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历史发展确实具有方向性，如果每一代人在其文化中都必然向着某种完美状态发展，那么以上论点或许还有救。今天，自由技艺机构必定比前几代人要好一些，而且，我们可以相信，下一代会更好。说到科技和我们对于自然界的知识，每一代都要超越前人（至少从古罗马灭亡之后从西方文明的衰败中恢复过来开始）。然而，要说明科技进步和政治或文化进步两者并驾齐驱，却很难用事实加以论证。18—19世纪的辉格党人和20世纪最初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历史必然向着他们偏爱的社会组织形式发展。然而，尽管他们各自想象的完美社会是建立在同样的基本物质基础上，但两者还是明显不同，无论如何，历史的实际路径根本就不是他们的理论可以预测的。没有客观的证据能够让我们得出这样的推断，即文化或政治必然向着终极完美的形式发展。
这一观点的形式虽然相对弱化且不够决断，却的确包含一些真理。正如我在上文中讨论的，学习自由技艺确实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理解人类及其作品——这才是学习自由技艺的所有目标，对人类有了更好的理解，会促进人类更好地进行决策制定，包括政治决策。因此可以说，至少有相当多的自由技艺教授，是可能通过对人性进一步的了解形成自己的一套政治观点的，这种了解来自他们的学科。然而，在实际的政治观点中，这种自然产生的差异，据说来自对人性的更好理解。这表明，第三种解释也是不够充分的。
对于自由主义政治在自由技艺中占绝对优势，保守主义者的解释也是不同的。保守主义者没有责备自由技艺学术界基础结构特征的不平衡，或普遍的个性特征，而是把政治倾斜归咎于有意行为，首先由左派掌控，然后把政治正统观念施加于知识分子组织这样一个多年的阴谋。
从20世纪60年代起，美国学术界左派开始从保守主义者手中把权力拿了过来。在二战后期的整个阶段和二战过后，大学教授要比大众更加保守；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保守主义者的以上看法是对的。但无法完全确定的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变化是共谋，甚至是左派有意为之的结果。意识形态的转变与教师队伍人口构成发生的巨大变化同时发生。在二战之前，美国教授在伦理道德、社会、文化和经济领域要比二战之后同质化得多。二战后，高等教育大范围扩张，给大学带来了新学生，因此还带来了新师资，这些教师的种族、民族和阶层背景比之前要广泛得多。
意识形态常常随着人口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或者，用马克思的话说，意识形态起源于阶级利益），所以人口的变化可以充分解释意识形态的变化。
然而，虽然我认为教师队伍中社会、民族和经济背景的变化是最初造成自由技艺教师中意识形态一边倒的非常重要的促因，但我并不认为当前的意识形态一元化完全是这个原因。过去二十年，我见过许多对保守主义立场和持保守主义者的敌意（既是有意的也是无意识的）的事例，我发现，美国学术界，尤其是自由技艺，对于持保守主义的学生或教授来说，是一个非常不友善的环境。虽然我并没有在研究生院目睹公然的歧视，但我确实注意到有两三位我认识的公开的保守主义学生，他们的想法经常在课堂讨论中被老师和同学轻视，而且我也听到过有教授和研究生在他们不在场时，用轻蔑的语气谈论过这些学生。更糟糕的是，我在惠顿学院认识的那位公开的保守主义同事的情况，他有意回避社交活动，他的道德观和政治立场经常受到其他极少数教师的批评（有些教师在学校里受到广泛的尊重而且具有一定影响力）。当我把这件事讲给来自其他学校的同事时，发现这样对待一位持不同政治观点的同事的做法，没什么可惊讶的，这类事情，那些同事都有自己的版本。即便没有官方公开地歧视保守主义者（虽然有些机构确实存在这种情况），知识界和社会环境肯定不鼓励有这些政治观念的人选择学术事业。
