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我们谈的是战略侧翼，也就是战区的侧面；至于会战中从侧翼攻击（即战术上的侧翼活动），与此毫无关系，这点几乎无须特别说明。即使当战略上的侧翼活动在同战术上的侧翼活动在最后阶段合而为一时，我们也还是可以把二者明显地区别开来，因为它们之间从来就不存在互为结果的必然联系。
这种侧翼活动以及与此有关的侧翼阵地也都是人们在理论中用以炫耀自己的东西，而它们在战争中作用甚少。这并不是因为此种手段本身不能产生效果或为空想的产物，而是因为敌对双方通常在事先都会竭力防止受到这种威胁，无法预防的情况很少。然而，就是在这很少的情况下，该手段却往往能产生巨大的效果。也正是由于它能够产生这种效果以及在战争中可经常令人产生顾虑，故而在理论上对这种手段有一个明确的看法是十分重要的。尽管战略上的侧翼活动不仅适用于防御，同样也适用于进攻，但它毕竟同防御更接近些，因此应该将其视为防御手段之一。
在深入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提出一个简单但在以后的考察中却永远不可忽视的原则，即：奉命在敌人背后和侧翼行动的兵力不可能同时对敌人的正面发生作用。因此，无论是在战略上还是在战术上，如果认为深入敌后这一行动本身具有什么价值，那就是大错而特错。这种行动本身是没有价值的，只有当这种行动同其他条件联系在一起时，根据这些条件的好坏才能断定采取行动是否有利。我们现在主要就是来探讨这些条件。
首先我们必须把战略的侧翼行动区分为两种：一种仅仅对交通线构成威胁，另一种对退却线（也可能同时对交通线）构成威胁。
1758年道恩派遣别动队去拦截围攻阿里木次的普鲁士军队的运输队时，他显然无意阻止国王【39】向西里西亚退却，恰恰相反，他倒是希望能促使国王向那里退却而且他很乐意为国王让路。
在1812年的战事中，俄军主力在9、10两月派出的别动队也只是要切断其交通线，而并没有阻止敌人退却的意图。但是，摩尔达维亚军在契查哥夫指挥下向别烈津河推进，以及维特根斯坦将军奉命向西德维纳河畔的法军各军发动进攻，其目的却显然都在于阻止敌人退却。
我们举出这些例子仅仅是为了清楚地说明问题。
对交通线进行威胁是指袭击敌人的运输队、小股后续部队、通信员、个别来往人员以及小仓库等等，也就是将敌军用以维持战斗力和生活必需的一切东西作为袭击的目标。其目的在于通过这种活动削弱敌军，从而迫使敌军退却。
对敌人的退却线进行威胁，目的在于切断敌军的退路，因此只有当敌人真正下定决心退却时，这种威胁方能奏效。当然，倘若这种威胁使敌人感到了危险，那么它也能促使敌人后退。所以说假装威胁敌人退却线，也可以获得与威胁敌人的交通线同样的效果。不过，如前所述，所有这些威胁不能单靠迂回或兵力配置的几何形式，只有具备了合适的条件，这些威胁才能产生效果。
为了更清楚地了解这些条件，我们把这两种侧翼行动分开来研究。现在首先研究对交通线的威胁。
在此我们必须首先提出两个主要条件（要对敌人交通线构成威胁，必须具备这两个条件中的一个）。
第一个条件是：威胁敌人的交通线的兵力无须过大，其数量应保证抽出这些兵力以后对正面进攻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第二个条件是：敌人已经面临进攻进程的终点，已经没有能力再取得新的胜利，或者已没有能力对我退却军队进行追击。
尽管第二个主要条件决不像乍一看那样少见，但我们还是暂时把它搁下，先研究与第一个主要条件相关的一些条件。
这些条件列举如下：第一，敌人的交通线较长，几支精锐的守备部队不足以掩护；第二，从位置上看敌人的交通线暴露在我军的威胁之下。
