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皆人事，人事皆相对，相对难分对错。
——坤鹏论
我同哲学家坐在花园，他用手指着我们身边的一棵树，絮絮叨叨地说：“我知道，那是一棵树。”旁人来到，听闻此言，我对那人说：“这家伙没疯，我们只是在搞哲学。”
——维特根斯坦，《论确实性》
英国有句谚语：Much ado about nothing。
一般翻译为：“无事空忙”，而直译则是：“把太多的力气花在虚无的事情上”。
它和中文俗语“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基本一个意思。
高尔吉亚用三大命题要传达的真正深意是——巴门尼德、柏拉图这样探寻“存在”的哲学家都是“无事空忙”，吃饱了撑的，闲的！
所以，他倡导远离哲学，因为哲学那里既没有智慧，也没有真理，天下皆人事，人事皆相对，相对无对错，而学了实实在在的修辞学后，就能更好地说服人事中的关键——人，让人事向着自己希望的方向发展，这才是真功夫，真本事，真有用！
在介绍高尔吉亚时，坤鹏论多次提到了修辞学，这到底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呢？
相信大家和我一样，对它比较陌生，也不认为它有多么重要吧？
其实真相并非我们想的那样。
如果你活在十九世纪以前的西方，想要在政治、社会上崭露头角，修辞学是躲不过的必学课程。
本着不放过任何一个认知盲点，坤鹏论来为大家简要、系统地介绍一下修辞学。
一、修辞学到底是个什么鬼？
修辞学是语言学的一门学科。
“修”是修饰的意思，“辞”的本来意思是辩论的言词，后来引申为一切言词。
所以，修辞的本义就是修饰言论。
也就是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利用多种语言手段以收到尽可能好的表达效果的一种语言活动。
其实，自语言出现，人类就有了修辞的需要。
比如：修饰自己的文章、语言，吸引别人的注意力、加深别人的印象以及抒发情怀。
而修辞学则是通过有效的演讲和写作增加自己说服力和影响力的艺术。
二十世纪初以前的人们，主要学习的是各种社会科学，这些社会科学基本可以归结为两大类：
人际关系的处理；
实际问题的解决。
修辞学属于人际关系的处理，是通才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决定能否具有高效沟通能力的学问，是绝大多数著名历史人物共同学习的知识。
从亚里士多德时代到二十世纪早期，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都希望自己拥有强大的，以及令人信服的演讲和写作的能力，因此他们往往会花费数年时间学习修辞技巧。
不夸张地说，至少到十九世纪初叶，修辞学几乎完全控制了西方的政治文化乃至整个文化。
二十世纪初，人类教育发生了巨大改变，以学位为主的职业教育取代了经典的文科教育。
修辞学的训练也变成为语文学习中的一小部分，成为类似于排比、比喻、拟人等语句技巧，完全偏离了修辞学的本意。
其中的原因也可能是整个社会的需要，现代教育是工业革命的结果，是流水线的需要，社会教育的目的是打造螺丝钉，培养基本谋生技能，而不是个人成功。
相当讽刺的是，虽然现代教育将修辞学放到了非常次要的位置，但是在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沟通能力的要求却越来越高，有效的沟通和说服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是成功必不可少的条件。