因此，保守主义者的主张还是有些真实性的，他们认为，当代学术界对某些观点在社会、文化和政治方面都是一种带有敌意的氛围。然而，这是否就是在教授中存在这种大规模政治倾向的主要原因，要确定这一点更是难上加难。我认为，当代自由技艺中的这种对保守主义者的敌意（无论其最初原因是什么），夸大了其他促因的作用，并不是全部的解释。
自由技艺的历史表明，虽然这样的政治单一化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但权力的均衡也可能发生剧变。我不知道，在政治方面，自由技艺的未来会是怎样，但我非常乐观的是，学生和学者实际要比一边倒的政治立场分布所意味的有着更多的知识和政治自由，因为据我观察，在对待将会成为下一代教师的本科生时，这种政治上不够包容的做法并没有渗透下去。[1]
事实上，我在惠顿的经验表明，即便在政治上处于最左的同事，对那些几乎处于政治派别对立面的学生，也是倾情奉献的。在惠顿，这个马萨诸塞州——美国政治上最左派的州，规模很小的自由技艺学院，没有太多的保守主义学生，但那些公开表达保守主义倾向的最聪明的学生似乎都在接受自由主义教师的积极指导。惠顿的一位校友就是前共和党高级官员，她在整个学习过程中都得到了帮助，而且她的早期事业就得到了我两位同事的支持，他们的个人政治立场（用他们的话说 ）不仅仅是自由主义，而是引以为豪的左派，他们曾为民主党效力了许多年。而且，这些同事的做法远远超出了学生通常对老师的预期：他们对学生进行一对一的帮助，指导研究工作、安排实习和帮助学生为研究生学习做准备，而且动用自己的一切力量，让学生进入了法学院，后来又让学生在政府找到了第一份工作。
这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我认为，我们这些教授用心地指导那些政治立场与我们不同的学生，是因为自由技艺教师更看重自己学生的独立精神。我们深爱教育事业，并且愿意与他人分享我们的热情，所以即使有分歧，甚至是激烈的分歧，也比冷漠要好得多。实际上，一位特别在乎政治立场并和我们辩论的学生真正在乎的是话题本身！就有这样一位学生，他/她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可以为一个和老师不同的观点争论，实在太有意思了，即便我们不赞同他/她得出的所有结论，最后我们还是转而支持这位学生。那些在学业上接受了这样的智力挑战和帮助的学生，随后很可能进入研究生院，并最终成为一名教师，因此，我们这些教师也许无意中为那些意见与我们相左的新一代学者打下了基础。确实，这样一种活力，也许是给自由技艺历史打上特征印记的教师政治立场发生规律性转变的最后源头。
这样的意识形态转变之所以会发生，还因为自由技艺研究会被各种政治正统观念所腐蚀，这些观念既包括左派也包括右派的。为了让某种政治正统观念继续存在，必须阻止人们知道历史的细节，不能让其接触不同的观点：否则正统观念将经受不住来自数据的不断挑战。[2] 自由技艺的研究既需要知道历史，也需要了解许多思想和信念。传承一个学科的思想史与消除文化多样性的做法是背道而驰的——我从未见过哪位自由技艺教授相信某些统治怪兽试图清除之前的文化并从“零年代”开始的做法是对的。教授和博物馆馆长现在也许几乎全是左派，但他们的工作既不支持左派，也不支持右派，因为他们的工作超越了政治：除了自由技艺教授，其他所有人都会遗忘被创造出来的政治情境和政治热情，在这之后很久，唯有艺术、文学和音乐还有力量推动我们前行。
即便对于那些在许多方面或者很大程度上认同与主导政治观念持相同观点的人们，当代自由技艺的极端政治化也是让人沮丧的，因为政治讨论总是淹没其他重要的话题。然而，这种政治化也是暂时的：只要历史和文化被保存和传承下来，现在的政治热情终将会退去，并被取代。人们为了这些话题进行如此激烈的争论，为自己的党派努力地掌控学科权力，展现自由技艺的重要性和价值，对于支持自由技艺的人而言，能够注意到这些事实就是鼓舞人心的。如果自由技艺的确是过去时代毫无价值的遗物，可以被忽视，又无伤大雅，那么就不会有人这么在乎并为之争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