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把向本国腹地的主动退却看做是一种特殊的间接抵抗。采用这种抵抗方式时，与其说是用我们的剑消灭敌人，不如说是让敌人通过劳累拖垮自己。因此，在向本国腹地退却的情况下，防御者或者根本不准备进行主力会战，或者把主力会战推迟到敌军的兵力已经大为削弱以后再进行。
凡是前进中的进攻军队，其兵力都会由于前进而遭到削弱。这一点我们将在第七篇中更详细地研究，但在这里我们必须先提出这一论断。我们之所以能够先谈到这个论断，是因为战史上每一次长途前进的战事都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如果防御者没有战败，他们的军队尚未受挫而是锐气十足在进攻者前面主动地退却，加之通过不断的、适当的抵抗使进攻者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使得进攻者的前进不是追击却变为一种不断的艰苦的推进，那么进攻者在前进中所遭到的削弱就会增大。
从另一方面看，如果防御者是在一次会战失败后退却的，那么他遭受的损失要比主动退却时大得多。即使我们假定他能够对追击者进行逐步的抵抗，也至少要遭受与主动退却时同样大的损失，何况还要算上在会战中的损失。而且，这种假定同实际情况是大不相符！即使是世界上最好的军队在会战失败后被迫向本国腹地退却，也要蒙受巨大损失。如果像我们现在谈到的情况中假定的那样，敌人占有显著的优势并且像在出现在历次现代战争中的那样进行猛烈的追击，那么防御者的退却就极有可能变为真正的溃逃，其结果通常是军队彻底覆灭。
所谓适当的、逐步的抵抗，是指退却者的抵抗每次只能进行到战斗尚未完全失去均势时为止，要及时放弃所保卫的地方，以保证自己不致在战斗中失败。这样的抵抗可以导致进攻者的兵力损失至少和防御者相同。虽然防御者中往往会有人在退却中不可避免地被俘，但进攻者由于必须经常在不利的地形条件下作战，所以会有较多的人死于火力之下；防御者在退却中固然要完全损失自己的重伤员，但进攻者同样也要暂时丢下他的重伤员（他们通常需要在医院里住几个月）。
因此，敌对双方在这种不断的接触中所受到的损失大体上是相同的。
追击战败的军队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种情况下，退却者由于在会战中兵力受损，队形被打乱且士气受挫对退却产生了忧虑，因而很难进行上述那样的抵抗，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根本不可能进行抵抗。至于追击者，在前一种情况下他们会十分谨慎，前进时甚至会像盲人一样小心翼翼地探索着周围的一切，而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会以胜利者的坚定步伐、幸运者的大胆和勇士的自信勇往直前，而且他越是不顾一切地勇往直前，就越可以加速事态向既定的方向发展，因为那里是各种精神因素充分发挥作用的领域，在那里精神因素的力量的不断增长和扩大是不受物质的有限数字和尺度束缚的。
由此可见，当军队在不同情况下到达可以看做进攻者进攻路程终点的地方时，双方的对比情况将多么不同。
上面所说的只是相互杀伤的结果。除此之外，进攻者还要算上在其他方面遭到的削弱（关于这一点，正如已经说过的那样，请参阅第七篇）。在大多数情况下退却者能够得到增援，这些增援的部队可能是通过外援得到的，也可能是经过自己不断的努力重新建立的。
最后，退却者和前进者之间在给养方面的差别也很大，前者往往绰绰有余，而后者却少得难以维持。
退却者可以在他将要到达的一切地方储备物资，而追击者的一切却必须从后方运来。只要他们在不断前进，那么哪怕交通线很短运输也是很困难的，因此，他们从一开始就会感到物资缺乏。
退却者将优先利用当地所能提供的一切，而且多数情况下把它们消耗殆尽，只留下一些空无的村庄和城市、践踏过的收割完庄稼的田野，以及汲干了的水井和污秽的溪流。