敌人交通线暴露的情况可能有两种，一种可能是他的交通线的方向没有垂直于其军队配置的正面；另一种可能是他的交通线在我们的领土上通过。如果这两种情况结合在一起，那么暴露程度就更大。对这两种情况都必须加以详细的分析。有人也许会认为，如果军队掩护的是一条长四五十普里的交通线，那么在交通线末端配置的军队其正面处在同交通线垂直还是成斜角的位置并不十分重要，因为军队配置正面的宽度对这条交通线说来仅仅是一个点。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如果进攻者的交通线同军队的配置垂直，那么防御者即使兵力占显著优势，它派出的别动队也难以切断对方的交通线。有人提出进攻者要绝对地掩护某一地区是困难的，他们也一定不会相信这种说法，而是认为，要抵御优势敌军可能派出的一切部队以掩护己方背后，即自己的后方区域，一定是很困难的。实际上，只有当战争像纸上谈兵那样能悉知一切时，情况才是如此——也就是说掩护部队会像盲人一样不知道别动队将在哪些地点出现，而别动队却能看到一切。如果考虑到战争中的所有情报既不完全可靠又非全面、且敌对双方都不断地在暗中摸索，那么就可以想象到从敌军侧翼绕到背后去的别动队的处境，他们就如同一个人跑进黑暗的房间里同许多人打斗一样，时间久了就一定会遭到毁灭。因此，当敌军的阵地同交通线成垂直时，对它进行迂回（即接近敌军而远离己方军队）的部队，时间久了也一定会被消灭。这样，不仅有损失大量兵力的危险，而且部队本身也会很快地失去锐气。设想进行迂回的部队只要有一个遭遇不测，其余的就会丧失胆量，于是人们再也不会看到勇敢的袭击和大胆的挑战，而只能看到不断逃窜的场面。
因此，如果军队配置的正面垂直于交通线，那么只要利用对方上述困难就能够掩护与自己距离最近的一段交通线，而且根据兵力的大小，这段距离可相当于二三天的行程。这一段交通线是最容易受到威胁的地方，因为它离对方最近。
与此相反，如果军队的配置处于与交通线成大角度的斜线上，那么距离军队最近的这段交通线就不能得到安全保障。即使对方施加最小的压力，进行一次威胁不大的行动，也会立即击中他的要害。
那么，为什么部队配置的正面方向会出现与交通线不垂直的情况呢？因为我军的正面是根据敌军的正面决定的。同样敌军的正面又是根据我军的正面决定的。这里出现了一种相互作用，我们必须探求这种相互作用的根由。
假设进攻者的交通线为ab，防御者的交通线为cd，它们之间的位置关系是，若两线延伸便可形成一个钝角。显然，如果防御者在两线的交点e处配置军队，那么从b点出发的进攻者单凭几何关系就能迫使防御者采取面向进攻者正面的防御配置，从而使防御者暴露其交通线。防御者若在d点附近配置军队，情况则相反。这时，进攻者如果受到种种地理条件的严格限制，不能随意变换战线的位置（例如改在ad线上），他就只得采取面向防御者正面进攻的方案。由此可见，防御者在这一系列的相互作用中首先占据了有利地位，因为他只需要在两线交点的这边占领阵地就可以了。我们之所以再来考察这个几何要素，仅仅是为了把问题完全弄清楚，决不表明会过分重视它，恰恰相反，我们确信，当地的情况，尤其是具体情况对防御者的配置起着更大的决定作用。因此，要笼统地判明双方中的哪一方会被迫更多地暴露自己的交通线是根本不可能的。
如果双方交通线的方向是完全相对的，那么采取斜角配置的一方当然就会迫使另一方也这样做，在这种情况下，利用几何要素是得不到任何好处的，双方受益和受害的程度是相同的。
因此我们在以下的考察中仅将一方暴露其交通线的事实作为依据。
交通线的第二个不利因素是，交通线在敌国领土上通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敌国的民众已经武装起来，就好像敌人的一支部队在我们的整个交通线上活动，那么，交通线会受到怎样的威胁就显而易见了。这些敌对力量虽然本身很薄弱，既不集中，又无强大威力，但是，我们应该考虑到在漫长的交通线上一处接着一处地受到敌人的袭扰和威胁将会产生什么后果。这一点是无需进一步分析的。此外，假设敌国民众没有武装起来，甚至这个国家没有后备军队或其他军事组织，乃至民众非常缺乏尚武精神，即使我方处于这些有利条件下，但仅凭他们对本国政府的臣属关系对我们的交通线也是非常不利的。敌军的别动队很容易同居民取得联系，他们熟悉当地的人情地貌，能获取各种情报，并得到地方当局的支持。这些有利条件对别动队的小规模活动具有决定性意义，而且任何别动队都无需特别费力就可以得到这些有利条件。同时，在一定的距离内总不会没有要塞、江河、山地或其他隐蔽地形，只要我们没有正式占领那些地方并在那里配置守备部队，那些地方就永远属于敌人。
