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能否产生和怎样才会产生作战双方都不是进攻者的战争，即双方都没有积极意图的战争这一问题，我们将在最后一篇中详细研究。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研究这种矛盾现象，因为对每个战区来说，我们只有从它同整体的关系中，才能找到解释这种矛盾的种种理由。
然而，除了在不求决战的战局中没有必然的决战焦点之外，在战史上我们还可以看到许多这样的战局，在这些战局中并不是没有进攻者，即并不是没有积极意图，只是积极意图很弱，以致进攻者不是不惜任何代价地追求自己的目的，所以他并不一定进行决战，而只满足于在当时情况下可能获得的利益。在这种战局中，进攻者或者是不追求任何确定不移的目标，而只想得到时间给他带来的利益，或者虽然有一个目标，但只在有利的情况下才去追求它。
这样的进攻者抛开了追求目标严格的必然性，而几乎像一个流浪汉那样在战局中动摇不定，左顾右盼地企图偶然地拣到廉价的果实。这样的进攻同防御没有多大差别，因为进行防御的统帅也可以获得这样的成果。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准备在《进攻》篇中对这类战局作进一步的哲学考察，在这里只提出一个结论：在这种战局中，进攻者和防御者都不求决战，因而决战不再像拱门上的拱心石那样是一切弧线的终点，决战不再是所有战略行动必将采取的最终步骤。
只要我们读过各个时代和各个国家的战史，我们就会知道，这类战局不是仅占一般多数，而是多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其他类型的战局倒好像是例外。勿庸置疑的是，即使将来这种情况会有所变化，这类战局仍然会很多。因此，我们在研究战区防御时必须考虑此类战局。我们在这里就想强调的是这类战局最显著的特点。现实中的战争大多处在两种不同的倾向之间，有时更接近这种，有时更接近那种，因此我们只有考察这种种特点产生的阻力所引起的战争的绝对形态的变化，才能认清这些特点的实际作用。我们在本篇第三章【42】里已经说过，等待是防御优于进攻的最大优点之一。在实际生活中原本就很难做到让一切行动都符合实际情况，在战争中就更难做到了。人的认识不够完善，人们害怕不利的结局，影响行动发展的偶然事件又很多，由于这些因素的作用，常常有许多按当时情况应该采取的行动实际上并没有被采取。同人类其他活动相比，在战争中人的认识显得更不完善，人们会遇到更大的危险和更多的偶然现象，因此，战争中人们犯的错误（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的话）也势必要多得多。这正是防御者可以坐得其利地获得果实的原因所在。我们把占领地区在作战上特有的重要意义同这一经验结合起来，就产生了“占有者得利”这条原则，它在和平时期的诉讼斗争中一样被看做是神圣的原则，正是它代替了决战（在以打垮敌人为目的的所有战争中决战是整个行动的焦点）。这条原则起着非常大的作用，当然，这里不是说它能促使人们采取行动，而是说它能给按兵不动和服务于按兵不动的一切行动提供依据和理由。如果不寻求也不期待决战，就没有理由放弃任何一点国土，因为只有在决战中才可以为了换取某种利益而放弃某些国土。因此，防御者总是想要保住、守护住所有的国土，或者尽可能多地保住、守护住国土，而进攻者则力求尽可能多地占领对方的国土，占领在不进行决战的情况下所能占领的一切，在这里我们只谈前者。
进攻者可能占领防御者没有派军队守护的任何地方，这样，等待的利益就转为进攻者所有。因此，防御者总是力图直接守护住一切地方，并等待敌人来进攻守护部队。
在进一步探讨防御的特点以前，我们必须先谈谈《进攻》一篇所提及的进攻者在不求决战时通常追求的目标。这些目标是：
（1）在不进行决战的条件下，占领对方大片国土。
（2）在上述同样的条件下，夺取大仓库。
（3）占领没有守护的要塞。虽然围攻要塞是一种比较艰巨的、常常要付出很大力量的行动，但是它不会带来什么灾祸，因为人们在最不利的情况下可以放弃这一行动而避免受到重大实际损失。
（4）最后，进行有限意义上的战斗并夺取战斗的胜利。进行这种战斗无需冒很大的危险，但也不会获得很多的利益。这种战斗在整个战略纽带上不是会产生重大结果的那部分，它或者为了战斗本身，或者是为了获取战利品以及为了赢得军人的荣誉。当然，为了这样的目的，人们就不会不惜一切代价地进行战斗，而只会等待偶然出现的有利时机，或者通过巧妙的行动来创造机会。
针对进攻者的这四个目的，防御者可采取下列手段：
（1）把军队配置在要塞前面来对要塞进行守护；
（2）扩大防御正面以掩护国土；
（3）如果正面的宽度不足以掩护国土，则应向侧方行军，迅速赶到敌人前面去拦阻敌人；
（4）避免进行不利的战斗。
很明显，防御者采用前三种手段的意图在于：让敌人采取主动，而自己充分利用等待的利益。这种意图完全符合事物性质，一概地否定它是非常愚蠢的。决战的可能性越小，这种意图就越强。尽管从军事行动的表面上看，在战局的一些不起决定作用的小规模行动中，活动往往还相当积极，但是上述意图却永远是这类战局的最本质的基础。不论是汉尼拔还是非比阿斯，不论是腓特烈大帝还是道恩，只要不寻求决战也不等待决战，他们就都遵循这一原则。至于第四种手段，则是为前三种手段服务的，是它们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
现在，我们较详细地研究一下这几种手段。
防御者为了掩护要塞不受敌人攻击而把自己的军队配置在要塞前面，这初看起来似乎有些不合理，似乎是一种多余的举动，因为修筑要塞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它独立地抵抗敌人的进攻。但是，在现实中我们却经常看到采取这种措施的情况。在作战中就是这样，往往看来最普通的事情却是最难以理解的。可是，有谁敢仅仅根据这种表面上的矛盾，就把千万次出现过的情况都说成是错误的呢？既然一再反复地出现这种情况，就证明它一定有一个深刻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人们精神上的软弱。
如果我们把军队配置在要塞前面，那么敌人不打败我们的军队就不能进攻要塞。这样一次会战就是一次决战，如果敌人不寻求决战，那么他就不会发起会战，所以我们不用会战这把剑就可以保住自己的要塞。因此，当我们估计敌人不一定寻求决战时，就要等待敌人发动决战，因为敌人很可能是不愿意决战的。如果事实同我们的估计相反，敌人准备向我们发起进攻，那么我们在大多数情况下还可以退到要塞后面。由于我们可以采用这一手段，因而把军队配置在要塞前面就更没有什么危险了。在这种情况下，不付任何代价地维持现状是完全可能的，而且这决不会带来丝毫的危险。
