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1日，华为公司CEO任正非接受媒体采访，此前一周华为因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以及与谷歌暂停部分业务往来而引发大众关注，其在采访时的言论被网友热议，其中“华为是一家商业公司，对于华为的产品，消费者喜欢就用，不喜欢就不用，不应该把华为的产品和政治挂钩”和“要拥抱世界，要依靠全球创新”等言论引起很多人共鸣。
经济问题虽然一直以来都是国家间利益制衡的妙方，但全球化的今天，只有把经济与政治这两种不同物质分开看，我们的视野才会更清晰。娜奥米·克莱恩在《休克主义》一书中提到的“危机假说”，乃是以为世银和IMF拟订策略而闻名的经济学家威廉森提出的“主动制造严重的危机以推动休克治疗”的想法，揭示出90年代诸多国家经济恐慌背后的真相。2017年，娜奥米·克莱恩在youtube上的视频《Naomi Klein: How to Resist Trump's Shock Doctrine》（《抵抗特朗普的休克主义》）亦令人重新思考特朗普时代美国政客的动机与路径。
今天，在关于中美问题的信息纷繁难辨的情况下，要和大家共勉的是，与其迷茫，不如以知识为准绳，认清我们这代人的历史坐标，以一种新的视野格局去看世界。
（本文摘选自娜奥米·克莱恩《休克主义》）
1.萨克斯：为一个国家制造“经济危机”
2006年10月我访问萨克斯的那天，整个纽约市都笼罩在灰蒙的细雨中，街上每隔约五步就点缀着鲜艳的红色。刚好那一周是波诺(Bono)的红色商品计划(Product Red)盛大推出的时候，纽约市也感染了广告活动的气氛。抬头就能看到广告牌上巨大的红色iPod和阿玛尼太阳眼镜，每个公交车亭都有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或佩内洛普·克鲁兹穿着各种红衣服的海报，市内每家嘉普(Gap) 店面都全力配合产品推出，第五大道的苹果商店散发着玫瑰色的红光。“一件背心可以改变世界吗？”一则广告问。是的，可以，我们确信如此，因为其中一部分获利将捐给全球基金(Global Fund)，用以对抗艾滋病、肺痨和疟疾。“买到它停止！”波诺在几天前与奥普拉·温芙瑞(Oprah Winfrey)的购物狂欢电视轻播中这样宣称。
我有预感，那一周想采访萨克斯的记者大多数会想问这位超级巨星经济学家，对于用这种时尚新方法来筹募援助基金有什么看法。毕竟，波诺以“我的教授”称呼萨克斯，而我走进哥伦比亚大学的萨克斯办公室(他在2002 年离开哈佛大学)时，迎面就看见一幅两人的合照。在这么光鲜亮丽的慈善活动中，我感觉自己有点像是来搅局的，因为我想谈这个教授最不喜欢的话题，一个他曾在记者访谈中威胁要挂电话的话题。我想谈俄罗斯，以及那里到底出了什么差错。
萨克斯是在俄罗斯休克治疗一年后，才开始自己的转型，从全球震撼医生转变成全世界最敢言的援助贫穷国家运动者。这一转型多年来让他与正统派经济圈的前同僚与共事者冲突不断。就萨克斯来说，他本身没有改变——他一直致力于协助一些国家获得巨额援助和债务减免，以发展市场经济。多年来他认为有可能透过与IMF和美国财政部合作而达成这些目标，但当他来到俄罗斯现场，发现讨论的方向已经改变，而且面对的官员冷漠的程度令他大感震惊，导致他采取与华盛顿的经济官僚较冲突的立场。
以后见之明来看，俄罗斯无疑代表了芝加哥学派十字军演进的新里程碑。在早期1970年代和80年代的休克治疗实验室，美国财政部和IMF都希望至少获得表面上的成功——因为它们是实验，将成为其他国家跟进的典范。1970 年代的拉丁美洲独裁政府因为攻击工会和开放边界，而获得持续贷款的奖赏，即使部分背离芝加哥学派的正统思想也是如此，例如，智利仍然由国家控制全世界最大的铜矿场，还有阿根廷军政府慢动作的私有化。玻利维亚是第一个在1980 年代采用休克疗法的民主国家，因此获得新援助，部分债务也被免除——这发生在1990年代桑契斯进行私有化之前。在第一个采取休克疗法的东欧集团国家波兰，萨克斯毫无困难地取得巨额贷款，而且同样的， 最初的计划遭遇强力反对后，波兰的大规模私有化也放慢了进度，举步维艰。