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还有其他条件时，进攻者的交通线即使垂直于己方配置的正面，仍然有可能受到防御者别动队的威胁，因为这些别动队不需要返回主力部队，它们只要躲入本国腹地就能得到足够的掩护。
由此可见，进攻军队的交通线在下列三种主要情况下可能被防御者以相当小的兵力切断：
（1）交通线的距离相当长；
（2）交通线与军队配置的正面成斜角；
（3）交通线通过敌方的领土。
最后，要想使切断敌人交通线产生影响，还需要有第四个条件，这就是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使敌人交通线中断。关于这一点的理由请参阅第五篇第十五章里叙述过的有关内容。
但是，这四个条件仅仅是概括了这一问题的主要方面，同这四个条件相联系的还有很多当地的和具体的条件，那些条件往往比这几个主要条件本身还重要，且起的作用还大得多。为了使人们能够注意这些具体条件中最主要的几点，我们仅提出如下几项：道路的状况，所通过的地区的地形，可以用来作掩护的江河、山脉和沼泽地，季节和气候，个别重要的运输队（例如攻城辎重）、轻装部队的数量等等。
因此，统帅能否有效地威胁敌人的交通线取决于所有这些条件，把这些条件对双方的影响作一个比较，就可以判断出双方交通线的状况孰优孰劣。双方统帅中哪一个能在切断交通线方面胜过对方，完全取决于这种对比。
这个问题论述起来好像极为烦琐，但在具体情况下却往往一眼就能决定。当然，要做出这种决定还需要有熟练的判断力。有些批判者认为，不需要说明什么具体理由，仅凭迂回和侧翼活动这两个词就可以说明问题。为了知道应该怎样反驳这类常见的愚蠢的看法，我们必须考虑这里所阐述的一切。
现在，谈谈进行战略上的侧翼活动所需要的第二个主要条件。如果敌军停止前进不是由于我军的抵抗，而是由于任何一个其他原因（不管是什么原因），那么我军就不必担心派出大量部队会削弱自己兵力了。这是因为，这时即使敌军真正想发动一次进攻来报复我们，我们只要避开它就可以了。1812年俄军主力在莫斯科附近的情况就是如此。不过，并不一定要有1812年战事中那样大的空间和兵力才可造成这种情况。在最初的几次西里西亚战争中，腓特烈大帝在波希米亚或者摩拉维亚的边境便遇到了这种情况。在统帅和他们的军队可能遭遇的各种复杂情况中，会有许多原因使他们不能继续前进，其中特别是政治方面的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用于侧翼活动的兵力可以大些，因此其他条件就不一定要那么有利，甚至敌我双方交通线的状况也未必一定要利于我方；而且在这种状况之下敌人从我们的继续退却中得不到特别的好处，与其说他有力量对我们进行报复，不如说他必须更多地考虑直接掩护自己军队的退却。
因此，当人们不想通过会战（因为他们认为会战过于冒险）而想利用一种不像取得一次胜利那样辉煌但危险却较小的手段来获得成果时，采取上述方法是最合适的了。
在这种情况下，占领侧翼阵地即使暴露了自己的交通线也不会有很大的危险，而且每次占领侧翼阵地都可以迫使敌人的配置与其交通线斜交，所以使敌人的交通线与其部队配置的正面成斜角是不难的。其余条件和其他有利因素的促进作用越大，侧翼活动就能取得越好的效果，其他有利因素越少，就越要依靠高超的指挥技巧和迅速准确的行动。