前进的军队往往从第一天起就要为取得最急需的物资而奔波。这时根本不可能指望得到敌人的储备物资，即便偶尔得到某处的储备物资，也纯属偶然，或者是出于敌人重大的失误。
毫无疑问，在幅员辽阔和交战双方兵力悬殊不大的情况下，防御者采用这种退却方法可以造成对自己有利的兵力对比，使自己比在边境附近决战时更有把握获胜。这样，不仅胜利的可能性会因兵力对比的变化而增大，而且胜利的成果也会因态势的变化而增大。对进攻者来说，在边境附近的一次会战中遭到失败同在敌国腹地的一次会战中遭到失败是多么不同！何况，进攻者到达进攻路程的终点时还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即便会战中取得了胜利也不得不退却，因为他在这时既没有足够的进攻力量来利用和发展胜利成果，又无法补充已损失的兵力。
因此，是在进攻路程的起点同进攻者进行决战，还是在进攻路程终点同他们决战，有很大差别。
除了上述几个优点以外，这种防御方法还有两个缺点：第一，国土会随着敌人的入侵而受到损失；第二，退却会在精神上给人们造成不良影响。
决不能将保持国土不受损失作为整个防御的目的，只有缔结一个有利的和约才是目的。防御者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尽可能有把握地缔结这个和约，为此，不可吝惜眼前的任何牺牲。但是，即使国土的损失没有决定性意义，也不能不权衡利弊，因为损失国土总要涉及到防御者的利益问题。
这种损失对军队不会产生直接影响，只是或多或少地产生间接影响，可是，退却本身却可以直接增加军队的力量。所以，要衡量这两方面的利弊是困难的，因为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它们没有接近或共同之处。我们只能说：如果必须放弃的是一个富饶而人口稠密的地区和一些大的商业城市，那么损失就大些。如果在那里做好一半的或完全做好准备的战斗手段也随之丧失，那应被视做最大的损失。
第二个缺点是精神方面的影响。统帅常常必须克服这种影响坚定地贯彻自己的计划，同时必须顶住那些目光短浅和胆小怕事的人所起的妨碍作用。但是，这种影响并不会因此成为无须重视的幻象。它不是一种只对某一点起作用的力量，而是一种以闪电般的速度浸入人心和削弱民众及军队的一切活动的力量。向本国腹地退却有时固然也能很快为民众和军队所理解，甚至能够加强他们的信心和希望，不过这并不多见。通常的情况是，民众和军队连退却是主动的还是被迫的都分不清；至于采取这种计划是出于聪明地预见到了确实的利益还是迫于敌军的武力，那就更分不清了。看到被放弃的地区所面临的命运，民众就会产生同情和愤懑情绪，军队就很容易丧失对指挥官的信任，甚至对自己也失去信心，而在退却过程中不断进行的每次后卫战，都会一再增加军队的这种忧虑。因此对退却导致的这些后果不应该置之不理。当然，一个民族敢于公开地应战，使进攻者遇不到守护神，而且不付出惨重的代价就不可能越过这个民族的边境，这种做法本身似乎更合情合理，更直截了当、更高尚、也更符合民族的气节。
以上就是这种防御的优缺点，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这种防御所需要的条件和一些有利于这种防御的条件。
主要和根本的条件是国土辽阔，或者至少是退却线较长，因为几天的行军显然不能使敌人显著削弱。1812年，拿破仑的中央兵团在维帖布斯克附近是25万人，到斯摩棱斯克成了18.2万人，到了博洛季诺附近减少到12万人，也就是说它同俄国主力兵团的兵力相等。博洛季诺距离国境90普里，但俄军直到在莫斯科附近时才开始占据绝对优势。这个绝对优势引发的变化结果是非常稳固的，以致法军在马洛亚罗斯拉韦次的胜利都不能使之发生任何重大的改变。