于是，在高度工业化的社会中，成功渐渐成为了极少数人的专利，高超的沟通和演讲能力更是凤毛麟角。
二、修辞学发展简史——高尔吉亚与智者派
修辞学是伴随着语言文字自然而然产生的。
很久很久以前，美索不达米亚人和古埃及人都极度推崇雄辩家和富有智慧的演说者。
但是，修辞学成为一门学问还要归功于古希腊。
正是智者派、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的功劳，使修辞学获得了巨大而系统的发展，成为了一直流行到二十世纪初的一门系统性学科。
因此，古典修辞学诞生于雅典。
坤鹏论在前面曾介绍过，雅典率先实现了奴隶民主政治——每个雅典男性公民18岁后皆可参政。
只要是公民，就可以在市政大厅门前，说服别人给自己投赞成票，或是反对特定的立法。
当时一个人的政治成功主要取决于他的说服力和影响力，于是修辞和演讲就成了政治家必不可少的能力。
因此，学习修辞学成为了公民，特别是青年们的刚需，他们都愿意为此支付高昂的学费。
利益之下，有需求，就会有供给，当时即使是最小规模的学校都会开设修辞学课程。
不过，由于教师资源有限，所以学校们主要采取流动教师制度，而这些教师被称为智者。
智者们往来于不同的城邦，传授着如何在公共场所演讲和辩论的知识。
此阶段的修辞学主要教学内容有：诗歌分析、演讲结构定义以及论证风格的采用等；如何将一些薄弱的论据变强；如何消弱某些强大的证据等。
而且与现代修辞学注重语法和用词不同，那时的修辞学专指的是在演讲和辩论中使用语言的技艺。
可以说，任何活动都是以利益为基础的，智者派也不例外。
“谁给我面包，我为谁歌唱。”利益所指，人心所向。
他们将辩论的胜利放到第一位，关注风格和技巧，甚至不惜牺牲真理、正义、道德等。
他们宣称即使自己没有先验的知识，也能通过修辞技巧，借助于华丽的隐喻和聪明的文字游戏赢得任何的辩论。
历史公认的修辞学创始人是高尔吉亚。
但是，还有比较确凿的古代资料表明，修辞学的奠基人是恩培多克勒，高尔吉亚是他的学生。
关于恩培多克勒，坤鹏论在《读《高尔吉亚篇》 学苏格拉底的三段论（上）》讲过。
他是当时集政治家、诗人、演说家、预言家、医生、江湖术士和哲学家于一身，在普遍人眼中就是神一般的存在。
第欧根尼·拉尔修在其《文献证明》中写道：“恩培多克勒是一位医生和顶尖的演说家，而雷昂底恩的高尔吉亚精于修辞术，的的确确曾经是他的门生。”
同时，塞克斯都·恩披里克也说，亚里士多德曾在一部佚作中明确指出恩培多克勒是修辞学奠基人。
高尔吉亚生于西西里岛的雷昂底恩城，它是卡尔西狄斯人建立的殖民地，与雅典人算是亲戚关系。
公元前427年，高尔吉亚的母邦遭到叙拉古人的入侵，他被委派为领队前往雅典寻求援兵。
借这个机会，高尔吉亚在雅典公民大会上即席演说，技惊四座，其“新颖的风格使雅典人深感震惊”，让雅典所有重要的政治家和知识阶层深受影响。
完成使命后，他返回了西西里岛。
他一战成名，自此声名远扬，广泛游历于从雅典到德尔斐再到贴撒利的希腊本土世界，四处演讲并开班授徒，从而为他带来了不菲的财富，后来定居于雅典，据说精神矍铄地活到了109岁。
高尔吉亚不仅将修辞学带来到了雅典，还将阿提卡方言（就是古雅典希腊语，最类似于后来的希腊语）融入散文文学中。
“他那个时代杰出人物中具有语言才能的人。他第一个发明了修辞术，在辩论方面如此超越别人，以致一堂课要从其学生中收取一百米纳。”
这是比较中立的古希腊历史学家狄奥多罗斯的记载。
而像包括苏格拉底、柏拉图在内的高尔吉亚同时代人，以及很多后人普遍认为，他运用心理学和暗示的力量发展了欺骗术。
在修辞学方面，高尔吉亚进行了革新，引入了学自芝诺的悖论法，使他的辩论和说服如虎添翼。
他发明并运用了展示型（epideictic）演说的基本程式与演说风格。
