币的客观交换价值的决定因素总是使我们回到一点，在这一点上，货币的价值根本不是由货币作为交换的媒介所决定的，而是完全由它的其他功能决定的，这就给主观价值理论及其边际效用的独特理论为基础的货币价值的完整理论的发展开辟了一条道路”（米塞斯，《货币和信用理论》，p112）。
假如在“交换”问题上打转，那是无法解释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价值来源的。米塞斯“把货币的客观交换价值追溯至它不再是货币的价值，而仅仅成为商品的价值的那一点上”（同上，p119），或者说，追溯到最早货币作为非货币功能时的客观交换价值，“今天市场上的客观交换价值，在经常光顾市场的个人的主观估价影响之下，来自于昨天的客观交换价值，就像昨天的客观交换价值，在主观估价的影响下，来自于前天货币前天具有的客观交换价值”（同上，p119）。即货币获得初始的客观交换价值之后，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边际效用计算建立在货币“过去”的购买力（客观交换价值）之上（科兹纳，《米塞斯评传》，p116）。这样米塞斯就把货币也纳入到边际效用的分析框架中，构建关于货币的一般理论。这样就解决了货币价值的循环论证问题。这一思想也适用于商品货币也适用于信用货币与不兑现纸币（米塞斯，《货币和信用原理》，p108）。笔者认为也适用于比特币等虚拟货币。由于米塞斯较好地解决了货币微观基础问题，这样也就解决了微观与宏观的割裂问题。
米塞斯把货币纳入主观价值理论框架中，使货币成为“人的行动”的一个因素。相比之下，新古典经济学家持有的是货币数量论和货币中性论，在他们的理论中，货币变成了数字，剩下的是如何最优地管理这个“数字”的问题了，这样经济学走向数学化、数量化，变成有关政策问题（最大化问题），而不是市场本质之探讨的研究也不可避免。而米塞斯很清楚地指出，数学方法无法处理货币，这也是因为货币是始终是进入个体评价，并且导致变化的动态因素。笔者认为，如一个人理解了货币，那他当然是要质疑数学经济学的。米塞斯说，“数学经济学家当他幻想不籍助货币名目，而在一个更一般性的方法下来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他是在欺骗自己。”（米塞斯，《人的行为》，p333）。他继续说，“所有关于价格与成本关系的研究，得先有货币的使用和市场程序，这是不容否认的。但是，数学经济学者对与这个明显的事实闭目不视。他们列出一些方程式，画出一些曲线图，以为那就是实情的陈述…他们拿代数符号替代确定的货币名目用在经济计算，而且以为这样处置可使他们的理论更科学，容易欺骗的门外汉很相信他们的那一套”（米塞斯，《人的行为》，p333）。现代的数学经济学家所犯的不正是这种错误吗？
作者“对最大化原理和均衡原理、对静态分析法一直持批评态度”（p173），也充分认识到凯恩斯方法的问题，他说“凯恩斯的分析方法仍然依赖应用于总变量的马歇尔供求分析框架，以及静态和比较静态的方法。”（p72），但作者自己的方法显然也还是在这个框架内，也就是“瓦尔拉斯-马歇尔-凯恩斯”的分析框架内。比如，在他强调的交换范式中没有货币因素，笔者认为这是因为作者没有把货币与主观主义及方法论个体主义联系起来。他关注的不是作为人的行为的交易本身，而是交易的结果“信息”，并用“比特”单位去表示它。这也就决定了作者一定会进入到“客观主义”的路径中。概而言之，作者把货币的微观基础问题提出来了，但并没有解决它。
货币与价格关系
传统的货币数量论，包括弗里德曼的数量论，都是建立在货币数量和价格稳定变化假设之上的，这与现实是不符的。作者强调，货币数量与价格的复杂性在于两者之间不是稳定的关系，变幻莫测，价格变化存在加速的、超出预期的可能性。作者试图重构货币数量和价格的关系，使之更符合“现实”，他用xA yB表示货币与价格的关系，其中A与B分别代表货币量与价格。他采用“价格动态的逻辑斯蒂路径”来表示货币数量与价格的动态变化。要指出的是，作者所说的“动态”不同于奥派经济学“与企业家的行动”相联系的“市场动态过程”，而是指“价格的动态变化”。
