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问卷调查出现了有趣的转折。它们不仅仅产生平均化的效果，通过抽象化和再聚合，也产生了分化效果。在做市场研究时，伊戈认为，民意调查公司最后发现它们的对象和“公共”一样模糊，但是更关注人口统计群体。同样，社会统计学使人进入新的集体或形成少数意识。我们可以称其为“第一批虚拟群体”，其成员在空间上相互分离，不认识彼此。例如，金赛的调查中，同性恋普遍性的数据成了同性恋者维权运动的工具，似乎也成了同性恋身份的认识基础。伊戈认为，社会科学数据虽然为塑造自我带来了限制，但更为群体和自我主张创造了新的可能性。为塑造自我带来了新限制是因为，社会调查成熟时，它所创造的教育基础不是服务于大众社会的，而是服务于一个不同人有不同归属的社会。这促进了陌生人之间形成新的连接，即便侵蚀了原本的家庭、宗教和地域联系。3作为家庭、宗教和地域的一员，同性恋者往往会隐瞒自己的特殊性向。随着身份政治理论的兴起，同性恋者会公开身份，进入自己所归属的团体中。
堆叠的自我非常乐于接纳社会科学所提供的自我理解的不同类别，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比他们呈现出的公共自我更加拘束。假设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不怎么扭曲自己的生活体验，我们就该从本书的论点出发重新探讨：社会权威的固定形式只会对真实自我造成阻碍。与之相伴的是另一种假设是：科学的本质是解放，服务于真实自我。
伊戈注意到金赛试图揭开普通美国人在其性生活中真实的表现是什么样的，从而将他们从社会规范中解放出来。但他的性行为研究，以及围绕研究产生的全国大讨论，所产生的最重要的后果就是公众一起塑造“正常”的私人自我。4金赛试图为人们认为不正常的性行为洗刷污名，展现其普遍性。这种公开宣扬的结果使人在所谓的常态之外无处安身。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