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烨 |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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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过去十天，新冠肺炎成为唯一的焦点。作者指出，疫情引发了有史以来罕见的群体恐慌，抗疫已成为当下最大的政治。受此影响，永不停息的中国经济机器嘎然而止，所有人的生活都被改变，社会恐慌不断加重，以至于疫情的每一个处理细节都被无限放大。然而，一个科学管理的社会，理应是危害治理成本相对最小化而社会整体利益相对最大化的。基于最新数据，新冠肺炎传播率高，但其死亡率却远低于SARS，危害程度还无法和其他主要疾病相比。而我们举全国之力向新冠病毒宣战，在经济发展、社会关系、公共信用等方面都产生了复杂影响。也许，我们该转变对待新冠肺炎的思路了，全社会首先要共同努力的，是一起来降低恐慌情绪，而各级行政单位在出台抗疫措施时，也要有谨慎而充分的预判。文章首发于“观察者网”，感谢作者授权，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过去十天，新冠肺炎成为全中国唯一的焦点。武汉封城，全国各省份接连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为了遏制住新冠肺炎，14亿的中国人停止了全部的社会活动和经济活动，自我囚禁在家里等待病毒的离开。学校被推迟，服务业断崖式下跌，中小企业朝不保夕，底层百姓度日维艰。
等尘埃落定后，我们也许会发现这次疫情引发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群体恐慌。恐慌开始于湖北武汉，继而扩散到全国，最后蔓延出国界。
对一个未知病毒的恐惧是恐慌的开始，互联网和社交网络则成为恐慌的孵化器和催化剂。个体案例通过自媒体传播能在一天内让几千万人感同身受。数亿网民如饥似渴地吸取任何关于新冠病毒的信息。他们每读到一个新的案例都会觉得同样的不幸也会发正在自己身上。
恐慌情绪的影响下，武汉政府前期对疫情处理的失误和不及时在互联网上形成了汹涌的民意，疫情成为中国最大的政治。
(1月23日上午10点的汉口站 图自工人日报)
有着17年前SARS的阴影，面对新的病毒侵袭，中央政府对疫情的处理迅速而有力。为阻止疫情的扩散，中央政府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措施，包括隔离一座上千万人的城市。各个省份也随即启动了一级响应，希望能把病毒的扩散扼杀在摇篮之中。
政府的强力响应继而增加了民众对病毒的想象。他们看到每个湖北人和武汉人都如临大敌。地方官员更不敢怠慢他们职责。在中央政府已经延迟的春节假期之外，各地政府也出台政策，进一步推迟开学和商业活动的开展。针对疫情的各种硬核手段被纷纷发明和传播。所有中国人都有义务自我禁足，更不用说要找到并隔离每一个湖北人和武汉人。
政府的饱和式应对和恐慌的民意互相共鸣。永不停息的中国经济机器嘎然而止。所有人的生活都被改变。面对失去的一切，人们从恐慌转向愤怒。对疫情的每一个处理细节被无限放大。人们希望能找到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似乎这能让他们找回失去的生活。原本对中国体制心存怨气的，更是找到了一个总算账的良机。而那些以获取眼球为生的媒体们，用一篇篇或耸人听闻或催人泪下或冷嘲热讽的文章，轻松地斩获了很多十万加。
也许，我们该转变对待新冠肺炎的思路了。
如领导人所说，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是第一位的。新冠肺炎对人民的生命健康造成危害，同样还有很多疾病也在危害人民的生命健康。
一个科学管理的社会，其核心无非是用合理的成本来应对每一种危害，最后让社会的整体利益最大化，而投入的成本又能最小化。社会总体资源有限，管理者必须在有限资源下为整体的最优结果而努力。
从任何角度来看，新冠肺炎的危害无法和其他主要疾病相比。我们对新冠病毒恐惧不已，对已知的疾病却处之泰然。用所有的数据分析，这完全不符合科学理性。
已经有不少分析把新冠病毒比做一个加强版的流感。
(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谈疫情防控)
这次新冠肺炎传播性较强，但死亡率要远低于17年前的SARS。很多感染者没有症状或仅有轻微症状，而危重病例和死亡病例大多数是老年人和有基础疾病的感染者。
根据国家卫建委和各省卫建委的2月1日最新数据，新冠肺炎总确诊病例为11791，累计死亡人数259，死亡率为2%，远低于SARS的10%。其中武汉确诊病例为3215，死亡人数192，死亡率略高，接近6%，湖北除武汉外病例为3938，死亡人数57，死亡率为1.4%，而全国除湖北外病例4698，死亡人数10，死亡率更是低至0.2%。
有几个原因可以解释武汉和湖北相对高的死亡率，包括疫情原发地病毒毒性更强，有更多的交叉感染，有很多轻症状病人没有就诊等。如果用全国除湖北外数据看，其死亡率和一般的流感相当，而人数则远比流感要低。
根据美国CDC的数据，美国过去九年流感平均感染人数2千8百万，死亡人数3万7千，死亡率0.13%。中国人口基数是美国四倍以上，按保守估计，中国的流感死亡率要高于美国，死亡人数每年十万以上。而中国的流感疫苗接种率不到2%，远远低于美国的60%。
可以说湖北之外的新冠病毒，从感染人数和致死率来看，基本等于一场超小规模的新型流感。
而中国人对每年影响几千万人的流感完全不重视。难道会闹的病毒才有人治吗？
除了流感之外，中国每年死于心脑血管疾病人数达4百多万，慢性呼吸道疾病达1百多万。即使这样，这些病从没有引起过新冠病毒所带来的恐慌。
而我们举全国之力向新冠病毒宣战，所花费的成本又是多少？
最直接的成本是经济成本。这次新冠病毒所造成的经济影响远超过非典。有估计，仅仅春节期间的经济损失就要接近一万亿人民币，等于GDP的百分之一。而如果经济活动的冻结继续延长，所带来的成本将持续增加。
其次是对社会关系的破坏。人类本是群居性的社会动物，人际交往本是我们人性的一部分。恐慌让亲友不能往来，恋人不能相聚，甚至还有孩子举报父母外出聚会。恐慌破坏了人际间的信任和社会的基本链接。
最后是我们体制积累的信用。用举国之力消灭病毒，这是只有中国政府才可能接近的目标。但在执行过程中，所有细节都被全国人民关注和放大。政府把体制积累的信用相当程度地用在这个战役。
人类很少有彻底战胜病毒的记录。人类和病毒的斗争将永远继续。像中国这样的超大规模社会，和病毒在战斗中共存应该是常态。而对病毒感染的治疗也应该纳入社会医疗体系的常态化管理中。为了达到彻底消灭病毒，可能导致的结果是社会机体和经济的自我瘫痪。
那些为中小企业和经济状况呼吁的人们，首先应该一起来降低社会的恐慌情绪。经济是人和人之间的行为。在恐慌情绪下，人人自危，又如何开展经济活动。
湖北之外的省份在春节后应该尽快回到社会运作的正常状态中了。湖北抓疫情，全国抓经济。这样我们才能有更多资源支持湖北，以及其他公共卫生事件。
政府现在以加倍的措施来应对疫情是无可厚非的，这是当前最大的政治。但是各级具体的行政单位要对自己出台的抗疫措施，会产生什么样的预期效果， 尤其是有可能产生有争议的社会后果，要有预判，要谨慎。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本文原载“观察者网”，原题为“关于新冠肺炎，该转变思路了”，感谢作者授权。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