如果我们把军队配置在要塞后面，那么我们就恰好给进攻者提供了一个有利的目标。如果要塞不是很大，那么进攻者即使毫无准备，无论如何也会围攻它。为了不让敌人攻占要塞，我们就必须赶去增援，这样一来，我们的活动就积极主动起来，本来在向自己的目标前进的围攻要塞的敌人却反而成了占有者。经验告诉我们，事物性质决定着事情必然这样转变。我们已经说过，进行围攻并不一定会遭致灾祸。甚至通常不敢发起会战的，最软弱、最不果断、最消极的统帅，只要能够接近要塞，即使只有野炮，他也会毫不犹豫地进行围攻，因为在最不利的情况下，他还可以放弃这个行动而不致受到实际的损失。另一方面，大多数要塞只要被围，在某种程度上就有可能被进攻者用强攻或某种特殊手段攻破，因此防御者在预测可能会发生的情况时，决不可忽略这一点。
把这两种情况对比一下，防御者当然会认为，在较好的条件下进行会战，不如根本不进行会战。所以在我们看来，把军队配置在要塞前面这种习惯的做法是很自然，很简单的。腓特烈大帝用格洛高要塞抵抗俄国军队，用施魏德尼茨、尼斯和德累斯顿等要塞抵抗奥地利军队时差不多都沿袭着这个习惯。但是贝费恩公爵在布雷斯劳采用这种方法时却失败了。假如当时他把军队配置在布雷斯劳后面，也许就不会遭到攻击。但是，当腓特烈大帝不在布雷斯劳时，奥地利军队占有优势，只有腓特烈大帝来到布雷斯劳，奥军才会失去这一优势，这种情况表明，在布雷斯劳进行决战决不是不可能的。因此，普鲁士军队在布雷斯劳的配置地点是不合适的。如果贝费恩公爵不是害怕奥军炮击布雷斯劳这个存有储备品的要地（假如遭到炮击，他就会受到国王的严厉指责，因为国王在这种情况下决不会公正地考虑问题），他一定会把军队配置在布雷斯劳的后面。对于公爵试图通过占领布雷斯劳前面的筑垒阵地保住要塞的做法，人们在事后是不应该横加责备的，因为，卡尔·冯·洛林公爵在当时很可能只满足于占领施魏德尼茨，在可能受到普鲁士国王进攻的情况下，他也很可能停止前进。因此，对于贝费恩公爵来说最好的办法应该是不进行真正的会战，当奥军开始进攻时就把军队撤到布雷斯劳后面，这样既可以得到等待的利益，又不会承受很大的危险。
在这里，我们给防御者把军队配置在要塞前面的做法找到了一个重要而有力的理由，并且证明了它的正确性。尽管如此，我们仍需要提出一个次要的但更为直接的理由，不过，仅仅靠这个理由是不够有说服力的，因此它不起决定性的作用。这个理由就是军队常常把最近的要塞作为储备品的仓库。这种做法既方便又有许多好处，因而一般说来统帅都不愿意从较远的要塞运送必需品，或把必需品放置在没有防御工事的地方。既然要塞成了军队的仓库，那么，在某些情况下把军队配置在要塞前面就是完全必要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是很自然的。但是，我们清楚地看到，一些没有远见的人容易过分重视这个直接的理由，而它并不足以解释已经出现的所有情况，而且也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重要理由。
不通过会战就夺取一个或几个要塞，是不求大规模决战的所有进攻者的很自然的目标，而防御者的主要任务则在于阻止敌人实现这一目标。所以我们看到，在有许多要塞的战区内，几乎一切运动都是围绕这些要塞进行的，进攻者运用种种策略力图出其不意地接近某一要塞，防御者则力图通过有准备的运动很快地阻止敌人接近要塞。从路易十四到萨克森元帅，几乎所有的尼德兰战局都贯穿着这种特点。
关于掩护要塞的问题就谈这么多。
扩大军队配置正面以掩护国土，这种手段，只有在存在着大的地形障碍的条件下才可以考虑。采用这一手段而设立的大大小小的防哨，只有以坚固的阵地为依托才具有一定的抵抗能力。通常，阵地上很少出现足够的天然障碍物，所以必须通过人工筑城加以补充。不过，应该认识到，用这种方法在某一点上所进行的抵抗只能看做是一种相对的抵抗（参阅《战斗的意义》一章），而不能看做是绝对的抵抗。当然，这样的防哨也有可能不被敌人击破，而且在个别情况下能够取得绝对的结果，但是在众多防哨中，任何一个个别防哨同整体比较起来都显得软弱无力，它可能受到敌人优势兵力的攻击，因此不能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个别防哨所进行的抵抗上。防御者用这种方法扩大军队的配置正面，只能相对地延长抵抗时间，不能获得真正的胜利。但是就这种防御的总目的和总任务来说，个别防哨能起到这种作用也就足够了。如果不怕发生大规模决战，也不怕敌人为了战胜整体而不停地前进，在这样的战局中，防御者利用防哨进行战斗就不会面临什么危险，哪怕最后防哨并不能守住，情况也是如此。在这种场合，进攻者除了夺得这个防哨以及一些战利品外，很少能得到其他利益。进攻者的这种胜利对整个防御不会有进一步的影响，也不致动摇防御者的基础，致使防御体系像许多堵墙壁一样跟着溃塌下来。对防御者来说，在最坏的情况下，即整个防御体系因某一个防哨的丢失而遭到破坏的情况下，他仍然有时间集中自己的军队，用全部兵力向进攻者表明决战的态度，而根据我们的前提，进攻者是不求决战的。因此通常在防御者集中了兵力以后，进攻者就不再继续前进，双方的行动也就结束了。防御者的全部损失是一些国土、人员和火炮，而这些也是进攻者所满足的成果。
如果防御者估计到，进攻者可能或者非常可能因胆怯而谨慎地行动，他不想遭受太大的损失，因而不敢进攻我们的防哨，而只可能停在我们防哨的前面，那么，我们认为，防御者即使在不利的情况下，也不妨采取这种防御冒一冒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记住，我们假定的进攻者是一个不敢冒险追求大的胜利的敌人，对这样的敌人来说，一个中等的但很坚强的防哨就可以阻止他继续前进了。即使进攻者肯定可以攻破这个防哨，他也会考虑：为此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同攻破防哨可能带来的利益比较起来，这个代价是否过大。
上述情况表明，从整个战局的角度来看，防御者在宽大正面上用许多并列的防哨进行强有力的相对抵抗，这可以取得满意的结果。为使读者在战史中能立即找到这种战例，我们要指出，这种扩大正面配置的手段多半出现在战局的后半期，因为这时防御者才真正了解到进攻者这一年的意图和情况，而且进攻者原有的一点冒险精神这时也已经消失了。
在扩大正面配置以掩护国土、仓库和要塞的防御战斗中，所有大的地形障碍，如大小河流、山脉、森林和沼泽等等，当然都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并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关于这些地形障碍的利用，可以参阅我们前面的论述。因为地形要素有着头等重要的意义，所以军队特别需要通常被认为是司令部所特有的那些知识和活动。司令部一般说来是军队中书写最多的部门，所以在历次战局的战史中较多地记载着地形的运用问题。同时，也产生了这样一个相当自然的倾向，力图把运用地形的问题系统化，并以历史上的个例作为根据，从中找出适用一般情况的办法来。不过，这种努力是徒劳无益的，因而也是错误的。即使在比较消极和更局限于某一地区的战争中，情况也各不相同，必须区别地对待它们。因此，关于这些问题，即使是最好的、最有说服力的回忆录，也只能帮助我们了解这些问题，而不能提供某种规定。这些回忆录事实上又成了战史，不过这种战史涉及的只是战争所特有的某一个方面。