俄罗斯不一样。“太多震撼，太少治疗”是普遍的看法。西方强权在要求最痛苦的“改革”上毫不通融，同时对回报俄罗斯的援助金额始终十分悭吝。连皮诺切特都曾以贫困儿童的粮食计划来缓冲休克治疗的痛楚，华盛顿的放款机构却觉得没有必要帮助叶利钦，反而把俄罗斯推入霍布斯式(Hobbesian) 的梦魇。
马格南摄影师 Lise Sarfati，90年代的俄罗斯
与萨克斯深入讨论俄罗斯并不容易。原本我想引导谈话跨越他刚开始的防卫。〔“我是对的，他们完全错了。”他告诉我。还有，“问桑莫斯，别问我；问鲁宾(Bob Rubin)，问克林顿，问切尼他们对俄罗斯的演变有多高兴”。〕我也想跨越他的沮丧。
(“我在当时是真的想做点事，结果证明徒劳无功。”)我的目的是想更了解，为什么他在俄罗斯会失败得这么惨，为什么萨克斯出了名的好运就在那个关键时刻用完了。
萨克斯现在说，他一抵达莫斯科就知道情势已经不太相同。 “我一开始就有预感......我从一开始就很生气。”俄罗斯正面临 “一个一级的总体经济危机，是我这辈子见过最严重最不稳定的危机 ”， 他说 。对他来说，唯一的对策很清楚：他为波兰拟订的休克治疗措施，“以便让基本市场力量尽快开始运作——加上巨额的援助。我想的是一年300亿美元，大致分成150亿美元给俄罗斯，150亿美元给各共和国，如此才能展开和平与民主的转型”。
我不得不说，只要牵涉到他在波兰和俄罗斯推行的严厉政策，萨克斯的选择性记忆确实众人皆知。在我们的访谈中，他不断美化他要求的快速私有化和大规模削减支出(简而言之，就是他现在拒绝使用的“休克治疗”，他辩称当时指的只有狭义的价格政策，而非改造整个国家)。根据他对自己角色的记忆，休克治疗只扮演不重要的角色，他几乎完全专注在募款上；他说，他为波兰拟订的计划是“稳定基金、赦免债务、短期财政援助，与西欧经济整合......叶利钦的小组要求我帮助他们时， 我提议的基本上是相同的事”。
萨克斯说法里的重要事实没有争议：争取巨额援助是他为俄罗斯规划的重心——这也是叶利钦屈从整个计划的动机。萨克斯说，他的蓝图是以马歇尔计划为本，即二次大战后美国拨给欧洲重建基础设施和工业的126亿美元(相当于今日币值的1300亿美元)的计划——这个计划普遍被认为是华盛顿最成功的外交行动。萨克斯说，马歇尔计划显示，“当一个国家陷于混乱时，你不能期望它靠自己以有秩序的方法站起来。所以，我对马歇尔计划最感兴趣的是......只需要不算太大的财政挹注，就可以为(欧洲的)经济复苏步上轨道奠定基础”。刚开始时，他相信华盛顿有同样的政治意愿，想把俄罗斯转变为成功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就像二次大战后对西德和日本的坚定承诺。
萨克斯相信他可以从美国财政部和IMF争取到一套新马歇尔计划，而且理由很充分。《纽约时报》在那段期间形容他“可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他记得在担任波兰政府顾问时，曾“一天内在白宫筹到10亿美元”。但萨克斯告诉我 :“当我提议为俄罗斯做同样的事时，白宫完全没兴趣。IMF的人只是瞪着我，好像我疯了。”
虽然叶利钦和他的芝加哥男孩在华盛顿不乏仰慕者，却没有人愿意拿出他们口头承诺的援助。这表示萨克斯要求俄罗斯推行激烈的政策，但他无法履行自己的承诺。就是在这时候，他开始近乎自我批判。“我犯的最大的个人错误，”萨克斯在俄罗斯的大挫败期间表示，“是对叶利钦总统说：‘别担心，援助马上会到。’我深信那些援助对西方来说太重要、太关键了，所以它不能像以前那样搞砸。”但问题不只出在IMF和财政部没有听萨克斯的话，也出在萨克斯还未得到任何保证前，就大力促销休克治疗——一场数百万人付出惨重代价的豪赌。
当我重新拿这些问题问萨克斯时，他重申自己真正的过失是误判华盛顿的政治气氛。他记得一场与老布什任内的国务卿伊格尔伯格(Lawrence Eagleburger)的谈话。萨克斯提出他的看法：如果任由俄罗斯的经济动乱继续沉沦，可能会引发没有人能控制的情势：大规模饥馑、国家主义复辟，甚至法西斯主义，对一个唯一过剩的产品是核武器的国家来说确实不智。
“你的分析或许很正确，但它不会发生。”伊格尔伯格回答。然后他问萨克斯：“你知道现在是哪一年吗？”