任何其他欧洲国家都没有俄国那样辽阔的国土，而且只有极少数的国家会有长达100普里的退却线。但是，像1812年法军这样庞大的兵力在其他时候也是不多见的。双方兵力对比像这次战争开始时那样悬殊的情况就更为少见，当时法军兵力超过俄军一倍以上，而且还占有决定性的精神优势。因此，在这次战争中经过100普里才达到的目的，在其他情况下也许只须50普里或者30普里就能达到了。
有利于这种防御的条件是：
（1）农作物不多的地区；
（2）忠诚而尚武的民众；
（3）气候恶劣的季节。
对敌人来说，这一切都会在维持军队方面增加难度，迫使他们组织庞大的运输队、派遣大量部队执行繁重的勤务、感染各种疾病，而对防御者来说，这一切却便于进行从侧翼行动。
最后，我们还必须谈谈对这种防御产生影响的军队绝对数量的问题。
不论同对方的兵力对比如何，一支小型部队的力量一般说要比一支大部队的力量先衰竭，因而它的进攻路程自然不可能像一支大部队那样长，它的战区范围也不可能那么大。因此，军队的绝对数量和这支军队能够占领的地区之间仿佛有一种固定的比例关系。诚然这种比例关系不可能用数字表示，而且在其他影响下会经常发生变化，但我们只要清楚在这些事物的本质最深处存在这样的关系就够了。率领50万人可以进军莫斯科，但是，即使兵力对比对自己很有利，率领5万人无论如何也不能向莫斯科进军。
现在，假设军队的绝对数量同占领地区的面积的比例在上述两种情况中是一样的，那么数量越大的敌军在我们的退却中所遭到的削弱无疑也就越大。
一是军队越庞大，给养和宿营就越困难，因为部队所占有的地区即使同部队的数量以同样的比例扩大，军队也决不可能完全在这些地区获得给养，而且从后方运来的物资会遭到较大的损失。军队可以用来宿营的也决不是整个地区，而只能是该地区的很小一部分，这部分地区也不会随军队数量的增加而成比例地扩大。
二是军队越庞大，前进就越慢，走完进攻路程所需要的时间就越长，前进中每天损失的总数也就越大。
3000人追击2000人时，在一般的地形条件下不容许退却者以每日一二普里至多三普里的速度后退，也不会容许他们隔一定时间停下来休息几天。要想追上他们，攻击他们并把他们逐走，只要几个小时就可以了。但是，如果双方军队的数量各增加100倍，那么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前一种情况下用几小时就可以取得的战果，现在也许需要一整天甚至两天。这时，每一方都不可能集中在一个地点，因而军队的各种运动和行动都变得更为复杂且需要更多的时间。但是，这时对进攻者的处境更为不利，由于他们的给养比退却者更困难且不得不在比退却者更宽的正面上推进，所以经常有在某一地点遭到退却者优势兵力袭击的危险，俄国人在维帖布斯克就曾企图进行这样的袭击。
三是军队的数量越大，每个人消耗于战略和战术上的日常勤务的体力就越多。一支10万人的军队每天都要出发和行军，一会儿休息，一会儿继续前进，一会儿战斗，一会儿要做饭或者领取食品，而且在来自各方面的必要情报齐全之前它又不能宿营。这支军队在这些辅助活动上花费的时间，通常要比5万人的军队多一倍，但是对于双方来说一昼夜都是24小时。军队由于人数不同，走完一日行程所需要的时间和疲劳程度的差别有多大，这点我们在前一篇第九章【41】中已经谈过。当然，不论是退却者还是进攻者，都要忍受疲劳，但是后者要忍受更多，因为：
（1）根据我们前面的假设，进攻者兵力占优势，因而其人数较多。
（2）防御者用不断放弃土地作代价换取了经常保持主动的权利，以便让敌人受他们支配。他们可以预先作好计划，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计划不致被破坏。进攻者却只能根据防御者的配置情况制定计划，他们往往只有通过事先的侦察才能知道这种配置情况。
为了使人们不致认为我们的论述同第四篇第十二章矛盾，我们必须提醒一句，这里所指的被追击者，是没有遭到失败的，连一次会战也未曾失败过的被追击者。
但是，使敌人受我们支配的这个权利，在赢得时间和增加力量方面，同在争取某些次要利益方面是有差别的，时间越长，这种差别就越大。