尽管司令部的这种活动（人们通常认为这种活动是司令部所特有的）是必要的，也是值得重视的，但我们必须警惕经常可能产生的擅越职权的行为，因为这往往对大局不利。司令部中最高层人物处在重要位置，这常使他们对其他人，首先是对统帅有着主导性的影响，这样就很容易产生一种片面性的思维习惯。结果统帅除了山脉和隘路以外，其他的就一概看不到了，就只能依靠已成为第二天性的这种习惯来决定采取何种措施了，而这种选择本来是应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的。
例如在1793年和1794年，当时普鲁士军队司令部的灵魂、著名的山脉和隘路专家格拉韦尔特上校，曾使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统帅（不伦瑞克公爵和米伦多夫将军）采取了完全相同的作战方法。
很明显，沿着一道险要地带建立的防线往往形成的是单线式防御。在多数情况下，用这种防线直接掩护战区的整个正面必然会导致单线式防御，因为大多数战区都很大，而在战区内进行防御的军队本身的战术配置却很小。但是，由于受条件及设施的限制，进攻者只能沿着一定的主要方向和道路行动，即使面对着最消极的防御者，远离这个方向和道路也会造成很大的不便和不利，因而在大多数情况下，防御者只需要守护这些道路左右几普里或几日行程宽的地区就足够了。要想守护成功，防御者只要在主要道路和接近地带设置防哨，在各道路之间的地区设置监视哨就可以了。当然，在这种情况下，进攻者可以派一个纵队从两个防哨之间通过，并有计划地从几个方向对某一防哨进行攻击。因此，防御者必须妥善安排这些防哨的配置，使它们或者在侧面有依托，或者构成侧面防御（即所谓钩形防御），或者可以得到后方预备队和邻近防哨的支援。这样一来，防哨的数量可以大大减少，一支进行这种防御的军队通常只需分为4—5个主要防哨。
为了掩护某些距离过远但又多少受到威胁的主要接近地，可以确定一些特殊的防御中心，它们构成了大战区内的小战区。七年战争时，奥地利军队的主力在下西里西亚山区常常配置成四五个防哨，而一些在某种程度上独立的较小的军在上西里西亚也采取与此类似的防御体系。
防御者采取这种防御体系时，越是不直接地掩护目标，就越要借助于运动和积极的防御，甚至采取进攻手段。某些部队可以作为预备队，此外，每个防哨都应该可以抽出兵力支援其他防哨。支援的办法是：或者真正从后方赶去加强和恢复消极的抵抗，或者攻击敌人的侧翼，甚至威胁敌人的退路。如果进攻者不是真正攻击防哨的侧面，而只是企图占领一个阵地以威胁防哨的交通线，那么上述防御者的预备队就可以真正攻击这部分敌军，或者威胁敌人的交通线以进行报复。
由此可见，尽管这种防御的主要基础是非常消极的，但它必须具备一些积极的手段，通过对这些手段不同方式的利用以应付各种复杂的情况。人们通常认为运用积极手段最多，甚至运用进攻手段的防御是较好的防御。但是，这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地形的特点、军队的素质以至统帅的才能，另一方面，这也容易使人们对运动和其他积极的辅助手段寄予太大的希望，而过分忽视利用险要的地形障碍进行地区防御的重要性。至此，我们认为，关于扩大防御正面的问题已经说清楚了，现在我们要谈谈第三种辅助手段，即迅速向侧方运动赶到敌人前面去拦阻敌人。
这是我们这里谈的国土防御所必然会使用的一种手段。原因如下：首先，即使防御者的阵地正面很宽，也往往不能占领本国所有面临威胁的门户；其次，在许多情况下，防御者必须准备用自己的主力去支援可能遭到敌人主力攻击的防哨，否则这些防哨就很容易被攻破；最后，如果不愿使自己的军队固定在正面宽大的阵地上作消极的抵抗，为守护国土，统帅必然更愿意采取经过深思熟虑的、有准备的迅速运动。没有军队防守的地方越多，要想及时赶到这些地点就越需要高超的运动技巧。
防御者想采取这种手段，他自然要到处寻求占领当前情况下可以带来很大利益的阵地，这种阵地一经被他的军队（哪怕只是一部分）占领，就可以使敌人放弃攻击的意图。由于会经常出现这样的阵地，而主要问题又在于及时赶到这些阵地，所以它们仿佛是这类军事行动的主体，因此，人们也把这种作战方法称为防哨战。
在不求大规模决战的战争中，正如扩大配置正面和进行相对抵抗都不会产生危险（在大规模决战中是有这种危险的）一样，向侧方行军赶到敌人前面以拦阻敌人，也不会带来危险。但是，如果防御者要想在最后关头才仓促地赶到敌人的前面占领阵地，而对方是坚决果断的敌人，他们不仅能够和愿意追求大的目标，而且不惜为此付出巨大的力量，那么防御者就走上了彻底失败的道路，因为，这样仓促和慌忙占领的阵地是经不住敌人不顾一切的全力攻击的。当然，如果敌人不是用拳头打人，而是用手指戳人，如果他不想利用巨大的成果，或者说，他甚至不愿取得一个巨大的成果，而只想以很小的代价来获取微小的利益，那么，防御者用这种抵抗手段对付他还是会有效果的。
一般说来，就是这种手段的使用也更多是出现在战局的后半期，而很少出现在战局的开始阶段，这是很自然的。
在这里，司令部又有机会运用它关于选择和构筑阵地以及通往阵地的道路的地形知识，并将其变成一套彼此有联系的措施。
最后将形成这样一种情况：一方力图到达某一地点，而另一方力图阻止对方到达这个地点，因此双方都不得不经常在对方跟前运动，并且必须比在其他情况下更为谨慎、更为准确地组织这种运动。以前，当主力还没有划分成各个师，行军过程中主力还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时，很难做到谨慎、准确地运动，这需要高度的战术技巧。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一线上的某些旅常常必须先赶到前面以确保能占据某些据点，它们要执行独立的任务，其他部队没有到来时它们也准备同敌人对抗。但是，采用这种手段过去是，而且永远是反常现象。当时的行军队形，一般说来总是以保持整体原有的行进次序为原则，它尽可能地避免上述这样的例外。现在，主力的各部分都已分成许多独立的单位，这种独立的单位甚至敢于向整个敌军发起战斗，只要其他单位相距很近，可以赶来继续或结束这次战斗。现在，即使在敌人眼前进行这种向侧方的行军也不会很困难。从前必须通过机械的行军队形才能达到的目的现在只用提前派出几个师和加快其他部队的行军速度，以及更自如地调遣整个军队等手段就可以达到了。
防御者利用上述各种手段可以阻止进攻者夺取要塞、占领广大地区或夺取仓库的行动。如果进攻者被迫到处应付防御者用上述手段向他挑起的战斗，而且在这些战斗中，进攻者或者获胜的可能性很小，在不利时还有遭到还击的很大的危险性，或者要付出同他的目的和所处的情况不相适应的力量，那么，进攻者的行动就会被阻止。