当时是1992年，克林顿即将打败老布什的美国大选年。克林顿竞选策略的核心是，布什忽略国内经济的破败，一意追求海外的光荣(“问题是经济，笨蛋”)。萨克斯相信俄罗斯是那场国内斗争的受害者。他也说，他现在知道还有别的因素：许多华盛顿的权力掮客仍在冷战。他们视俄罗斯崩溃为地缘政治的胜利，可以确保美国的超级强权地位。“我没有那种心态。” 萨克斯告诉我，听起来像一个童子军误入《黑道家族》(The Sopranos )的情节一样，而他也经常给人这种感觉。“对我来说， 那只是‘好极了，这是一个可怕政权的终结。现在，让我们真的来帮忙(俄罗斯人)。请大家投入所有力量......’现在回想起来，我相信在政策规划者的心里，那种想法是疯了。”
尽管遭受挫败，萨克斯并不觉得那段期间的俄罗斯政策是由自由市场意识形态所驱使。他说，那主要是“纯粹的懒惰” 造成的。他当时很希望来一场激烈辩论，谈谈到底是应该给俄罗斯提供援助，还是完全交给市场解决。但是他碰到的是集体冷漠。他说，他很讶异当时没有严肃的研究和辩论可供重大决策参考。“对我来说，最主要的原因是没有人努力。让我们至少花两天辩论这件事——但我们从未这么做！我没看到有人努力工作，‘卷起袖子，我们来认真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来搞清楚怎么回事’。”
当萨克斯谈论“努力工作”时，他是在回忆新政、大社会 (Great Society)和马歇尔计划的美好时代，当时来自常春藤联盟的年轻人围坐在桌边，卷起袖子，四周尽是空咖啡杯和成叠的政策文稿，大家针对利率和小麦价格争议得面红耳赤。这是决策者在凯恩斯主义最盛时期的行事风格，也是面对俄罗斯灾难“严重性”应有的做事方法。
但把放弃俄罗斯归咎于华盛顿的集体懒惰，对提供解释没有帮助。也许了解这段过程更好的方法是，以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偏好的“市场竞争”观点来看。当冷战如火如荼进行而苏联仍未解体时，全世界的人可以选择(至少理论上来说)他们想消费的意识形态；当时有两极，且两极间也有不少选项。这表示资本主义必须争取顾客；它必须能提供诱因；它必须是个好产品。
凯恩斯主义向来主张资本主义必须跟其他意识形态展开竞争。小罗斯福总统实施新政不仅是为解决大萧条的急迫问题， 也是因为在美国人民遭到放任式自由市场的蛮横打击后，一股要求采取不同经济模式的强大运动必须加以安抚。有些人想要激进的经济模式：在1932年的总统选举中，100万美国人投票给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候选人。愈来愈多美国人密切注意路易斯安那州的平民主义者参议员惠朗(Huey Long)，他主张所有美国人都应享有 2500 美元最低年收入的保障。小罗斯福在解释为什么在 1935 年把更多社会福利加进新政时，说他要“抢在惠朗之前”做这些事。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的工业家不情愿地接受小罗斯福的新政。市场锐利的锋刃，必须以提供公共部门就业，及确保没有人挨饿来软化——资本主义的存亡正面临考验。在冷战期间， 自由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免于这一压力。事实上，1950年代前后这段期间资本主义的成就，即萨克斯所说的“正常”的资本主义——北美洲的工人保障、退休金、公共医疗和国家支持最穷困的人民——是出于面对强大左派必须做出重大让步的务实需求。
马歇尔计划是这种经济大势下的终极武器。战后的德国经济陷入危机，大有淹没整个西欧的危险。同一时期，许多德国人被社会主义吸引，迫使美国政府选择将德国分裂成两半，而不愿冒让整个德国崩溃或转向左派的危险。在西德，美国政府利用马歇尔计划建立资本主义体制，其用意并非为福特汽车或西尔斯百货(Sears)建立快速获利的新市场，而是期待它的成功能造就繁荣的欧洲市场经济，消弭社会主义的吸引力。
到1949年时，这意味着得容忍西德政府的各种完全非资本主义的政策：国家直接创造就业、大举投资公共部门、补贴德国本地企业，以及强大的工会。美国政府当时采取的政策，是1990年代对俄罗斯或占领伊拉克时难以想象的，当时政府不顾大企业的反对而延迟开放外国投资西德，以便遭战争打击的德国企业能在复苏前避免竞争压力。“当时的判断是，让外国公司进入会像放任海盗劫掠一样。”以马歇尔计划的历史著作备受赞誉的作者卡罗琳·艾森博格(Carolyn Eisenberg)告诉我。