困扰经济学界的一个问题是，大家都知道滥发货币的坏处，但并不清楚“货币发行到什么程度，会进入到危险区间”（从奥派角度看，这个问题本身是可疑的），作者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为货币的量化管理和宏观调控提供了依据。可以说，建立货币数量与价格动态变化的关系，是作者在本书中最主要的创新。在对这一关系的研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货币数量参数λ，也就是“M2和GDP的比值”，当λ值处于不同区间时，价格将呈现不同的变化趋势，λ值高到一定程度，比如大于4时，将有发生恶性通货膨胀的可能。据此，作者也提出货币政策应该与“通货膨胀目标”挂钩。这个方法确实做到了前所未有的“简洁”，操作性强。然而，从理论上说，这一方法存在“用价格说明价格，用货币说明货币”的问题，因为GDP本身是货币和价格现象。如货币量大，GDP数字通常也会高，这样“λ值”就不会高，用它放映货币量的变化就会失灵。所以，作者应该对M2和GDP之间转化机制予以说明，说明在什么情况下，M2会较多或较少地转化为GDP，根据不同情况，对这个比值进行调整。
此外，在作者有关“货币数量参数和价格”相关关系的研究中，选取什么价格作为考察对象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在货币增发的情况下，商品和资产的价格变化不一样，不同的商品和不同的资产价格变化也不一样。比如M2大幅增加，股指不一定涨，CPI也不一定涨。即通货膨胀不一定表现在价格上。用价格来衡量通货膨胀是有缺陷的。另外，如发生信用扩张，即便价格没有上涨也已经产生“危害”，如扭曲生产结构和财富的不公平分配等。或者说，价格没有上涨不意味着没有危害发生。恶性的通货膨胀（货币的大幅贬值）是政府持续信用扩张的结果，当发生信用扩张时，如下一次政府停止信用扩张，那么物价就不一定上涨，恶性通货膨胀就不会发生。这意味着如让这个“λ”值要发挥预测作用，就要预测政府的行为。
作者充分认识到“系统”层面的价格问题和简单条件下的价格问题是不同的。为了解决系统层面的价格变化与货币的关系问题，作者把价格作为“信息”来处理，借用物理学方法来分析“价格”的动态变化。如作者说，“通过高频数据流可以得到市场价格涨落和市场价格动态模式的一般图像”（p223）。但这种处理方式某种程度上也是“去经济学化”了，或者说，经济学的味道不浓了。作为有关交换合作问题的科学，经济学色彩在这种处理方式中体现不出来。我们说，系统层面确实信息很多很杂，而理论本身就是对现实的抽象，这种抽象不能脱离“人是有创造性的个体”或“能够做出自己选择的个体”这一基本认识。把价格作为信息处理之后，研究宏观的货币数量参数和价格之间的关系之后，这一基本认识就体现不出来了。对此，下面还将予以说明。
经济学处理宏观问题的两种方法
经济学如何处理宏观层面的问题？宏观层面有没有可靠的逻辑？这是哈耶克在《经济学与知识》一文中提出的问题。对于宏观层面的问题，一种方法就是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这种方法隐含了某个“宏观的最优”，如作者提出的“通胀目标”，这样，剩下的就是如何去实现这个目标。二是把宏观问题作为“制度”来处理的方法。这种方法并不预设具体的最优目标，而是强调改善制度，使之不断趋于理想状态。这样，宏观层面的问题就不是一个“数量”问题，而是一个“制度”问题，如笔者认为哈耶克的政治哲学可视为“宏观经济学”。这种方法认为，让制度回归正常，那么价格就回归正常。价格是制度运行的结果，事实上，哈耶克把“价格”也作为制度处理。这意味着与其关注作为“结果”的价格，不如关注导致价格变化的原因，这才是回到本质。比如奥派认为货币问题是一个“法律”问题，货币“应该”是自发产生的，不应该由政府垄断，更不应该把货币作为宏观调控的工具。相比之下，主流经济学则接受了政府垄断货币的“现实”，在研究“货币”时，采用的是货币数量论，也即把货币作为“数量”而不是一个“法律”问题来处理。
上述这两种方法背后的方法论是不一样的。前者以方法论整体主义为基础，后者建立在方法论个体主义与主观主义之上。作者虽然提出“从市场微观个体的选择行为出发”，认识到价格是无数个体“协同互动”的产物，认识到研究宏观问题要有微观基础，但作者并没有在方法论上把这一点体现出来。作者利用自然科学方法，通过模拟复杂系统来理解复杂现象，如作者说“大数据和云计算为认识复杂大系统提供更强大的手段”（p177）。这种方法更强调对真实市场的“接近”，用多大程度上接近真实市场来检验理论，属于芝加哥学派推崇的实证主义。对于使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理解经济系统，笔者是有怀疑的。经济系统（市场）和物理系统有根本性的区别，前者是有目的的人的行动的结果，后者由客观的自然现象构成，这意味着两个系统应该使用不同的方法。在笔者看来，对于人的行动构成的系统，应该贯彻方法论个体主义和主观主义。