如果防御者利用自己的技巧和设施达到了这个目的，使进攻者看到，对方良好的防御措施已经使自己没有希望在任何一方面实现任何微小的企图，那么，进攻者就往往会从单纯地满足军人荣誉方面去寻找出路。在任何一次大的战斗中获胜，都能给军队以优越的名望，满足统帅、宫廷、军队和民众的虚荣心，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满足了人们对每次进攻都必然抱有的期望。
于是，进攻者的最后希望就仅在于获得胜利，得到战利品，进行意义有限的能确保胜利的战斗。但愿人们不要以为我们这样说是自相矛盾的，因为我们仍然没有离开我们自己的前提：防御者的良好措施使进攻者不可能利用一次胜利的战斗就达到上述目的中的任何一个。进攻者要实现这个希望，必须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战斗形势有利，第二个条件是战斗所获得的胜利确实能导致上述某一目的的实现。
第一个条件可以脱离第二个条件而单独存在，如果进攻者的战斗只是为了战场上的荣誉，那么同进攻者还要追求其他利益的场合相比较，他就更有可能使单独的防御部队和防哨陷入不利的战斗。
如果我们把自己放在道恩的位置上并用他的方法考虑问题，我们就能知道，为什么他个性上谨小慎微却敢于袭击霍赫基尔希，原因就在于他只求获得当天的战利品。至于普鲁士国王因而被迫放弃德累斯顿和尼斯，这个收效对他来说是个意外的胜利，根本就不在他原来的打算之内。
不要忽视这两种胜利之间的差别而认为这些显得微不足道，甚至毫无意义，恰恰相反，我们在这里谈到的正是战争的一个最基本的特点。从战略上来看，战斗的意义是战斗的灵魂。我们必须经常反复强调，在战略上，一切主要的东西都产生于双方的最终意图，即产生于一切思考活动的最高出发点。所以在战略上这一会战同那一会战之间可能有很大的差别，以致人们不认为它们运用的是同一个手段。
虽然进攻者取得这样的胜利对防御者来说几乎不能算做什么严重的损害，但是防御者还是不愿把这种利益让给敌人，何况谁也无法知道结果还会出现哪些伴随情况，因此，防御者必须经常注意所有大部队和防哨的状况。当然，这时大部分问题取决于这些部队指挥官的智慧，但如果统帅做出不当的决定，这些部队就会不可避免地陷入灾难之中。在这方面谁会忘记兰德斯胡特的富凯军和马克森的芬克军的教训呢？
在这两次行动中，腓特烈大帝都过分相信自己一贯想法的作用。当时他并不是相信，兰德斯胡特阵地上的1万人能够真正战胜3万敌军，或者芬克能够顶得住敌人优势兵力从四面八方进行的攻击，而是认为，兰德斯胡特阵地的威力仍可以同以往一样能得到对方的认同，就像别人能够承认一张有价证券的价值一样，因而他认为道恩在翼侧受到佯攻时一定会放弃萨克森的不利阵地，而进入波希米亚比较有利的阵地。这两次他都判断错误：第一次是对劳东，第二次则是对道恩。他所采取的措施的错误也就在于此。
即使一个不很自负、不很鲁莽、不很固执（腓特烈大帝在个别行动中却是有这些值得指责的缺点的）的统帅，也难免会犯上述错误。现在，即使撇开这个错误不谈，在我们研究的这个问题上仍有一个很大的困难，那就是部队指挥官的洞察力、努力程度、勇气和坚定的性格不可能总合乎统帅的要求。统帅不能让属下指挥官随意处理一切问题，他必须给他们下达某些指示，这样，他们的行动就受到限制，也就容易同当时的情况不一致。但这是一种完全不可避免的弊病。没有军队的最终决策性的、强制性的、权威的意志，统帅就不能很好地指挥军队，而且，谁要总是相信和期望部下会提出好的主意，他就不能很好地指挥军队。
因此，统帅必须经常密切注视每个部队和防哨的情况，避免使它们出乎意外地陷入灾难之中。
这四种手段都是为了维持现状。这些手段使用得越成功，越有成效，战争在同一地点就会拖延得越久；而战争在同一地点拖延得越久，给养问题就越发重要。
这样，在战争一开始，或者战争开始后不久，就需要用仓库供给的办法来代替强征和征收，就需要用固定的运输队（这种运输队或者由农民的车辆组成，或者由军队自己的车辆组成）来代替临时征用的农民的车辆。总之，这就和正规的仓库供给问题接近了，关于这一点我们在《给养》一章里已经阐述过了。
但是对这种作战产生巨大影响的并不是给养，因为就其任务和性质而言，给养局限在狭小的范围内，它虽然能对作战产生一定的影响，有时甚至是很大的影响，但是它并不能改变整个战争的性质。与此相反，相互威胁对方交通线的行动却有着更重要的意义，其原因是：第一，在这种战争中没有较大的、比较坚决的手段，统帅只能采取这种较弱的手段；第二，这种战争能提供这种手段发生效果所必需的时间。因此，保障自己的交通线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切断交通线虽然不是敌人进攻的目的，但是却能成为迫使防御者退却并放弃其他目标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
战区本身的一切掩护措施自然也对交通线起到掩护作用，交通线的保障有一部分就体现在这些措施之中。在这里，我们只想指出：交通线的安全是部署兵力时必须考虑的一个主要问题。
用一些小部队，或者较大的部队护送运输队，是保障交通线的特殊手段。因为正面再宽的阵地也不能保证所有交通线的安全，而统帅不愿扩大配置正面时，就特别需要组织这种护送。因此，我们在滕佩霍夫所著的《七年战争史》中可以看到，腓特烈大帝常常派出单独的步兵团或骑兵团，有时甚至是整个旅护送运输面包和面粉的车队，但是在奥军方面却从来没有这类事例的记载。原因之一是他们没有对它们进行详细地记载，另一个原因是他们的阵地正面总是宽大得多。
上面我们谈到了同进攻要素基本上无关的4种手段，它们是不求决战的防御的基础。现在我们还要谈几种具有进攻性质的手段，它们或多或少可以同上述4种手段并用，好像是给这4种手段增加的调料。这些具有进攻性质的手段主要是：
（1）威胁敌人的交通线，其中也包括袭击敌人的仓库；
（2）到敌占区进行牵制性的攻击和游击活动；
（3）在有利的情况下，攻击敌人单独的部队和防哨，甚至攻击敌军的主力，或者只对这些目标进行威胁。
上述第一种手段在所有这样的战争中始终是有效的，但它起作用的方式是间接的，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如果防御者的每个阵地都很稳固，都能使敌人担心交通线可能会受到威胁，那么它就发挥了其主要的作用。我们在上面已经谈过，在这样的战争中，给养问题对防御者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这里对进攻者来说也是如此。因此，战略上大部分措施的确都要考虑到会不会遭到敌人的攻击，关于这一点，我们在讨论进攻时还要谈到。
不仅通过选择阵地对敌人交通线进行一般的威胁（它像力学上的压力一样，潜在地起作用）属于这种防御的范畴，而且用部分兵力真正攻击敌人的交通线也属于这个范畴。不过，要想使这种行动获得利益，必须在交通线的状况、地形的性质或军队的特点等方面具备适合于采取这一行动的具体条件。