（3）退却者一方面尽一切努力使自己容易后退，派人改善道路和桥梁条件，选择最适合的宿营地点等等；另一方面，他们又竭力设法使追击者难以前进，派人破坏桥梁，使那些本来不好的道路在自己的军队通过后变得更加难以通行，占据最好的宿营地和水源地使敌人不能利用等等。
最后，我们还必须指出，民众作战也是一种对这种防御特别有利的条件。这个问题我们还要在专门一章里论述，因此在这里不作详细分析。
至此，我们谈到了向本国腹地退却的各种优点，谈到了它满足要付出的代价和必须具备的条件。现在，我们还想大致探讨以下它的实施问题。
我们要探讨的第一个问题是退却的方向问题。
退却应该退向本国腹地，也就是说，应该尽可能地退往这样的地点，在那里敌军的两侧被我们控制的区域所包围。这时，敌人就处于各方的威胁之下，而我们却不至于有迫被离开本国领土主要部分的危险。如果我们选择的退却线离国境太近，就有遇到此类危险的可能。假如1812年俄军不向东方而向南方退却，就会陷入这样的险境。
这是这种退却行动的目的所在。至于退往国内的哪个地点最好，做出选择时的意图应为直接掩护首都或另一个重要地点，还是引诱敌人离开通往该地的方向，以及应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这种意图，都取决于当时的情况。
假如俄军在1812年的退却计划是预先策划好的，即完全是有计划的，那么他们当然可以从斯摩棱斯克往卡卢加方向退去，在那种情况下，莫斯科很可能完全免遭蹂躏，然而俄军却是在退出莫斯科后才选择了这条路线。
法军在博洛季诺附近约有13万人，假如俄军是在从斯摩棱斯克通往卡卢加的半路上进行那次会战，那么没有任何根据可以说法军在那里的兵力会多一些。在这种情况下法军能从这支部队中抽出多少兵力派往莫斯科呢？显然很少。这样少的兵力人们是不会把它派到50普里（从斯摩棱斯克到莫斯科的距离）以外的像莫斯科那样的一座城市去的。
拿破仑经过几次战斗以后，到达斯摩棱斯克附近时兵力约有16万人，假如当时他认定在进行主力会战以前可以冒险向莫斯科派遣一支部队并为此抽出了4万人，而只留下12万人对付俄军主力，那么这12万人到会战时就可能只剩下9万人左右，也就是说比到达博洛季诺附近时少4万人。这样，俄军就有多出3万人的优势了。如果以博洛季诺的战况作为衡量的标准，可以说俄军凭借这种优势可能成为胜利者。无论如何，计算结果表明，对俄军来说，在这种情况下的兵力对比较之在博洛季诺附近的兵力对比要有利得多。但是，俄军的退却并不是按照深思熟虑的计划进行的，他们所以退得那么远是因为每当他们想进行会战时总感到兵力不足。他们的一切给养和各种补充都在莫斯科到斯摩棱斯克的路上，在斯摩棱斯克时任何人都不可能考虑放弃这条道路。此外，在俄国人的心目中，即使在斯摩棱斯克和卡卢加之间取得一次胜利，也决不能抵偿敌人占领无人掩护的莫斯科所造成的损失。
1813年，假如拿破仑明显地偏向侧方，即占领大体上位于布尔戈尼厄运河后面的阵地，并且在巴黎只留下几千人和大量的国民自卫军，那么他也许能够更有把握保证巴黎不受侵袭。联军要是知道拿破仑率领10万人在奥塞尔的话，就决不会有勇气向巴黎派遣一支5—6万人的部队。相反，假如联军处在拿破仑的位置上，而且他们的敌人就是拿破仑，那么恐怕谁也不会建议联军放弃通向本国首都的道路。要是拿破仑占有当时联军那样的优势，他就会毫不踌躇地冲向首都。尽管情况完全一样，但是精神状态不同，结果就会大相径庭。
我们还想指出，在向侧翼退却时，无论如何必须使首都或者企图通过这一退却避免战祸的其他地点保持一定的抵抗能力，以免遭到别动队的占领和抢掠。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就谈到这里，以后在论述战争计划时还要涉及。