作者在书中指出“新古典经济学也是非主流的”，笔者深以为然。笔者认为马歇尔在“边际”这样一个重要概念上就偏离了“边际革命”的核心“主观主义”。马歇尔的学说是指向“客观主义”的，事实上，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的序言中明确指出“经济学家的目标应当在于经济生物学，而不是经济力学”（马歇尔，《经济学原理》，p18）。”然而在思想史上，他却因基于经济力学范式的局部均衡分析而为人所熟知（张日波）。经济学与生物学确实有某种相似，但还是有本质不同的，因为人毕竟不同于不会思考的生物。社会的复杂性是人的行为产生的复杂性，不是生物世界的复杂性。这样，提倡经济生物学的马歇尔走向经济力学也就不奇怪了。
当马歇尔把价值问题变成价格问题之后，也就使经济学问题变成数学（数量）问题。如货币客观化后，经济学变成“计算”的科学也就注定了。经济学越来越多地使用自然科学的路径，比如经济学的形式化以及实证与计量的流行，都与马歇尔没能在“人的行动”基础上理解货币有直接关系。虽然马歇尔认识到经济学“是研究人的科学的一部分”（马歇尔，《经济学原理》，p23），但马歇尔并没有从“主观主义”和方法论个体主义角度理解“人”，他更多的把人视为计算效用的“机器”。新古典经济学的“机械化”本来就与模仿物理学的方法有关，作者用高级物理学，如热力学取代之前的牛顿力学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方法的局限性。现在难道还要回到机械模型物理学的老路上去吗？在笔者看来，经济学应该回到人文科学的传统。
作者采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经济系统或许与作者认为经济系统是一个“不规则的黑箱”有关，既然在系统层面不存在经济学逻辑，那么只能通过把握“数据”运行的规律去把握宏观经济规律。在这种处理方式下，相对来说个体行为如何就不是那么重要了，因为无论什么个体，行动的最终结果都是作者作为分析对象的“信息”。相比而言，奥派是通过对复杂现实的抽象来理解现实，也即不是去“模拟现实”，而是用行动学的“逻辑”去理解现实。在宏观层面不存数量间的确切关系，但存在“制度逻辑”，比如违反某种制度，就会产生某种结果。这样，如哈耶克所说，经济学家就可以根据制度做出“模式预测”。
笔者认为要区分“经济学家的关注”和“市场当事人的关注”。在制度正当的情况下，宏观层面无论产生什么信息，那都是市场参与者关注的对象，不是经济学家关注的对象。经济学家的任务是指出制度是否合理，因为关切每个人福利的是“制度”，而不是具体的价格。作者认为“不能从微观个体行为演绎出宏观经济定律”，笔者深以为然，但笔者怀疑“宏观经济定律”是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如制度本身是“坏的”，那么危害已经发生，并不是等出现了价格的大幅波动才发生危害。因此，盯住价格变化是可疑的政策目标。况且，市场本来就应该允许价格波动，包括大幅度的波动，不让价格大幅波动并不意味着消除了危害。认为控制了价格的波动，就是防止了危机，是自欺欺人。以某个通货膨胀水平为目标，用人为的货币政策去调节价格，这最终使价格进一步扭曲，产生比当初更坏的结果。我们不能认为危机是价格波动导致的，因为价格波动只是“结果”，政府的不断干预才是危机的真正原因，罗斯巴德的《美国大萧条》一书对此有深入的阐述。
其他与作者商榷之处
1、奥派是边际学派，但不同于以杰文斯和瓦尔拉斯思想为基础的新古典边际学派（p50）。或者说，作者没有区分两种不同的“边际效用理论”，一种是奥派的边际效用理论，它与真正的主观主义联系在一起，另一种是新古典的“边际效用理论”，后者与“心理满足”而非与主观主义联系在一起。