为了进行报复和掠夺，或者为了取得某些利益而到敌占区去进行的游击活动，本来不是防御手段，而是真正的进攻手段。但游击活动通常是用来配合实现真正牵制性攻击的目的的，而牵制性攻击的目的则是削弱同我们对峙的敌军兵力，所以游击活动也可以被看做是一种真正的防御手段。不过，牵制性攻击也可用于进攻，它本身就是一种真正的进攻手段，因此我们认为这个问题适合在下一篇进行详细的讨论。在这里提到它，只是为了把防御者在战区内可能运用的一切小规模的进攻手段都列举出来。但是在这里我们必须指出，牵制性攻击的规模和作用可以大到使整个战争具有进攻的性质，因而获得进攻的荣誉。1759年战局开始前，腓特烈大帝向波兰、波希米亚、弗兰肯等地采取的行动就是这样。这一战局本身显然是纯粹的防御，但是到敌占区进行的袭击赋予了它进攻的性质，这种性质可能由于进攻精神的影响而具有特殊的价值。
当进攻者轻率从事，在某些地点暴露出自己的弱点时，防御者可以把攻击敌人的单独部队或主力作为整个防御必要的补充手段。这种行动只能在这种条件下实施，但是，在这里同对敌人的交通线采取行动一样，防御者也可以向进攻的方向前进一步，而且同敌人一样，把伺机进行有利的攻击作为特别策略。要想在这种行动中取得一定成果，防御者或者必须拥有显著优势的兵力（一般说来，这一点不符合防御的性质，但也有可能做到），或者必须具备卓越的指挥方法和才能，能使自己的部队较为集中，并能加强部队的活动和运动，以此来弥补由于部队集中而在其他地方出现的不利情况。
七年战争中的道恩符合前一种情况，腓特烈大帝符合后一种情况。我们看到，道恩差不多总是在腓特烈大帝过分大胆和轻视他的时候发动进攻的，他在霍赫基尔希、马克森和兰德斯胡特就是这样。与此相反，我们看到，腓特烈大帝几乎不断地进行着运动，力图以自己的主力消灭道恩这一个或那一个单独的部队，但由于道恩既拥有优势兵力又异常小心谨慎，所以，腓特烈大帝成功的机会很少，至少成果不大。然而，我们不能认为腓特烈大帝的努力毫无作用。实际上，这种努力本身就包含着一种很有效的抵抗，因为敌人为了避免进行不利的战斗就会被迫处于小心和紧张的状态，这样，敌人本来可以用来进攻的一部分力量就被抵消掉了。我们可以回想一下1760年的西里西亚战局，当时道恩和俄国军队正是由于担心这里或那里可能会不时地遭到普鲁士国王的攻击或者被击溃，才不敢前进一步。到这里我们认为，我们已谈到了关于不求决战的战区防御的主导思想、最主要的手段和整个行动的依据等所有问题。我们主要是列举出这些问题，使读者了解整个战略活动的全貌，至于它们的具体措施，如选择阵地、行军等等，我们在前面已经比较详细地研究过了。
如果我们再总结一下这个问题，就必然会认为，当进攻精神很弱，双方对决战的要求很小，积极动机又很少，而相互阻止和抑制的内在牵制力量却很多时，就像我们在上面所设想的那样，进攻和防御之间的本质差别就必然渐渐消失。当然，在战局的开始阶段，作战一方要进入另一方的战区，要在一定程度上采取进攻，但是这一方非常可能而且往往会很快就把一切力量用来在对方土地上保卫自己的国家。于是就形成了双方对峙实际上也是相互监视的局面。双方都考虑如何不失去任何东西，同样也许双方都在考虑，如何为自己取得实际的利益。在这一点上，原本的防御者甚至反而能够超过他的敌人，腓特烈大帝在当时就是这样。
进攻者越是放弃作为进攻者的地位，防御者受到的威胁就越小，也就越不需要进行真正的防御来保障自己的安全，从而进攻和防御之间就越容易出现均势。在这种均势状态中，双方活动的目的都只是从对方手中夺取某种利益并使自己不受到任何损害，也就是双方都力图进行真正的战略机动。显然，凡是由于各种情况或政治意图不允许进行大规模决战的战局，都或多或少具有这种性质。
关于战略机动问题，我们准备在下一篇用专门的一章【43】来研究。但是，在理论上人们往往过分重视这种双方力量的平衡对抗，特别是当它运用在防御中时，所以我们在研究防御的时候，有必要对它作进一步的说明。
我们把这种机动称之为双方力量的平衡对抗。凡是没有整体运动的地方，就有均势的存在，而凡是没有远大目的起推动作用的地方，就没有整体的运动，在这种情况下，不管双方的兵力相差如何悬殊，都应该认为他们处于均势。引起较小行动和目的出现的个别原因产生于整体的这种均势。这些小的行动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它们不再受到大规模决战和大的危险的影响。因此，双方都把大赌的资本换成小筹码进行赌博，也就是把整个行动分解为许多小规模的活动。随着这种为取得微小利益而发生的小规模行动的出现，双方统帅之间就展开了一场运动技巧的较量。此外，由于战争总带有偶然性，从而也总是存在着运气因素，所以这种斗争永远都是一种赌博。可是这里产生了另外两个问题：同一切都集中于一次大规模行动的场合相比较，在这种机动中偶然性对胜负所起的作用是否较小？而智力的作用是否较大？我们对后一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整体所分成的部分越多，对时间（包括各次行动的具体时间）和空间（包括各次行动的具体地点）的考虑越多，智谋起作用的范围就越广，也就是说智力的支配作用就越大。这时智力所起的作用就使偶然性活动的领域缩小了一部分，但是不一定能抵消它全部的活动，因此，我们不一定要对前一个问题也作肯定的回答。也就是说我们决不能忘记，智力活动并不是统帅惟一的精神活动。在进行大规模的决战时，勇气、坚强、果断、沉着等素质就比较重要，而在双方力量的平衡对抗中，这些素质所起的作用却比较小，在这里智谋显得更加重要，这不仅缩小了偶然性的活动范围，而且也削弱了上述这些素质的影响。但从另一方面看，在进行大规模的决战时，这些好的素质却能够帮助统帅正确利用偶然性起作用的大部分领域所提供的各种机会，并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智谋在这种场合考虑不到的地方。由此可见，这里存在着几种力量的冲突，我们不能简单地以为，偶然性在大规模决战中比在双方力量的平衡对抗的总结局中起着更大作用。如果我们说，我们在这种对抗中看到的主要是双方运动技巧的较量，那么这只是指智谋方面的技巧，而不是指整个军事上的造诣。
正是战略机动的这个方面才促使人们过分强调战略机动的重要性。首先，他们把这种技巧同统帅的全部精神活动混为一谈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因为，如上所述，我们必须承认，在大规模决战的时刻统帅的其他精神活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种决定力量即使主要来源于强烈的感受，来源于几乎无意识产生的和未经长时间思索的灵感，也仍然是军事艺术中的一个真正的成分，因为军事艺术既不是单纯的智力活动，也不是智力活动占决定地位的领域。其次，人们认为，战局中出现的任何一次没有结果的活动都同某一方甚至双方统帅的这种高超的技巧有关。实际上，这种没有结果的活动产生的一般的和最主要的原因，却经常存在于使战争变成这样一种对抗的总的趋势之中。
从前文明国家的大多数战争追求的目的主要是相互制约，而不是打垮敌人，所以大多数战局必然带有战略机动的特性。这些战局如果不是由著名的统帅指挥的，人们就不会注意它们，如果一方甚至双方是著名的、伟大的统帅（如屠朗和蒙特库科利）指挥的，人们就会凭这些统帅的名望而说整个机动艺术是最杰出的典范。这样，人们就把这种活动看做是军事艺术的顶峰，称它是军事艺术最高修养的表现，因而把它作为研究军事艺术的主要参照了。