“现在与当时主要的差别是，美国政府没有把德国当成摇钱树。 他们不想激起民怨。当时普遍的看法是如果任由德国开放给劫掠者，将阻碍整个欧洲的复苏。”
艾森博格指出，这种政策并非出于利他主义。“当时苏联像一把上膛的枪，而德国经济陷于危机，还有一大群左派，他们(西方)必须尽快争取德国人民的认可。他们真的认为自己是在为拯救德国的灵魂而战斗。”
艾森博格对创造马歇尔计划的意识形态斗争的描述，道出萨克斯的工作中一个长期存在的盲点，包括他晚近值得称赞的争取大幅增加对非洲的支出的努力。这个盲点是，大规模的平民运动几乎从未被提及。对萨克斯来说，写历史完全是精英的事，只要用对技术官僚，执行正确的政策，就已足够。就像休克治疗计划是在拉巴斯和莫斯科的秘密地点草拟的一样，理所当然的，援助苏联300亿美元的计划也应只凭他向华盛顿提出浅显的理由就能实现。然而，正如艾森博格所指出，马歇尔计划的提出并非基于慈善，甚至也不是靠合理的论据，而是出于对民众反抗的恐惧。
萨克斯景仰凯恩斯，但他似乎对凯恩斯主义终于能在美国实现的原因不感兴趣：难缠、凶悍的工会的要求，以及声势日益壮大的社会主义者，使原本太激进的方案变成实实在在的威胁，进而使新政看来像是可接受的妥协。群众运动迫使不情愿的政府采用萨克斯鼓吹的做法，但萨克斯不愿承认这点却造成严重的后果。其中之一是，萨克斯看不到他在俄罗斯面对一个昭然若揭的政治现实：俄罗斯绝不会有马歇尔计划，因为正是俄罗斯的存在促成了马歇尔计划。在叶利钦宣布苏联解体时，那把迫使马歇尔计划形成的“上膛的枪”已经解除武装。少了它，资本主义突然可以堕落到最野蛮的形式，不只是在俄罗斯，而是全世界。苏联既已崩溃，自由市场现在已独占全球，这表示不再需要任何干扰其完美平衡的“扭曲”。
这就是对波兰人和俄罗斯人的承诺(亦即：如果接受休克治疗，醒来时他们将突然发现自己已经成为“正常的欧洲国家”) 的真正悲剧所在。那些正常欧洲国家(拥有稳健的社会福利系统、工人保障、强大的工会与社会医疗体系)的兴起是因为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和解，现在已不再需要。所有西欧的温和社会政策也陷于四面楚歌，就像它们在加拿大、澳洲和美国遭到围剿一样。这些政策不会引入俄罗斯，当然更不会获得西方资助。
基本上，这种摆脱一切束缚的解放，就是芝加哥学派经济学(或称作新自由主义，或在美国所称的新保守主义)：不是什么新发明，而是去除凯恩斯附加物的资本主义，处于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一套可以为所欲为的体系——不再需要努力争取我们这些顾客，可以反社会、反民主和恣意展现其粗鲁。只要共产主义仍是威胁，凯恩斯式的绅士协议就会继续存在；一旦这套体系崩垮，所有妥协的痕迹最后都可能被抹除，以便实现弗里德曼在半世纪前为他的运动设定的最纯正的目标。
这就是福山1989年在芝加哥大学的演说，夸张地宣告“历史终结”的重点：他并非真的宣称世界上已不再有其他思想理论，而只是说共产主义既已崩垮，不再有其他力量强大到能成为势均力敌的竞争者。
因此，萨克斯视苏联崩溃为摆脱极权统治的自由，准备卷起袖子开始帮忙，但他的芝加哥学派同僚却视之为不同性质的自由——终于可以摆脱凯恩斯主义，以及像萨克斯这些昧于现实的社会改革家的自由。从这个观点看，对俄罗斯袖手旁观虽令萨克斯愤怒不平，却不是出于“纯粹懒惰”，而是在实践放任主义：放手不管，不作为。所谓袖手旁观是指所有负责俄罗斯政策的人(从前老布什政府的国防部长切尼、财政部副部长桑莫斯，到IMF的费歇尔)确实有事可做：他们都在执行纯粹的芝加哥学派理论，让市场施展最狠的本事。俄罗斯比智利看起来更像这种意识形态的实践，预告了十年后同样的这一批玩家，将在伊拉克创造的“要钱不要命”(get-rich-or-die-trying)式的反乌托邦。
Jeffrey Sachs in Brazil。萨克斯，美国经济学家，专长于发展经济学，以担任拉丁美洲、东欧、前南斯拉夫、前苏联、亚洲和非洲的经济顾问而闻名。曾提出「休克疗法」（虽然他自己并不喜欢这个名称）做为玻利维亚、波兰和俄国经济危机的解决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