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难题——反复测试，构建分析框架
研究修辞风格和其他类似现象的最好方法——那些我们认为重要却不能完全理解的事情，就是多次体验、不断进行分类总结和反复测试，我们希望所有这些方法最终组成某种合成体。首先，我们要让自己接触许多包含有重要意义的现象的案例。我们要反复阅读和倾听，在多个个体案例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具体的知识体系。然后我们试图把以上案例放在不同的范畴中，这样某个范畴的成员间相对于其在这一小组外的实体中会有着更多的共性。根据这样的分类，我们试图从中获得一些经验法则或者普遍的指导原则。然后我们将再次返回，重新阅读和倾听，不过这次接触材料时，我们脑海中已经有了范畴和普遍的规则。如果所研究的现象符合某些范畴特征和普遍规则，我们就会对得出的初步结论产生信心。如果不符合，我们就需要调整分类方法和规则。我们会不断反复这一过程，直到我们普遍的指导原则最终成为一个有限的综合性结论。
为了让以上这种方法奏效，我们需要收集大量的材料，建立一个框架，为了组建框架，我们需要了解我们所解释的现象的历史。有关这一现象的历史知识还可以使我们明确之前哪些方法是有用的，以及理解在怎样的语境下哪些方法是奏效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经说过，你不可能两次迈进同样一条河流；同样，来自某个时代的信息、艺术和文化不可能与另一个时代完全相似，然而，我们却可以通过总结过去更好地理解所有可能性，并开始识别出各种模式。
因此，历史学，虽然不是马蒂纳斯提出的七门自由技艺中的，也不是瓦罗九门学科中的（部分原因是历史学被认为是语法、逻辑和修辞中的重要部分），但对于自由技艺是至关重要的。历史材料提供了必要的背景信息和情境，通过研究历史，我们可以知道为什么惯例和文化习俗以现在这样一种方式存在。研究历史还为我们提供了心理学家所谓的“图示”（schema），图示是指预先检测了的做事情的方法，这样我们就不必总在需要时凭空创造出各种想法了。因此，知道大量的历史案例能够提升我们的认知过程，使我们更加善于思考，更可能做出优化的决策。
幽默作家P. J. 鲁罗克曾经开玩笑说， 18和19世纪的英国上流社会除了拉丁语和希腊语什么也没学到，但还是征服了这个世界。他们在学校读了荷马，读了罗马历史学家李维的史书，也许还读了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所以 他们一抵达印度或者澳大利亚，马上从理论上认识到情境，并为他们遇到的各种问题预先做好了解决方案。[8] 这些年轻人没有学过任何专业技术性学科，却迅速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帝国，就是因为他们所受到的丰富且严格的教育教会了他们如何有效地进行思考。[9] 他们知道如何交流，如何推理以及如何说服别人。
正是因为这些人在他们自身与所读的希腊和拉丁文学作品之间建立了思想上的联系，所以他们能够感知人们在新的情境下会做出怎样的反应，甚至能够了解不同文化和背景的人。因此，研究荷马和弗吉尔（还有但丁和莎士比亚）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这些文本对人类观念、行为和情感有着深刻的洞察力。我曾经见过研究古典文学作品的学者坚持认为，人们能够从荷马的作品中学到所有想知道的关于人性的知识。虽然这样的说法有些自以为是，但我始终没找到一种简易的方法，能够证明这一说法是错的。其内在的想法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的人物介绍了所有重要的人格特征，并且展现了这些不同类型的人是如何互动的。如果你曾经认真地阅读过这些史诗，你的大脑中就记住了一系列模型——阿喀琉斯型、赫克托耳型、埃阿斯型和阿伽门农型，这样你就可以用这些人物原型理解和预测真实世界中人的行为。诚然，现在的工作场合不会像古希腊青铜时代那样充满暴力（所以，我并不赞同通过战斗，用三足器或奴隶作为礼物或者通过献牛来解决争端 ），但人的情绪与互动是基本一样的。当然，特洛伊战争中生死攸关的境遇让荷马笔下的人物和其互动更加难忘。
然而，为了能够阅读和理解《伊利亚特》或《奥德赛》（甚至离我们的时代近得多的莎士比亚的作品），我们需要学习和有人指导：伴随着这些伟大的作品，学术研究和解读文本的传统也发展起来了。即便是这些伟大作品中最著名和最伟大的部分也需要文本自身并不包含的语境，例如，像《哈姆雷特》这样一部广为流传，同时被频繁模仿的作品，有时似乎所有的剧情都是可以预测的，但只有当我们通过学术研究习得一些背景知识后才有更多的意义。
传统上，扮演哈姆雷特的演员总是穿着黑色衣服。正如学者D. W. 罗伯逊所解释的那样，黑色衣服不仅仅是在暗喻哈姆雷特的忧伤，同时还是让那个时代的观众马上认识到这个角色是在追溯中世纪神秘剧的传统。在这些戏剧中，身着黑衣的人物代表了人类行为某种特定的抽象特征，懒惰的原罪。[10] 在中世纪的英格兰，懒惰不仅仅是懒散和精力匮乏，还包括精神上的堕落，缺少希望。那些犯了缺少希望之原罪的人坚信，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已经犯下了太多罪孽，赎罪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因为上帝不会原谅他们，或者他们认为他们当下的境况不算坏，不采取任何行动也无所谓，所以他们放弃尝试。[11] 当代人阅读《哈姆雷特》通常会把这个角色解读为抑郁消沉的人。的确，他称自己为“忧郁的人”，这个词既是对情绪的一种描述，同时在莎士比亚那个时代还是一个医学术语。人们认为，人类的性格决定于人体内四种体液的平衡状态，四种体液包括：多血质、黏液质、胆汁质和抑制质，单词“忧郁的（melancholy）”就是有单词“黑色的（black）”和单词“胆汁（bile）”组成的。这种体液过多的人总是很悲伤，并且缺少活力，所以哈姆雷特确实看起来很抑郁。然而，如果把这种情绪的解读与哈姆雷特是个懒惰的人这一认识结合起来，我们不仅仅能够更好地理解这部戏剧，还能够更深刻地了解人性。不仅仅是哈姆雷特悲伤那么简单，而且他相信他当前的境遇已经无法改变了，即使他能够证明他的叔父和母亲合谋杀害了他的父亲，他认为自己也做不了什么，因为他相信没有任何统治者的权力能够让这个世界步入正轨。他放弃了做任何变革的希望，放弃了自己，也放弃了他那个社交圈，因此他这个人缺少活力和决断性。他始终无法相信，权力能够让未来变得更加美好，最终导致了该剧充满血腥的悲剧性结局。《哈姆雷特》让我们深刻地认识到情境如何扩大某个人的性格瑕疵，在其内心引发一系列的情感，进而导致了某类行为的发生。当一个人觉得被冤枉，而且再没有昭雪的机会时，其行为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变得不可预测，从不活跃到狂躁暴力。依据这样一个传统的知识，《哈姆雷特》的读者可以更清楚地知道，有些人在特定的情境中会做出怎样的行为。
接受过自由技艺传统教育的人在他们的大脑中存放了哈姆雷特和许多其他对人类行为的复杂微妙的描述，这样，大脑的模式认知能力就能够从这些复杂的模型中提取出普遍规律，而接受过逻辑训练能够提升人们适应这些规律的能力，并能修正这些规律以适应当前的情境。当这些能力在交流中与技巧结合在一起时，其结果就是，那个人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并能够让他人信服，最终帮助他落实那些决定。在世界历史中，最强大的工具就是受过训练的人脑，一千年以来，最敏捷和适应性最强的大脑就是那些接受了传统人文教育的大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