这种见解在法国革命以前的理论界相当流行。法国革命战争突然展现出一个同过去截然不同的战争范畴内的现象世界，这些现象在最初显得有些粗野和简单，但后来在拿破仑所指挥的战争中形成了一套最好的方法，创造了使所有人惊叹的成果。这时人们就想抛弃旧方法，认为上述一切都是新发现，都是伟大思想产生的结果，当然也将之归功于社会状况的改变。此外，人们认为，已经完全不需要旧的方法了，它也决不会再出现了。但是，在任何一种思想发生大变革时，总会产生各种不同的派别，这里也不例外，旧的观点也有它的卫护者。这些人把新的现象看做是粗野的暴力行为，是军事艺术的总没落，并且认为，正是那种平稳的、没有结果的、无所作为的战争赌博才应该成为军事艺术发展的方向。这种见解是很缺乏逻辑，也不合哲理，以致人们只能把它看做概念的极端混乱。但是那些认为旧的方法不会再出现的人，他们也考虑得很片面。在军事艺术领域内的新现象中，只有极小一部分可以算做新发明和新思想所带来的结果，而大部分则是由社会状况和社会关系的新的改变所引起的。但是，当这些社会状况和社会关系处在激烈的动荡过程中时，还不应该把它们当做标准，因此，毫无疑问，过去的大部分战争现象还会重新出现。在这里，我们不打算深入讨论这一问题，只想指出双方力量的平衡对抗在整个战争中的地位，指出它的意义以及它同其他事物的内在联系，从而说明它是双方种种受限条件的产物，是战争要素明显缓和后的产物。在这种对抗中，某一方的统帅可能比另一方统帅高明一些。因此，当他在兵力上能够同敌人抗衡时，他就可以获得某些利益，在兵力较弱时，借助其杰出的才能他也可以同对方保持均势。但是，要想从这里找到统帅获得最高荣誉和变得伟大的原因，这将同事物的性质发生很大的矛盾。恰恰相反，这种战局倒常常作为一个可信的标志，表明双方统帅都没有伟大的军事才能，或者由于条件所限，有才能也不敢发动大规模的决战。可见，这种战局永远不会提供让人获得最高军人荣誉的机会。
上面我们谈的是战略机动的一般特性。现在，我们还要谈谈战略机动对作战的一种特殊影响，这里指的是，它常常使军队离开主要道路和城镇，开往遥远的或者至少是不重要的地方。当临时发生和很快就消失的微小利益成为行动的动机时，国家的总的方针对作战的影响就会减弱。因此我们看到，军队往往开到按战争的重大而直接的需要来讲决不应该开去的地方，因而战争过程中个别情况在这里的改变和变化比在大规模决战的战争中要大得多。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七年战争中的最后五次战局。尽管当时总的形势没有变化，但是每一次战局都有所不同，仔细观察一下就可以看到，在这几次战局中，虽然联军的进攻意图比过去战争中的大多数战局都强烈得多，但是同一个措施并没有被重复采用过。
我们在不求大规模决战的战区防御这一章中，指出了军事行动的几种手段，以及这些手段的内在联系、条件和特性，关于它们的具体措施，我们在前面已经较详细地谈过了。现在的问题是，从这些不同的手段中能不能提出概括整体的原则、规则和方法？我们的回答是，如果我们从历史上来看，那么从一些变化无常的形式中是不可能找到这些东西的，对多种多样、变化多端的整体来说，除依靠经验之外，我们认为几乎不存在其他任何理论法则。追求大规模决战的战争不仅简单得多，而且也更合乎自然，这种战争更不受内在矛盾的约束，它更客观，更受内在必然性规律的支配，因此人们可以合理地确定它的形式和法则。而对不求决战的战争来说，要做到这一点却困难得多。甚至如果将在我们这个时代才形成的大规模作战理论中的两个基本原则，即标洛的基地宽度和约米尼的内线配置用到战区防御上，经验也会告诉我们它们在任何地方都是行不通的，也是没有用处的。但是作为单纯的形式，这两个基本原则在这里应该是最有用的，因为行动的时间越长，空间越大，形式也就越有用，也就必然越比影响结果的其他因素占优势。但是我们看到，它们只不过是事物的个别方面，它们不可能带来决定性的利益。很明显，所用手段和当时条件的特点能够打破一般的原则。如果说道恩元帅的特点是善于拓宽正面配置及慎重地选择阵地，那么腓特烈大帝的特点则是经常集中主力，紧紧接近敌人，以便见机行事。这两个人的特点不仅产生于他们军队的素质，而且也产生于他们所具备的条件。一个国王比一个要对上面负责的统帅更容易见机行事。在这里我们还要再一次强调，批判者不能认为，可能出现的各种不同的风格和方法有高低之分，也不能认为它们之间有从属关系。这些不同的风格和方法都是平等的，要判断它们的使用价值只能根据具体的情况。
我们并不打算在这里把军队、国家和各种情况的特点可能导致产生的不同风格和方法全部列举出来。关于它们的影响，我们在前面已经一般性地介绍过了。
因此，我们承认在本章中无法提出原则、规则和方法来，因为历史没有给我们提供这些东西，在每一个具体场合，我们几乎都碰到一些特殊的现象，这些现象往往是完全不可理解的，有时甚至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从这一方面来研究历史却很有益处。在没有体系和没有真理机器的地方也是有真理的，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只有依靠熟练的判断和从长期经验中得来的敏锐感觉才能认识这一真理，历史在这一方面虽然没有提出任何公式，但是，像在其他场合一样，却给判断提供了检验的机会。
我们只想提出一条概括整体的原则，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想再重复和明确一下我们在这里论述的所有问题的基本前提，并使它具有真正的原则的形式。
这里所举出的一切手段只有相对的意义。只是在双方都软弱无力的情况下才能应用它们。如果超出这个范围之外，就有另一个较高的法则起支配作用，那将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现象世界。统帅决不可忘记这一点，决不可怀着自以为是的信念而把局限于某一领域内的东西看成是绝对的。统帅决不可把他在这里所使用的手段看做是必然的、惟一的手段，不要担心这些手段的适用性却还去使用它们。
从我们目前的立足点出发，似乎不可能产生上述那种错误。但是在现实世界中却不是这样，因为在那里事物之间的界限并不是那么明显。
我们必须再次提醒读者注意，我们为了使观念明确、肯定和有力，在考察时只把完全对立的、即极端对立的方式作为考察对象，但是战争的具体情况大多处于中间状态，所以受上述极端观点支配的程度应取决于战争的具体情况同极端对立方式的接近程度。
因此，一般说来，首要的问题是统帅能够预先断定敌人是否企图采取较大的、较坚决的措施，他有无力量利用这种措施战胜我们。只要敌人有一点这样做的可能性，我们就必须放弃只能避免微小不利局面的小措施，就只好自愿做出牺牲以改变自己的态度，准备迎接较大的决战。换句话说，统帅首先应该做到的是正确地估计情况，并根据这个估计采取行动。
