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担忧当代个性将何去何从，可能显得有些过时。这好像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应该考虑的事情。“顺从一致”是半个世纪以前人们最大的烦恼。
现在，我们沉迷于“群体智慧”和“蜂巢思维”。网络本身正在产生超强的全球智能，这种集体思想比任何个人都更多元、更简要，也更综合。这不就是智能的基本特征吗？当然所有对群体的热爱与硅谷对知识产权的厌恶完全对应，事实就是整合“内容”比创造“内容”更赚钱。正是整合者控制了广告商，创造机会抓住消费者的眼球。
可以将狭义上的意识形态视为观念，并且是恰巧与其支持者的物质利益一致的观念。这种结盟为观念注入了更强大的精神力量，如果该观念的捍卫者保持清醒的意识，力量会更强大。他们的热情会对外产生感染力，被无利害关系者所接受，尽管这样显得很幼稚。
我有时会去本地的一所知名大学的图书馆里写作。像现在的许多大学一样，这所大学也致力于标榜自己走在潮流尖端。你买一杯咖啡，会赠你一个杯套。学校利用杯套上的空间宣传学生的成功事迹。一次，我拿到的杯套是宣传一名参加继续教育学习的学生，并配上了文字“硕士学位使她从作家升级为内容专家”。显然，这位年轻的女性从作家“升级”成为可以汇集他人作品的人。对我而言，这听起来更像是退步。在无数细节中，在任何一个看似琐碎的方面，这所文科大学都是在不假思索地重复硅谷的想法，这种想法可能会破坏学习人文科学的基础。套用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的话，这所大学已经成了“挖掘自己坟墓者的最佳同盟者”。6
杰伦·拉尼尔批评了这种思想，认为这是一种“新网络集体主义”，以维基百科等方式出现，并成为谷歌等公司的指导精神。拉尼尔2006年写到网络时曾说，“过去一两年的趋势是要去除人的痕迹，以便尽可能接近从网络中产生的内容，就如同是超自然的神灵在向我们说话”。他指的是“共识网络过滤器”，能够整合其他网站的材料，这些网站本身也是集合了其他网站的材料。我们现在阅读的是由集体算法层层衍生出来的内容，究其根源就是整合了一帮匿名业余作家所写的东西。
拉尼尔指出，这些变化不只局限于网络文化。迷恋集合，抬高集体，正对美国人如何做出决定产生深远影响，政府机关、公司企划部和大学无一幸免。作为一名顾问，拉尼尔曾被要求为了解决问题而测试一个想法或提出一个新想法。他说：“过去几年里，人们对我的工作要求发生了巨大变化。你可能会发现，我和其他顾问在填写调查问卷或调整编辑一篇集合而成的文章。”
拉尼尔认为，集体主义之所以在大型组织机构中受到青睐，是由制度原因引起的。如果原则是正确的，那么就不该要求个人承担风险或责任。这一点十分具有吸引力，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中，同时我们对责任充满恐惧，我们必须在不忠于任何人的制度中活动，更不用说任何低水平成员。每个害怕在其组织机构内说错话的个体，当躲到网络或其他集合中时都会感到更加安全。
在他自己参与这类程序的过程中，拉尼尔称他看到的是洞察力的丧失，不尊重审慎判断后的细微差别，越来越倾向于神化的官方制度或标准教条。
让我们将这一变化放入更大的环境中，就能更清楚地看到我们在其他情境中文化逻辑的延续性。随着20世纪80年代的里根－撒切尔改革，企业家形象逐渐成为我们的自我经济形象。个人主动性是个人价值的标准，所有的商业畅销书都认为层级制的商业公司顽固守旧。新的理想是每一名员工，由高到低，都应有企业家精神，并展示自治行为的优势。当然，员工现在也面临着企业家精神的危害：彼此间竞争的日益加剧，与别国员工之间更是如此。忠诚的概念被流动性所取代。对于职业生涯稳步积累的经验和专业知识的期待，被认为只是胆小怯懦罢了。对于工作的叙事模式分解为永恒存在的孤立片刻，每一刻都同样充满了机遇和不安全感。
20世纪80年代工人的离散化，为拉尼尔所提出的新集体主义扫清了障碍。当然，这听起来似乎矛盾，但托克维尔很久以前游历美国时就曾说过，这个矛盾存在于个人主义的核心。
托克维尔来到美国时，看到高度的流动性和机遇，这就是他所说的“民主社会状况”的一部分。尽管流动性和机遇带来了不少好处，但随之而来的还有不安全感：你可能一败涂地，也可能功成名就。在欧洲相对僵化的社会体系下，个人财产几乎不会发生巨大转变。这为形象管理提供了一定程度的自由。每天践行个人社会价值或表达正确观点，都不需要改变形象。托克维尔在欧洲看到了更大的思想自由，个体更加丰富的多样性。尽管对传媒业多加限制，但作者装模作样的自我审查仍然很少。
自我观念是变化的，因为它不受当前环境的影响，由民意调查公司与洛克和康德创造的脱离了“理性公民”的情境，依赖于某种人类主体。艾伦伯格曾这样说道，行动只来源于实现它并为它承担独立责任的主体。这种个人主义行为观难以与经历协调一致，比如你在百思买集团（Best Buy）总部担任中层经理。在这种情况下，因果关系链可能对你而言相当不明朗：在整个集团中，有一些事件正在处理，有一些正在做出决定，但你一无所知，因为这是由你的食物链上端来操作的。在《摩托车修理店的未来工作哲学》一书中，我写到了一些社会学发现，这一岗位上的工人用十分巧妙的方式规避责任，主要是语言尽可能模糊空洞，一旦情境所迫，便可以为自己重新解释保留最大的空间。显然这个新策略是为了躲在拉尼尔所说的“网络或其他集合”之中。的确，避而不说、退居后台是十分明智的，似乎你的思想和言语会导致把事情归咎于你。相反，人会选择表达目前主流的观点，同时配以必要的生动表现，即个人主动性。
注意，这些变化是否符合托克维尔的观点，即美国人思想的大众化是为了负担个人责任。为了应对与自我之外明确的权威责任所隔绝的感觉，自己失去了引导和支持，感到孤立无援。在这种情况下，你会寻求任何可以提供庇护的地方，然后发现人多就会有安全感。但现在你却发现自己受制于一个无形的权威：从集体中散发出一团灰色的迷雾，没人对此负责。很难看出这团迷雾是从哪来的，无法避免，也难以提出异议，就像健身房天花板扬声器中播放的音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