2、本书作者探寻价格决定之原理，提出“价格作为发现过程”的观点（p200），和哈耶克“竞争是发现的程序”类似。但这一说法改为“价格是市场对信息进行处理的结果”或许更合适。价格虽然是信息，但重要的是这种信息的生成机制，也就是市场本身，如仅把价格作为信息，忽视市场本身，那就有舍本逐末的嫌疑。作者虽然认识到信息的主观性，但还是把信息做客观处理，当然这与宏观层面难以“主观”地处理信息有关。“宏观层面”认识价格变化的规律确实是一个难题。作者认为“信息价值量”可以通过成交量计量，把价格视为成交量的函数等，但成交量显然和价格是直接相关的，这意味着存在自相关的问题。
3、本书作者提出“价格信息的价值量排序”、“计量价格信息价值”、“信息的价值量”等概念，这些概念在经济学上是否成立值得商榷。价值是不可计量的，价值排序只能由个体进行，而不能由经济学家进行。同样，“最大化”概念也只能对特定个体而言，脱离这个背景，谈总体的最大化，如“信息熵最大化”没有意义，因为某些人的最大化，可能意味着其他人的损失。
4、本书作者提出“多元价值系统”，认为法币与虚拟货币应该多元共存，相互竞争，这个设想不错。但法币具有特权地位，这种竞争是不公平的。政府也不一定允许其他货币与法币竞争。另外，法币本身就是扰乱价格的要素，当存在法币时，其他货币与法币之间的比价是失真的，所以，奥派的观点是取消法币及其生产体系。
5、本书作者很大程度上接受“货币出现后，危机内生与市场”的观点，认为“货币本身”导致经济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奥派不认为危机是市场内生的，强调危机是政府干预的结果。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是市场本身的特征，和危机是两回事。
6、本书作者认为互联网时代传统经济学的硬核，比如自利，欲望，效用，边际等等都动摇了，应该由新的硬核代替旧的硬核。特别是作者认为，由于知识产品可以大量“低成本复制”，“边际收益递减”法则不成立了。但笔者认为经济学原理是人的行动学原理，不是“现象”原理，经济学基本原理不会因为技术进步而改变。奥派认为，边际原理关于“人首先把手段应用于他认为最重要的目的”，和是否“低成本复制”无关。作者在批评新古典经济学时，把经济学的重要概念与思想也抛弃了，相当于倒洗脚水把孩子也倒了。
结语
作者试图通过对货币与价格变化规律的探索，发现复杂的经济系统的秩序，可以视为对奥派经济学的补充。奥派关注并揭示市场的本质，告诉人们理想的市场应该是怎样的，经济政策应该以“实现原则为目标”，而不是以实现“某个最优数量为目标”。但是，生活在现实中的人们有时需要解决当下该怎么办的问题，比如在已经发生严重通货膨胀时如何避免严重危机的发生，这时作为“救急”，那些“操作”层面的手段可以接受。但即便在操作层面也要遵循经济学原则。忽视原则的政策建议最终使市场经济倒退。笔者倾向认为，假如制度本身是“错”的，比如是法币垄断下的货币制度，那么任何着眼于“价格目标”的方案，都不是真的解决问题，而是制造问题。或者说，只有“制度的”问题，没有“目标的”问题。
对货币理论的微观基础认识不清，是干预主义持久存在，甚至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如我们知道货币的本质，那么就会对货币有新的认识。明白政策的目标不是管理货币量以避免危机的发生，而是如何改善市场的规则，在一开始就不让通货膨胀发生。着眼于价格目标的政策相当于说“政府可以坏，只要不发生大的灾难”，这样相当于纵容政府之恶，让坏的制度一直延续下去，并且当出现问题时，不断地用货币去掩盖它，直到大的危机发生。可见着眼于价格目标的政策恰恰是危机的元凶。经济学的巨大价值不在这里，而是告诉人们正当的市场是怎样的，以及如何回归正当的市场。
（特别感谢当代经济学基金会理事长夏斌教授从北京寄来《经济学分析原理》一书）
参考文献：
沈华嵩，《经济学分析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马歇尔著，朱志泰译，《经济学分析原理》，商务印书馆，1997。
米塞斯著，樊林洲译，《货币和信用理论》，商务印书馆，2015。
米塞斯著，夏道平译，《人的行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
科兹纳著，朱海就译，《米塞斯评传》，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张日波，《马歇尔论经济生物学》，《经济学动态》，201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