这里是实施战略机动的真正场所。在七年战争期间的西里西亚和萨克森，在1760年和1762年的各次战事中，都多次出现过此类战略机动。在战争的原始威力很弱的战争中之所以频繁出现这种战略机动，当然并非每次都是由于统帅已经面临进攻路程终点的缘故，而是由于他缺乏果断、勇气和敢作敢为的精神，并且害怕负责任，这一切是阻止他前进的真正阻力。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回忆一下道恩元帅的例子就够了。
如果我们要把这些考察归纳成一个总的结论，那就是侧翼行动在下列情况下最有效：
（1）在防御中；
（2）在战局临近结束时；
（3）特别是在向本国腹地退却时；
（4）同民众武装相结合时。
关于对交通线威胁的实施问题，我们只简单地说几句。
这些行动必须由精干的别动队完成。别动队可以分成若干小队，进行大胆的机动，袭击敌人兵力不大的守备部队、运输队、来往的小部队。它们可以鼓舞民兵并与民兵协同行动。这样的小队主要在于队的数量多，而不在于每队的兵力多，其编组必须保证可以集中几个小队进行规模较大的战斗，而且不至于因各队指挥官的自负和专断而过分妨碍集中。
现在，我们还必须谈一谈对退却线的威胁。
在此问题上，我们必须特别注意在本章开始就已经提出的原则，即：奉命在敌人背后进行活动的部队不可能同时对敌人的正面发生作用。因此，不应把在敌人背后或侧翼进行的行动视作力量本身的增加，只能看做是力量的使用效率得到了提高。所以，一方面是效率提高了，但另一方面危险性也增大了。
任何一种武力抵抗，只要不是直接的和简单的抵抗，要提高它的效果就必须以牺牲安全为代价。侧翼行动就是如此，不论是用集中的兵力从某一面威胁敌人侧翼，还是用分割的兵力从几方面包抄敌人，要提高效果都必须以牺牲安全为代价。
但是，如果切断敌军退路不是单纯的佯动而是实际行动，那么，只有进行决定性会战，或者至少创造决定性会战所必需的一切条件，才能真正解决问题。但是，正是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同时包含着较大的成果和较大的危险两种可能性。因此，一个统帅必须在占据种种有利条件时，才有理由采取这种行动。
在研究这一抵抗方式时，我们必须把前面提到的两种方式区别开。第一种是，统帅企图用整个军队从背后进攻敌人，这种进攻或者从（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占领的）侧翼阵地发起，或者通过正面迂回进行；第二种是，统帅采取兵分两路包围的部署方案，一部分在敌军背后行动，另一部分在敌军正面行动。
在上述两种情况下行动效果的加强程度是相同的，或者是确实地切断敌人的退路，从而俘虏或击溃敌人大部分兵力，或者是迫使敌军为了逃避危险而大幅度地后退。
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可能增加的危险性却不一样。
如果我们用全部兵力迂回，那么危险只在于暴露了己方的背后，因此这时一切都取决于双方退却线的对比情况。就像在类似情况下威胁敌人交通线时一切取决于交通线的对比情况一样。
倘若防御者在自己国内，那么不论在退却线上还是在交通线上所受的限制肯定都比进攻者小，所以他更有能力进行战略迂回。然而，这个一般的对比还不足以作为建立有效方法的依据。因此，只有具体情况下的总体对比才起决定作用。
我们还能补充的有：宽阔的地区自然比狭小的地区有更多的有利条件；独立国家比依赖外国援助的弱小国家有更多的有利条件，因为依赖外国援助的国家其军队首先必须考虑同援军会师的地点；最后，在战局临近结束，进攻者的进攻力量已经削弱时，情况对防御者最为有利；所有这些与对比交通线的情况时大体相同。
1812年，当拿破仑的进攻力量衰竭的时候，俄军占领从莫斯科到卡卢加的道路上的侧翼阵地就非常有利。