但是，我们还必须考察一下这种退却方向的另一个特点，即突然变换方向。俄军在到达莫斯科以前一直按照一个方向后退，其后他们就离开了这个可能把他们引向弗拉基米尔的方向，先往梁赞方面继续撤退，然后转往卡卢加方向。假如俄军必须继续后退的话，那么他们当然就会沿着这个把他们引到基辅的新方向继续退却，也就是又接近敌国边境了。至于法军，很明显即使他们这时比俄军还具有显著优势，也不可能维持这条经莫斯科绕了个大弯的交通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仅必须放弃莫斯科，而且还非常可能要放弃斯摩棱斯克，也就是说必须让出好不容易才占领的一些地方，而不得不满足于占领别烈津河西岸地区。
当然，这时俄军也会陷入不利的态势，它可能处于同本国的主要部分隔开的境地，这同他们在战争之初就向基辅方向撤退时可能陷入的不利态势一样。但事实上俄军在这种情况下没有陷入不利态势，因为法军只有不绕道莫斯科就到达基辅情况才会完全不同。
突然变换退却线的方向，在幅员辽阔的条件下是极为可取的，它显然会带来以下的巨大利益：
（1）己方改变了方向，敌人就不可能保持原来的交通线，而要确定一条新的交通线常常是件困难的事，同时敌人只能逐步改变自己的方向，他多半必须一而再地寻找新的交通线。
（2）这样一来，双方又都接近了边境，进攻者不能再依靠自己的阵地掩护已占领的地区，而很可能要放弃它们。俄国是一个幅员异常辽阔的国家，在那里两支军队完全可以进行这样的角逐。
如果有其他有利条件，在面积较小的区域内变换退却方向也是可能的，这只能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
诱敌深入的方向一经确定，我们的主力当然就应该沿着这个方向退却，否则敌人就不会派他的主力向这个方向前进，即使敌人的主力真的向这个方向前进，我们也无力迫使他们受制于受上述所有条件。因此产生了一个问题，即防御者应该把全部兵力集中在这个方向上退却，还是应该以大部分兵力向侧翼退却，也就是进行离心的退却。
对此我们必须说，离心的退却本来就是不足取的，理由如下：
（1）防御者采取离心退却时兵力将更为分散，而防御者把兵力集中在一点上，恰好是进攻者最感棘手的事情。
（2）防御者采取离心退却时，敌人将占有内线之利，他的兵力比防御者集中，因而可能在某些地点上占优势。诚然，如果防御者暂时采取不断退避的方法，这种优势就不那么可怕，但是，采取不断退避的方法的前提是能经常威胁敌人而自己不致被各个击破，但在这种情况下被敌人各个击破却是很可能的。此外，向本国腹地退却还应造就一个条件，即主力必须逐渐取得能够进行决战的优势，而在兵力分散的情况下，就不大可能确有把握做到这一点。
（3）兵力较弱的一方总的说来不宜对敌人采取向心的行动。
（4）这样的兵力部署会使敌人的部分弱点完全消失。
远距离进攻的主要弱点是交通线长和战略侧翼暴露。如果防御者采取了离心方向的退却，迫使进攻者分出一部分兵力在侧面构成正面，那么进攻者的这部分兵力本来只能用于对付同它对峙的军队，而此时却还附带地完成了其他任务——掩护了一部分交通线。
因此，仅就退却的战略效果而言，采取离心方向的退却是不利的。但是，如果这是为以后威胁敌人的退却线做准备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提醒大家回顾一下前一章的论述。
只有一个目的可以促使防御者采取离心退却，那就是只有采取这种退却方式才能保障某些地区的安全，否则这些地区就很可能被敌人占领。
根据进攻者兵力的集中地点和前进方向，根据双方各地区、要塞的位置关系，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相当准确地预见到进攻者前进路线两侧的哪些地区将被占领。把兵力配置在敌人多半不会占领的那些区域，可以说是一种危险的兵力浪费。至于防御者在进攻者多半会占领的那些地区配置一部分兵力是否能够阻止进攻者的占领，恐怕难以预测，这在很大程度上要仰仗熟练的判断能力。