这个在他的《海伦颂辞》得以充分体现，并且他在第一部分就交代了展示型演说的规则。
高尔吉亚还实践了智者发现并实践的“双重逻各斯”（duo logoi）与“反对话语”（antilogik）。
双重逻各斯指的是：任何一个命题，都有一个可以论证的、与之相反的命题。
反对话语则指：没有一种话语是不可以反驳的，没有一种话语是不可以论证的。
任何一种主张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理由——这是智者派从古希腊政治辩论、法庭实践以及日常生活中概括出来的修辞学的根本原理。
因此，在他们那里任何一种论题都可以被证明，而且可以被辉煌地证明，《海伦颂辞》就是这种学说的完美体现。
高尔吉亚还开创了现场即兴演说，在雅典他声称知道任何事情，可以就任何题材发表讲话，以至于“为了证明自己事事皆通……他一进雅典剧场就高叫‘给我个题目吧’”。
坤鹏论发现在介绍高尔吉亚时，国内的百科、文章都称其是谬论之父，而所谓谬论英文却是悖论的paradoxologia，显然，这是以讹传讹，我们都已经知道了，悖论之父是芝诺。
高尔吉亚不仅逻辑推理强，而且语言及文字造诣也极高，他的文章精雕细琢，随心所欲地运用各种听觉效果、大胆的形象语言和形式花样。
“他第一个在审议性讲话中使用过度的修辞手法，如反论、用词考究、大致相同长度的从句、韵律等。其才智引人瞩目……”狄奥多罗斯这样评价道。
但是，由于远远超出了后来的希腊人相对节制的风格品位，狄奥多罗斯继续补充说：“不过，靠谋篇新奇而博得嘉许之外，似乎有斧凿之痕，往往看来滑稽而过于矫揉。”
坤鹏论推荐大家找到其《海伦颂辞》读一读，最好是带有译注的。
这篇文章充分体现了修辞学文本的特性：说的依然是一面之辞，回避了所有对自己不利的证据，具有“狡辩”的特征。
《海伦颂辞》是高尔吉亚为海伦的平反之作。
海伦是宙斯与勒达之女，被称为“世上最美的女人”。
由于她和特洛伊王子帕里斯私奔，引发了特洛伊战争，因此被视为战争的祸首，与中国的妲己一样，一直是红颜祸水的代名词。
高尔吉亚认为，海伦走到特洛伊的原因不外乎四者之一：神的驱使、武力、爱情或被言语说服。
若是神的安排，海伦不应被怪责。
若是因为武力，则应是施加武力者被怪罪。
若是受爱情的影响，罪在不她，因为“如果爱情是神圣，有神的力量，人怎能抗拒？如果爱情是人共有的弱点，这不是罪过，而只是不幸。”
最后，若是言语说服她，也不能怪她，因为“言语有能力支配人，能以小成就大，也能止息恐惧、缓和痛楚、营造喜乐、博取同情。”
有人认为，高尔吉亚其实是将海伦作为修辞学的人格化身，它们相似之处在于：都很诱人，都不可靠，都有坏名声。
因此，他表面上是为海伦辩护，实则为修辞学正名。
在《海伦颂辞》中高尔吉亚对于语言或话语（logos）的说服功能的分析堪称绝世经典。
坤鹏论不得不感慨，他绝对是一个被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偏见给埋没的天才中的天才。
“话语是一种有力的主宰，只用微小乃至不可见的身体动作，便可产生神一样的效果。”
高尔吉亚认为，诗歌、魔咒、天文（占星）乃至哲学辩论，都是logos（语言、话语） ，因此都具有说服的功能。
“当说服给予语言以形式的时候，它也按其所欲形塑灵魂。”
“语言对于灵魂状况的影响，类似于药物对于身体，正像不同的药物让身体分泌出不同的体液，一些可以治病而另一些可能致命，在语言中，有些语言带来悲伤，有些言辞则带来快乐，有些造成恐惧，有些使人壮胆，还有一些用邪恶的劝说麻醉与迷惑灵魂。”
高尔吉亚指出，诗歌的力量在于韵律，作用于人的情绪，使人感同身受，不自觉地受到影响或感染。
神咒是第二种话语形式，是仪式、魔法与意见的结合，既作用于心灵引发情绪，也作用于肉体，使人沉醉于蛊惑之中，在快感中消除痛苦，从而达到控制的效果。