但是，假如在德里萨野营的俄军在战局开始时占领这种侧翼阵地，而又不能在紧要时刻明智地变更计划，那么就会陷入十分不利的境地。
采取另一种方式，即以分割的兵力进行迂回和切断退路是危险的，因为我军兵力分散，而敌人由于占有内线之利，兵力集中，能以优势兵力将我军各个击破。因此，使军队处于无法挽救的不利地位的重要原因只有下列三个：
（1）兵力本来已经分散，但又不愿意消耗太多的时间来改变这种状态，因而不得不采用这种方式；
（2）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占有巨大优势，因而采取了这种有决定意义的方式；
（3）敌人到了进攻路程的终点，已经缺乏进攻力量。
1757年，腓特烈大帝指挥军队呈向心状进攻入侵波希米亚，虽然他的目的不是把正面进攻同战略上的背后进攻结合起来（至少，这不是他当时的主要目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其他场合作更详细的说明），但是无论如何，很明显他在入侵波希米亚以前不会把兵力集中在西里西亚或者萨克森，因为如果这样他会失去出其不意带来的一切有利之处。
联军在作1813年战事第二阶段的部署时，由于在兵力方面占有很大的优势，考虑用主力袭击拿破仑的右翼即易北河畔的军队，因而把战场从奥德河移到了易北河。至于他们在德累斯顿附近遭到的挫折，并不能归咎于总的部署，这个挫折是战略和战术上一些具体部署不妥当所致。他们在德累斯顿附近本来可以集中22万人来对付拿破仑的13万人，这个兵力对比是非常理想的，就连后来在莱比锡附近的兵力对比（285∶157）也不过如此。诚然，拿破仑采用了独特的防御方式，把兵力平均地分配在一线上（在西里西亚以7万人对抗9万人，在马克以7万人对抗11万人），但是，如果他不完全放弃西里西亚，而要在易北河畔集中一支能同联军主力决战的兵力是无论如何也难以办到的，更何况联军可以让弗腊德指挥的军队推进到美莱茵河畔，以期试探一下能否切断拿破仑通向美因兹的道路。
1812年，俄军终于敢派摩尔达维亚军开往沃伦和立陶宛，以便接着向法军主力的背后推进，因为完全可以肯定莫斯科将是法军进攻的终点。在这次战事中，俄军丝毫不担心莫斯科以东的领土，所以他们的主力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自己兵力薄弱。
富尔将军最初制定的防御计划就曾包括这样的兵力部署。根据这项计划，巴尔克来指挥的军队应该固守德里萨营垒，巴格拉齐昂指挥的军队应该进到法军主力的背后。但是同一个措施在两个不同时期所产生的结果却是多么不同啊！在战事初期，法军兵力比俄军大两倍；而到了后期，俄军却比法军强多得多。在初期，拿破仑的主力足以打到莫斯科，也就是说他的进攻力量足以超越德里萨80普里，而在战事后期，它就不能从莫斯科再前进一步。战争开始时，法军的退却线至涅曼河畔不过30普里，而到了后期却长达112普里。同样在后期实施的对敌军退却线的威胁卓有成效，但要是在战争初期就实施，恐怕难免会变成最鲁莽和愚蠢的行为。
对敌人退却线的威胁（如果不仅仅是佯动的话），就意味着正式进攻敌人背后，似乎还可以再谈下去，但是这一点放在《进攻》一篇中谈更为妥当，所以我们到此为止。而且我们认为，只要已经说明进行这种抵抗所需的条件就足够了。
但是，当有人企图通过对退却线的威胁来迫使敌人退却时，通常主要考虑的是佯装行动而不是实际行动。假如每一次有效的佯动都必须以完全能够实施的实际行动为基础（乍一看这似乎是理所当然的），那么佯动就会在一切条件上同实际行动毫无差别。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在《佯动》一章【40】里将看到，佯动的确是同一些其他条件结合在一起的，关于这一点，请参阅那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