俄军在1812年撤退时，曾把托尔马索夫指挥的3万人留在沃伦，准备用来对付可能侵入这个地区的奥军。这个地区面积广大，地形较复杂，进攻这个地区的敌军并不占优势，所有这一切都是俄军可以期待在靠近边境的该地区战胜敌军，至少可以在边境附近固守的理由。这样做此后带来了诸多利益，关于这些我们不想多谈。此外，即使当时想把这些部队及时调往主力那里，实际上也几乎办不到。这一切有力地促使俄国人把该军留在沃伦独立作战。与此相反，如果根据富尔将军制定的战争计划，仅仅让巴尔克来的军队（8万人）向德里萨退却，而把巴格拉齐昂的军队（4万人）留在法军的右翼，以便尔后从背后攻击法军，那么人们一眼便可看出，巴格拉齐昂的军队不可能固守在立陶宛南部，换句话说，这支部队不仅不能在法军背后多保留一块更接近于法军的土地，反而会被具有压倒优势的法军主力所歼灭。
就防御者的利益而言，本来应该尽可能地少放弃领土，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这始终是一个非常次要的目的。显然，敌人由于受到我们的限制而使用的战区越小，或者越狭窄，它的进攻就越困难。但是，这一切却要以一个条件作基础，即这样做一开始就要有成功的把握，而且不致因此使主力受到重大削弱，因为防御者在这种情况下主要想寻求的必然是最终决战，他的主力迫使敌军主力处于窘迫的境地是使敌军下决心退却的首要原因，并且是使敌军退却时大量增加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损失的首要原因。
因此，向本国腹地的退却通常应该由尚无败绩和没有被分割的兵力来实施，而且应该直接在敌军主力的前方尽可能缓慢地进行，同时，要通过不断的抵抗迫使敌人经常处于备战状态，迫使敌人忙于采取战术和战略上的预防措施而大大消耗力量。
如果双方在这种状态下到达了进攻者前进路程的终点，那么防御者只要有可能，就应该占领处于这条前进路线斜角线上的阵地，并利用自己掌握的一切手段威胁敌人的后方。
1812年的俄国战事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这一切现象，而且像透过放大镜一样显示了这些现象的后果。虽然这次退却不是一次主动的退却，但完全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考察它。假如俄军像现在这样知道那种退却确实会取得那样的成果，同时假如他们需要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再进行那样的退却的话，那么那些在1812年绝大部分是无意中做过的事情，现在他们会毫无疑问地主动并有计划地去做了。然而，如果认为在幅员不如俄国辽阔的地方就不会也不可能出现此类行动的实例，恐怕也是不正确的。
在任何情况下，无论采取这种抵抗方式遇到哪些困难，只要战略进攻未经决战就因军队维持方面的困难而遭挫败，只要入侵者被迫后退（不管入侵者的损失是大是小），这种抵抗方式的主要要求就已经达到，它的主要效果也就达到了。腓特烈大帝1742年在摩拉维亚的战事，1744年在波希米亚的战事，法军1743年在奥地利和波希米亚的战事，布朗施威克公爵1792年在法国的战事，马森纳1810—1811年在葡萄牙的冬季战事，均属一类情况，只是范围和规模较之要小得多而已。此外，这种防御方式很多情况下只发挥了部分作用，也就是说，即便不是全部结果，至少也有一部分应归功于我们这里所确定的原则。不过，我们不再详细论述这些作用了，因为要谈就必须说明各种情况，就会谈得太远。
在上述俄国和其他各次战事中，尚未在进攻路程的终点发生决定胜负的会战形势就发生了剧变。但是，即使不期待能有那样的效果，通过这种抵抗方式也可能造成致胜的兵力对比，这仍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而且，这种胜利能迫使敌军后退，敌人的退却所造成的损失通常会像物体在一次撞击之后按落体定律降落一样不断增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