天文学（占星术）在天体与人的行为之间建立关联，解释者说出的只是自己的意见，但可以影响对象。
哲学辩论由一系列具有逻辑必然性的句子构成，虽然字斟句酌，但是无视真相，缺少诚意，一样也是被用来说服或取悦公众。
在高尔吉亚看来，语言或各种话语（那个时代最重要的话语就是：诗、神谕、天文或者占星话语以及哲学论辩) ，虽然体现语言在说服方面的巨大威力，但是，往往也起到诱惑（诗歌与神谕）或欺骗（占星与哲学论辩）的效果，比如：
神谕解释者名义上是解释神谕，其实说的是自己的意见；
占星者用一种意见代替另一种意见；
哲学论辩更是意见的竞争。
他认为，话语是生活的主宰，除了话语以外，我们无法与别人交流，且我们与别人交流的，只是话语而已。
“我们展示的只有logos，而logos并非实体或存在物，因此我们无法将存在着的存在物展示给我们的邻居；我们能展示的，只有logos，而它并不是事物。”
这就是高尔吉亚三大命题的最后一个——“即使认识，也无法表达”。
另一方面，他还指出，话语是不完善的，甚至是欺骗性的。
但是，这种不完善性与欺骗性，却构成了话语或交流的本性。
我们生活与交往在话语编织成的意见之网中，而这种意见甚至话语编织之目的，就是说服。
生活在话语中就是生活在说服与被说服中，也就是生活在欺骗与被欺骗之中。
这是人类无可逃脱的生存状态。
我们没有办法生活在一个没有欺骗（apate）话语中。
不过，apate（欺骗）这个词在高尔吉亚那里具有显著的重要性，他给予这个以往只具否定含义的词以肯定的或积极的特征。
高尔吉亚把他的修辞学建立在两个原则上：
——说服，是一种欺骗的形式；
——话语的力量，主要依赖于它的诗性特质。
高尔吉亚对西方古典修辞术的另一个贡献则为，根据雅典司法实践，奠定了法庭演说的基本程式，发明了纯粹推理的、以可能性为基础的辩护技巧。
这在他的《帕拉墨得斯的辩护词》一文中得到了经典体现。
这篇文章谈到了伦理和政治承担的问题，帕拉墨得斯是希腊神话人物，全希腊闻名的正直与智慧之人。
他因揭穿奥德修斯装疯卖傻以逃避参战而被奥德修斯陷害控以叛国罪而被处死。
二人的恩怨是一段故事，大家可以到找来看看，而特洛伊战争中著名的“木马计”就出自于奥德修斯。
高尔吉亚两个论证——“即使我希望那样做，也没有能力做到；即使有能力做到，也不希望那样做。”
第一，如果真要通敌叛国，必须双方见面讨论和交流。
但是：
首先，帕拉墨得斯并没有和敌人见面；
其次，就算见面语言也不通，无法交流。
再次，如果说到钱，谁送来的，还是出去接收的，这得有证人。
最后，就算见面了，交流了，收钱了，但通敌是一件很困难的事，还得有帮手，那么谁会是帮手呢？并没有！
因此，“我以任何方式做这些事情中的任何一件，都是完全不可能的。”
第二，利益（如地位、财富、名誉或保障等）是人们行动的动机。
帕拉墨得斯这样做是：
——为了统治吗？
不！不管是统治希腊人，还是统治外邦人，都是他做不到也不愿意的。
——为了财富和金钱吗？
不！他说他已经有适量的财富，无需巨额财富，因为对于自己这样的人，在拥有适量财富以后，主要精力应该用于获得荣誉而不是快感，但出卖祖国不可能可能获得荣誉。
——为了安全吗？
不！因为叛国者违反了法律，瓦解了正义，人神共怒，因此无安全可言。
——他也不会因为帮助朋友或家人，或因为要逃避恐惧与惩罚等，犯这样的罪。
因此，帕拉墨得斯纵然有能力做这种事情，也不会或不希望做，或没有动机做。
以上就是高尔吉亚在纯粹推理或假设的基础上，完成了看似无懈可击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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