为了通过实际生活中的例子更明确地说明这些观念，我们想概略地讨论一些在我们看来是根据对情况的不正确估计而采取行动的实例，在这些例子中一方的统帅是按照敌人不会坚决行动的情况采取措施的。我们先从1757年战局的开始谈起，从当时奥地利军队的兵力部署中可以看出，他们没有估计到腓特烈大帝会如此坚决地发动进攻。当卡尔·亚历山大已经陷入到必须率领军队投降的险境时，科洛米尼的一个军却还停留在西里西亚边境。这就表明，他们完全错误地估计了形势。
1758年，法国不仅完全被策芬修道院协定【44】所迷惑（这个事实不属于我们讨论的范围），而且两个月后又错误地判断了敌人可能采取的行动，结果丧失了威悉河和莱茵河之间的全部土地。关于腓特烈大帝1759年在马克森，以及1760年在兰德斯胡特，由于不相信敌人会采取那样坚决的措施而对敌情完全判断错误的事实，我们已经谈过了。
在估计敌情方面历史上恐怕很难找到比1792年所犯的错误更严重的了。人们原来认为依靠少量的援军就可以结束一场内战，结果却受到政治热情发生根本变化的法国人民的巨大压力。我们所以把这个错误称为严重的错误，是因为这个错误后来导致了严重的后果，而不是因为当时错误很容易被避免。至于军事上，那就不得不承认，以后几年连遭失败的主要原因正在于1794年的战局。在这次战局中，联军完全没有认识到敌人进攻的强烈程度，因而运用了扩大阵地正面和进行战略机动这些小手段，而从普奥两国政治上的不一致和放弃比利时和荷兰的愚蠢做法上也可以看到，各国政府很少估计到进攻的势头如此凶猛，威力如此巨大。1796年，在蒙特诺特、洛迪和其他地方进行的各次抵抗也足以证明，奥军在如何对付拿破仑这个人的问题上所知甚少。
1800年，梅拉斯将军遭到惨败，这并不是法军突然袭击的直接结果，而是因为他错误估计了这一袭击可能产生的后果。
1805年，作为徒具科学形式、但力量极为薄弱的战略纽带的最后一环，乌尔姆可以阻挡住道恩或拉西那样的统帅，但不能阻挡拿破仑这个革命皇帝。
1806年，普鲁士所处的犹豫不决和混乱不堪的状态是由于当时两种认识交错混杂的结果，一些人支持那些陈腐、狭隘、毫无用处的观点和措施，而另一些人则赞同在当时具有重大意义的明确认识和正确感觉。假如普鲁士对自己的处境有清楚的认识和充分的估价，那么它怎么会把3万人留在普鲁士国内而准备在威斯特伐伦另开一个战区呢？怎么会断定靠吕歇尔军和魏玛【45】军进行的小规模攻击就能取得某种成果呢？又怎么会在会议的最后时刻还讨论仓库的危险和某些地区的损失等问题呢？
即使是规模最大的1812年战局，在开始时也出现过由于对敌情的错误判断而采取不正确的行动的情况。在维尔那的大本营里有一批有名望的人物，他们坚持要在边境附近举行会战，其目的是要使敌人在进入俄国领土之前受到惩罚。这些人很清楚，这次会战可能失败，或者说一定要失败，他们在当时虽然不知道前来进攻8万俄军的是30万法军，但知道敌人在兵力上一定拥有巨大的优势。他们的主要错误是对这一会战的意义估计不当。他们认为，即使这一会战失败，这也不过同其他败仗一样，仅仅是一次败仗而已。其实，人们有充分的理由可以断定，在边境附近进行的这一主要决战如果遭到失败，是会带来一系列其他后果的。甚至连利用德里萨营垒这一措施，其根据的也是对敌情完全错误的判断。假使俄军想固守这个营垒，就会四面遭到攻击而完全陷于孤立，法军就有办法迫使俄军放下武器。这个营垒的构筑者并没有考虑到要对付力量这样强大和意图这样坚决的敌人。
然而，甚至连拿破仑有时也会做出错误的估计。1813年停战以后，他以为派几个军就可以阻挡住布吕歇尔和瑞典王储【46】所率联军的非主力部分，他认为自己的这几个军虽然不足以进行真正的抵抗，但是却可以促使对方像在过去的战争中常见的那样谨慎小心而不敢贸然行动。他没有充分估计到，刻骨的仇恨和逼近的危险在布吕歇尔和标洛身上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拿破仑对于老布吕歇尔的敢作敢为精神总是估计不足，在莱比锡，正是布吕歇尔从拿破仑手中夺走了胜利，在郎城，拿破仑所以没有被布吕歇尔彻底击溃，只是因为出现了完全在拿破仑估计之外的意外情况。在滑铁卢，由于这个估计不足的错误，拿破仑终于像受到致命的雷击一样受到了惩罚。
注 释
【1】 从标洛先生那里学习战略的人可能无法理解，我们这里为什么正好略去了全部（标洛的）战略。但是，标洛先生谈的尽是不重要的事情，所以这不是我们的过错。一个商店学徒在浏览过全部算术书的目录之后，既没有看到三率法，也没有看到五率法，可能同样会感到诧异。而标洛先生的见解，却连三率法和五率法这样的实际规则都不如。但我们在这里作这个比喻，不是为了说明它是否有实际用处（作者原注）。
【2】 指第八篇《战争计划》。——译者
【3】 请注意，克劳塞维茨在此处恰如其分地使用了反语。（原著初版时编者注）
【4】 1808年拿破仑将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七世诱骗到法国并加以囚禁，立约瑟夫（拿破仑之兄）为西班牙国王，并派军队占领西班牙。西班牙人民群起而攻之，起义遍及全国，起义军和英国派遣的远征军一起同法军作战，最后终于赶走了法国侵略者。
【5】 鞑靼人本来指讲突厥语的民族，13世纪后，欧洲人用它泛指蒙古帝国及其金帐汗国所属的各个民族。
【6】 源自古希腊神话。纷争女神将一个象征最美丽之神的金苹果抛向众神，引起阿芙罗狄特、帕拉斯和赫拉等三位女神的争端。后人用金苹果代指引起不和与争端的事物。——译者
【7】 17、18世纪，波兰由于封建贵族的腐朽统治，其经济、政治、军事受到严重破坏和削弱，这种状况被其邻国利用，分别于1772、1793年和1795年三次被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这三个封建帝国瓜分。
【8】 克里米亚鞑靼国是14世纪末金帐汗国解体时在克里米亚半岛上建立的汗国。这个国家为土耳其和俄国争夺的对象，在第一次俄土战争（1774年）以前臣服于土耳其，第一次俄土战争后名义上独立，不久，便为俄国所吞并。
【9】 恰斯劳会战又称图西次会战。1742年5月17日，腓特烈二世率领的普军同洛林公爵指挥的奥军在恰斯劳和科图西次之间进行了战斗，这是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中最后一次会战。
【10】 1810年，拿破仑又派马森纳率法军侵入葡萄牙，企图将威灵顿率领的英普联军逐出葡萄牙。9月，法军在布萨科会战中受创。尔后英普联军退入托里斯—弗德拉斯营垒，法军屡攻不下，因粮食缺乏和军队中疾病流行，不得不自行撤退。
【11】 参见注49。——译者
【12】 法比乌斯（Fabius Maximus Verrucosus Cunctator, Quintus公元前275？—公元前203），古罗马政治家、统帅。公元前217年，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受民众的拥护而成为古罗马的独裁者。他率领罗马军队与入侵的迦太基将军汉尼拔作战，在战争中他采取拖延战术，偶尔乘有利时机袭扰汉尼拔军队的两翼，尽量避免与敌军队的正面决战，以赢得时间来壮大自己的力量。他由于这种拖延战术而获得“拖延者”（Cunctator）这个姓。
