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IMF伪造数据：华盛顿的“统计舞弊”
在1995年，大多数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言论都充斥着债墙和经济即将崩溃的说法，要求政府加速削减支出并进行更大规模的私有化，而弗里德曼学派的智库总是高声疾呼危机正在来临。不过，华盛顿最有权势的金融机构不但愿意借媒体制造危机的表象，也很乐于以具体措施创造货真价实的危机。在威廉森发表“点燃”危机的言论两年后，世界银行的首席发展经济学家布鲁诺(Michael Bruno)公开呼应这种说法，但也未引起媒体注意。在1995年突尼斯国际经济学会(IEA)的一场演说中(后来由世界银行以论文形式出版)，布鲁诺告诉500位来自68国的经济学家，国际上已逐渐形成共识，认为“一场够大的危机或许能震撼原本不情愿的决策者，使他们采取能提振生产力的改革”。
基于这个事实，他宣称国际机构不只要利用既有的经济危机来推动华盛顿共识，还必须先发制人，切断援助以使危机更加恶化。“不利的休克(例如政府年收入或外部资金流入减少)实际上可能是好事，因为它能缩短(改革的)延迟。‘情况没有坏到底前不会好转’的想法会自然浮现......事实上，一场高通胀危机对一个国家的好处，强过在比较不严重的危机当中裹足不前。”
布鲁诺承认，加深或制造严重的经济崩溃十分可怕——政府可能发不出公务员薪水，公共基础建设可能荒废，但身为芝加哥学派的门徒，他呼吁听众把这种破坏当作创造的第一阶段。
“随着危机加深，政府确实可能逐渐枯萎，”布鲁诺说，“这种发展有一种好结果，就是在推动改革时，顽抗团体的力量可能已被削弱——一个采取长期对策而扬弃短期权宜措施的领导人，可望赢得对改革的支持。”
芝加哥学派对危机的沉溺已迅速席卷知识界。短短几年前，他们才只是推测恶性通胀危机能创造震撼政策所需的震慑条件，现在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竟鼓吹制造失败国家，只因为危机能提供从废墟中重头来过的机会，而世界银行的经费却来自178国的公帑，其宗旨是重建和强化困顿的经济体。
多年来外界盛传国际金融机构玩弄威廉森所说的“假危机”，胁迫一些国家任其摆布，但要证明其事却十分困难。最详尽的证词来自一位转为告发者的国际货币基金幕僚布德夫(Davison Budhoo)，他指控IMF伪造数据，只为了宣告某个贫穷但意志坚定的国家经济陷于危机。
布德夫出生于格林纳达(Grenada)，是接受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训练的经济学家，并且以不同流俗的个人风格在华盛顿智库圈特立独行：他留着一头爱因斯坦型的竖直头发，宁愿穿风衣而舍弃西装。他在IMF工作12年，职务是为非洲、拉丁美洲和他的家乡加勒比海地区设计结构调整计划。IMF在里根与 撒切尔时代大幅右倾后，思想独立的布德夫感觉他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愈来愈坐立不安。IMF当时在忠贞的新自由主义信徒总裁康德苏(Michel Camdessus)领导下，挤满狂热的芝加哥男孩。布德夫1988年辞职时，决定致力于揭发IMF的秘密，他先写了一封引人注目的公开信给康德苏，用的是十年前法兰克写给弗里德曼的控诉语气。
这封信一开始就以IMF资深经济学家罕见的热情语调说 : “在我担任IMF幕僚12年，历经正式的基金现场工作1000个日子，兜售你的药方和魔术袋给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和非洲的政府和人民后，今天我辞去工作。对我来说，辞职是无价的解脱， 因为我的解脱让我得以跨出救赎的一大步，希望因此可以洗净我自觉手上沾满的几百万名贫困、饥馑者的血......那些人流的血 多到像河里的水。那些血也逐渐干涸，在我全身各处凝结；有时候我感觉全世界的肥皂也无法洗清我以你的名义所做的事。”
然后他开始陈述他的指控。布德夫指控IMF以统计数字当作“致命”武器。他不厌其烦地细数他在1980年代中期以基金职员的身份，参与精心计划的“统计舞弊”，在IMF的报告中夸大富藏石油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Trinidad and Tobago)的局势，让这个国家显得比真实情况更不稳定。布德夫声称，虽然IMF掌握了正确的信息，但却把一项衡量劳动成本的关键数字夸大为两倍多，使该国的生产力大幅下降。在另一个例子中，他宣称IMF“几乎是凭空捏造”庞大的未清偿政府债务。
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1945年12月27日成立，与世界银行同为世界两大金融机构，由189个国家组成，致力于促进全球货币合作，确保金融稳定，促进国际贸易。职责是监察货币汇率和各国贸易情况、提供技术和资金协助，确保全球金融制度运作正常；其总部设置于美国华盛顿特区。
布德夫说，这些“明显的疏失”是刻意而非“马虎计算”的结果，却被金融市场当作事实，并立即把特立尼达归类为高风险国家，进而切断其融资。该国的经济问题——起因于主要出口物资石油的价格下跌——很快变成灾难，因而被迫向IMF乞求纾困。然后IMF要求该国接受布德夫形容的 IMF“最致命的药”：裁员、降低工资，以及“全套”的结构调整政策。他叙述这个过程是“以诡计故意切断该国的经济救生索”，以便“先摧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经济，然后促成改变”。
2001 年去世的布德夫在他的信中明白指出，他的控诉不只是因为少数官员对待一个国家的方式。他形容IMF的整个结构调整计划就是一种大规模的酷刑，让“‘因痛苦而尖叫’的政府和人民被迫在我们面前屈膝，挫败、惊惶而混乱，乞求我们以同情心和君子风范对待，但我们残酷地嘲笑他们，毫不留情地继续施以折磨”。
这封信发展后，特立尼达政府委托了两个独立的研究机构调查信中的陈述，并发现信中所述果然是事实：IMF 夸大和伪造数字，对该国造成严重伤害。
不过，尽管指证历历，布德夫爆炸性的控诉却消失得几乎无声无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是委内瑞拉外海的一群小岛，除非该国人民冲进IMF在十九街的总部，它的抱怨不太可能引起世界瞩目。但这封信在1996年被改编成一出叫《布德夫先生的IMF辞职信》的戏，在纽约东村一家小剧场演出。这出戏出乎意料获得《纽约时报》好评，称赞它“不同寻常的创意”和“别出心裁的道具”。这则简短的戏评是布德夫的名字唯一次出现在《纽约时报》的版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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