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月30日晚，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宣布，主要基于中国感染者数量增加、多个国家都出现疫情两个事实，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简称PHEIC）。
这也意味着，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不再是武汉这一座城市、中国这一个国家的单打独斗，而是一场全人类与该病毒的较量。
在WHO公告之前，对于此次新冠疫情以及中国的防控举措，国际媒体的报道就已经连篇累牍。在关心此次病毒传播力以及对于本国的经济威胁之外，国际舆论将目光聚焦于中国的科研力量和公共卫生体制。
“前所未有”的测序
美国《时代》杂志称，在某些方面，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但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能力抵抗这类新型病毒的暴发。那些使任何生物基因蓝图测序都成为可能的技术，给人类带来了超越微生物的优势：我们可以绘制病毒基因组图，从而提供有关病毒如何传播的宝贵线索，甚至帮助弄清人类免疫系统该如何最好地与之抗衡。
英国《经济学人》将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称为“已知的未知事件”。报道称，2003年非典时期，病毒的基因测序需要数周时间，但此次新型冠状病毒，中国科学家迅速分离出这种病原体，并与世界分享了它的基因序列。不论是对中国，还是世界而言，基因序列数据的获取都将帮助医生更好地确诊病例，并更快地研制出疫苗。
美国商业内幕网援引耶鲁大学传染病学副教授理查德·马丁内洛：“一周之内，该病毒的RNA序列就得以从互联网上获取，人们可以查看并进行分析。这是前所未有的。”
对于拐点的国际预测
2月2日，硅谷诺贝尔奖获得者、计算机大师迈克尔·莱维特Michael Levitt发布自己对于中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分析报告结论，他认为此次疫情将很快结束。
莱维特通过数据推演，得出以下结论，累计确诊人数在持续增加；超过95%以上的死亡病例都在湖北；湖北地区致死率很高，而其他地区的致死率则很乐观。值得注意的是，对从2020年1月29日开始的最后4天的数据添加了线性趋势线。对于总倍数，湖北倍数和其他地区的倍数来说，拟合度非常好。这表明倍数将在一周内减小到1.0，自此之后确诊和死亡人数将缓慢增长。也就是说，下周开始新增死亡人数将迅速减少。
而乐观预测之外，不乏更加谨慎的声音。美国波士顿东北大学牵头进行的研究，使用的是基于旅行模式和确诊国际病例的数学概率模型，据此估计，截至上周三，武汉的感染人数中值为31,200人。而香港大学教授上周五在医学顶级刊物《柳叶刀》上发表了一篇使用类似算法的研究报告，则估计截至1月25日，武汉有75,815人感染。
在牛津大学和帝国理工学院任职的教授唐纳利Christl A.Donnelly也表示：“就特定的传染性水平而言，更多的无症状传播会使疾病更难控制。”
1月30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陈薇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拐点可能很快就会到来，但是第一个拐点到来之后，疫病会不会还有第二峰、第三峰呢？陈薇院士还是谨慎地认为，“对此我们还是要做好最坏的打算，拿出最充分的方案，准备最长期的奋战”。
担心：冲击本国经济
疫情首先冲击了中国的经济，投行摩根士丹利分析，中国旅游、娱乐和零售业受到的影响可能最为严重，工厂延长停工可能拖累工业生产和贸易。如果疫情在2月或3月达到顶峰，那么中国第一季经济增长可能被削弱0.5-1个百分点。
美国银行则把2020年中国GDP按年增速预测调低至5.6%，原为5.8%。该行的大中华首席经济师乔虹认为，最坏情况是，如果疫情进一步的恶化使工业生产在更长时间内被打断，2020年和2021年GDP按年增速将可能降至5.0%及5.5%。
国际货币基金制组织IMF发言人GerryRice也表示，“我们已经看到了直接的影响，主要是在需求上，因为中国人呆在家里，通常繁忙的零售和旅游旺季基本上已经暂停。”
与中国经济密切关联的其他新兴经济体也受到冲击，《华尔街日报》主笔AmrithRamkumar撰文指出，致命冠状病毒疫情的影响正在冲击新兴市场，这表明投资者对全球经济能否从10年来最差的一年轻松反弹抱有疑虑。几周以来，投资者一直希望贸易紧张局势的缓和能够提振全球经济，但现在已不再押注这些要依赖中国消费的大宗商品和新兴市场，比如巴西、智利。
而随着美元出现反弹，交易员更加青睐于与美国经济联系更为紧密的资产，Ramkumar分析说，美元走强会使美元计价投资对外国买家变得更加昂贵，同时也会增加发展中国家偿还美元债务的成本，这也凸显出新兴市场所面临的风险，虽然这些国家拥有诱人的长期增长前景，但一旦人气转变，走势就会迅速掉转。
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教授Tim Benton撰文呼吁，我们应该改变现有的思维模式。他指出，通常社会和各国政府倾向于把每一次的新传染病视作单个危机，没有意识到它们是世界变化的一个征兆。我们改变环境的机会越多，就越有可能破坏生态系统并为疾病的爆发提供机会。
Benton指出，目前，人类只记录了10%的病原体。因此，还需要更多的资源和人手来寻找那剩下的90%，以及哪些动物携带这些病原体。有必要知道哪些动物是新来者；哪些野生动物是被人们杀死或是当作食品，甚至把它们拿到市场去出售给别人食用？
改善卫生条件、垃圾处理以及病虫害防治是帮助阻止疾病爆发和传播的有效途径。同时，从更广义范围来说，也需要改变人们对环境的管理和互动方式。
叩问：中国的公共卫生体制
早在“非典”过后的２００３年，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绍光就撰文剑指中国公共卫生体制，他指出，中国在卫生工作中曾存在对经济增长和对市场的迷信，这导致公共卫生领域同时出现了政府失职与市场失灵，带来了卫生防疫系统的瘫痪、地区与阶层间的卫生不平等以及医疗体系效率的下降。
王绍光认为，不可能为大都市里的富有阶层单独建立一个玻璃罩式的先进防疫系统，如果疫情在贫困阶层中蔓延、在其它地方蔓延、在农村蔓延，这个富有阶层迟早逃不过厄运。在公共卫生问题上，所有人必须同舟共济。既然公共卫生的公平性如此重要，把它交给市场便是完全错误的。
过去十几年，中国一直在探索如何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改革医疗卫生制度。由于经验不足，认识上出现偏差，走了一些弯路是难以避免的。如果这次敲起的警钟能使我们清醒认识到"投资人民健康"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认识到现行医疗卫生体制的种种弊端，那么坏事就可以变成好事，使危机变成重建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