【13】 拿破仑于1806年对英国实行封锁政策，禁止欧洲大陆同英国通商。葡萄牙受到英国的支持，拒不执行这项政策。1807年拿破仑派兵占领葡萄牙，1808年又进军马德里。1808年英军在葡萄牙登陆逐走驻葡法军，西班牙也爆发了全国性的反法斗争。拿破仑亲征西班牙，并于1809年再次派兵攻入葡萄牙。1810年专门组织了一个兵团，由马森纳率领在葡萄牙同葡英联军作战，由于兵力已在西班牙受到削弱，终于没有战胜葡英联军，被迫于1811年退出葡萄牙。
【14】 指第八篇《战争计划》。——译者
【15】 1813年秋季战局开始时，反法联盟的军队约为49万，拿破仑的法军为44万，双方兵力相差不大。10月中旬法军退过易北河，据守莱比锡附近的帕尔特河、普来塞河和埃尔斯特尔河地区，当时的兵力约为16万人，而联军则有28万左右，兵力对比已很悬殊。
【16】 1813年秋季战局开始时，拿破仑法军的主力配置在德累斯顿附近，处于内线，反法联盟的军队分别配置在波希米亚、西里西亚和柏林，处于外线。因此法军从德累斯顿附近出发的出击是由圆心向圆周的运动。
【17】 1813年8月博伯尔河战斗后，布吕歇尔避免同拿破仑会战，向东撤退。拿破仑派麦克唐纳率军队追击。8月26日，布吕歇尔趁法军渡过卡茨巴赫河时立足未稳，将军队分成三路进行攻击，将法军击溃。8月29日，联军在追击中歼灭了属于法军第五军的庇托师而重新推进至博伯尔河。
【18】 在中世纪，西欧封建主将土地分给诸侯，作为采地，诸侯则对领主负一定的义务，主要是军事义务。一旦战事发生，领主即召集诸侯的军队作战。这种军队的召集往往以完成某一战事为期限，战事告一段落，诸侯的军队就要回去。
【19】 1806年耶拿会战之前，普鲁士军队配置在耶拿、魏玛一带，马格德堡恰好在它的退却方向上。10月14日普军在耶拿和奥尔施泰特被法军击溃后，虽然已经不能按原来的方向退向马格德堡，但仍绕道经奎德林布克向北方退却，于10月20日到达马格德堡，在这里整顿了十分混乱的部队。
【20】 参阅第七篇第十九章。——译者
【21】 菲利浦斯堡是要塞的位置选择不当的一个典型例子，它像是一个把鼻子紧紧地顶在墙上的白痴。（作者原注）
【22】 奥尔木茨是18世纪奥地利的一个要塞，位于苏台德山南面，即背向普鲁士的一面。普军要想围攻奥尔木茨，必须经过苏台德山，交通线易被敌人切断。1758年5月22日，普军围攻奥尔木茨要塞。6月30日，奥地利统帅道恩派别动队于普军通过苏台德山的交通线上截获大批辎重，迫使普军停止围攻，向波希米亚撤退。
【23】 应为本篇第二十八章。——译者
【24】 指普鲁士的旧尺，一普尺等于31.385厘米。——译者
【25】 原著初版时误将文中的“进攻者”与“防御者”两词颠倒，在以后的版本中纠正了这一错误。（原著的编者注）
【26】 1756年8月，腓特烈二世进攻萨克森，企图进而占领波希米亚。萨克森军在皮尔纳附近构筑坚固阵地进行防御，等待奥地利军队前来支援。直到奥地利的援军被普军击败后，10月中旬皮尔纳的守军才全部投降。但腓特烈二世也由于冬季临近而未能达到占领波希米亚的目的。
1757年，普军攻入波希米亚，5月初在布拉格附近大败奥军。奥地利统帅卡尔亲王被迫退守布拉格城，等待道恩所率摩拉维亚兵团前来解围。6月18日，道恩在科林击败腓特烈二世，迫使普军放弃布拉格，撤出波希米亚。
【27】 1759年，法国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越过莱茵河，向汉诺威进逼，普鲁士军队节节退却。8月1日，普鲁士的斐迪南公爵率领军队在威悉河左岸明登城附近同法军激战获全胜，又把法军逐至莱茵河附近。当时普军在明登附近的阵地面向南方，同联军向汉诺威前进的方向平行，所以是侧面阵地。
【28】 七年战争中，普鲁士军队于1759年7月10日在下西里西亚博伯尔河畔的施莫特赛芬附近占领坚固阵地，以阻止道恩所率奥军自波希米亚去奥德河畔与俄军会师。
【29】 1760年，普鲁士富凯将军在下西里西亚的博伯尔河东岸的兰德斯胡特城占领阵地，企图阻止奥地利军队通过里森山脉进入西里西亚。6月23日遭到奥地利劳东将军的进攻而全军覆没。
【30】 1796年7月9日，莫罗率领的法军和卡尔大公率领的奥地利军队在南德意志黑林山附近的马尔希进行会战。当时一部分法军从山上迂回低处的奥军左翼，奥军被迫后撤。
【31】 1796年7月，奥地利的阿尔文齐将军率军队越过阿尔卑斯山准备解芒托瓦之围。由于他所指挥的军队分两路从山地向芒托瓦前进，联络和协同困难，结果被拿破仑先后击溃。
【32】 1799年北意大利的大部分领土重新被奥地利军队占领，仅热那亚一地尚为法军占领，但已被奥军包围。1800年5月，拿破仑率法军经瑞士分三路越过阿尔卑斯山，突然袭击奥军背后。奥地利的梅拉斯将军没有在法军开出山地之前各个击破敌人。后来法军集中后于马伦哥大败奥军。
【33】 1759年战局中，腓特烈二世采取守势。为了阻止奥地利军队和俄国军队会师，腓特烈二世提拔年轻的将军韦德尔接替多纳任东战区司令官，并赋予罗马独裁官式的权利，以便全权指挥资历较深的将军作战。1759年7月23日，韦德尔率普军于齐利晓附近的凯村同俄军遭遇。韦德尔由于估计敌情错误，进攻受挫，以及事先没有准备进行防御会战，因而被迫退却。
【34】 1809年拿破仑率法军侵入奥地利，于勒根斯堡附近击败卡尔大公后，于5月13日攻克维也纳。奥地利的卡尔大公于维也纳附近与拿破仑隔多瑙河对峙。5月21日中午，法军4万人渡过多瑙河，于阿斯波恩和埃斯林格之间占领阵地。卡尔大公见时机已到，率军向法军发起攻击，经激烈战斗后大败法军。5月22日，法军被迫退回多瑙河中的洛保岛。
【35】 本标题为译者所加。
【36】 指腓特烈二世。——译者
【37】 1793年10月10日，上莱茵地区的普奥联军（由奥地利的乌尔姆塞尔指挥）在孚日山区魏森堡一带击退法军，于是构筑了长达50公里的防线（自莱茵河左岸德鲁森海姆至魏森堡，共筑野堡37个），用来掩护冬季营地。12月底法军反攻，在这条防线上突破一点后，整个防线即陷于瓦解，联军被迫放弃攻占不久的地区而退守莱茵河右岸。
【38】 指施瓦岑贝格率领的反法联盟军主力。
【39】 指腓特烈二世。——译者
【40】 本书没有《佯动》这一章。——译者
【41】 应为第五篇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译者
【42】 应为本篇第八章。——译者
【43】 指第七篇第十三章。——译者
【44】 1757年9月8日法军指挥官埃斯特雷元帅同英国康伯兰公爵（英国、普鲁士、汉诺威联军司令）在下萨克森的策芬修道院签订停战协定，规定汉诺威军队除在少数城市中留驻守备部队外一律撤至易北河右岸，法国保留全部占领区。但英国政府不承认这个协定，召回康伯兰公爵，由普鲁士的斐迪南公爵接替联军司令职务。1758年2月18日，斐迪南公爵突然袭击法军的冬营，法军被迫退出汉诺威。
【45】 即卡尔·奥古斯特。——译者
【46】 即伯纳陀特。——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