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日，杨功焕这位中国疾控中心原副主任、公共卫生和流行病学专家，或许是忍无可忍，在这一天的深夜，亲自撰写了一篇文章，直指二元卫生体系缺陷，呼吁反思和追责。
“有人说，现在重要的是战胜病毒，而不是反思或追责。我觉得，反思和追责，是战胜病毒的一部分。我们不知道错在哪里，又怎知如何战胜病毒？”这篇文章从起笔开始就直言不讳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杨功焕在首先强调病毒溯源的重要性之后，同时也肯定了中国的公共卫生体系：“不可否认的是，在面对传染病方面，我们国家有非常先进的一面，因为中国的公共卫生体系，肯定是比许多国家好得多，整体指挥和调度的能力也很强。”但其笔锋接着就立即转到了这个至关重要的疑问上，话里话外意味深长：
“但也确实有一些因素影响了疫情的发展。那就是一些人员，从官员到专业人员，在疫情开始的时候没有意识到这个传染病的危害，以及发生爆发流行会带来多大的损失，反而是更多的是考虑政治上的稳定。所以就会出现训诫医生的举动。”
什么意思？不是疫情直报系统和传染病防控体系本身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一切政治挂帅的结果。杨功焕说：其实，我们的直报系统在几个小时就能把信息上达国家机构。很多国家没有中国的直报系统，世界卫生组织就是依靠追踪当地的媒体报道、学术杂志等手段来发现疫情。“我们有直报系统，这是我们中国的优势，遗憾的是，我们的优势没有发挥出来。如果尽早知道疫情，一些控制措施可以在疫情在较小规模时得到控制，然而，走到了不采取 “封城” 这样的措施就无法控制的地步。这些都是有待改进的一面。”
此次疫情为何会扩散蔓延？这位中国疾控中心前官员同样直言不讳：武汉市卫健委12月31号通报说没有人传人，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犯了大忌，影响到后边的防控措施了。在传染病的面前，怎么可以这样做？这必然会引发大问题。
因为，“在传染病防控的时候，即使这个病毒还没有搞清楚、还在讨论判断过程中，但是必需的防控就必须开始了。因为事实上早在2019年12月26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医生张继先报告的病例中，就存在人传人，特别是家庭聚集性的传染。”
既然这样，为什么疾控部门自己就不能直接发布疫情通报呢？对此，杨功焕也说了，中国的疾控体系不是行政部门，而是事业单位，所以没有权力来发布疫情信息。
“把专业技术人员的工作和政府的行政管理完全分开，卫生体系这样做其实是有些不合理的。如果我们要参照其他国家，其实没有中国这样二元的做法。美国疾控中心只有国家一级，在州以下它就是卫生局，所有的疾控任务都是卫生局的人在做。”杨功焕接着表示，“我们应该把疾控工作详细分解以后，某些部门合并到卫生局，这样的话卫生局就不仅仅只是一个行政管理工作，就像公安局也会有很多刑侦技术人员一样。”
但疾控部门就没有失职吗？“我觉得他们失职主要是，第一，有些专家出来说了一些不太负责任、不严谨的话。第二要问他们内部是不是跟武汉市卫生部门提了建议，当然也可能疾控中心提了建议，我们不知道而已。”杨功焕在其亲自撰写的文章里最后写道。
杨功焕说的失职的“第一条”可能暗有所指。比如，1月22日，也就是武汉封城前，在国新办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高福还言之凿凿的说，目前证据确实显示儿童、年轻人对病毒不易感。而恰恰在两天前的1月20日，钟南山院士已经明确公开表示“人传人”了。即使在对外宣布新冠疫情后，高先生依然乐观的说，“预计元宵节情况就能好转”。
至于此前的国家卫建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王广发就更被成为“冷笑话”了——这位专家一边说，“可防可治”“不会人传人”，一边自己又遭到了感染，简直是太雷了 。
科学家务必严谨慎言，不能一时兴起胡乱拍胸脯，否则真的是有毒。
疾控之惑
有人说，疾控体系是处在“沉珂两难”之地。也有人说，疾控体系失职之罪难逃。事情到底走向如何，我们还得拭目以待。但湖北省卫建委的书记和主任双双被免职，似乎已经传递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
不管怎样，此次疫情都会让中国的疾控体系进行重新的反思和整理。甚至是整个中国公共卫生体系。
1982年，卫生部决定建立中国预防医学中心，后于1983年改称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中国预防医学中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建立了从国家预防医学中心到省、地、县一级各部门的卫生防疫站，到乡镇卫生院和街道医院、村卫生室，以及各级各类专科防治站所组成的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体系。
将近20年后的2002年1月23日这一天，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正式更名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同时成立的还有中国卫生监督中心。这意味着中国新型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逐步形成。这个时候的中国公共卫生系统由各级医疗行政部门、医院、疾病预防与控制机构、卫生监督机构等组成。
第二年，就爆发了SARS。于是，中国的新发传染病防控体系开始随之着手建构了。而疾控体系也随之被更加的重视。
但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像外界所表现了那样美好。一位疾控领域的人士在互联网论坛上这样吐槽说：
或许在常人看来，疾控中心的职能只是传染病控制，但其实其职能要宽泛的多：传染病、慢性病、寄生虫、青少年检测、水卫生、环境卫生、营养、生物检测等等很多。2003年非典结束以后，全国没有再爆发重大传染疫情，自然让大家对这么部门越来越不重视。但殊不知，非典爆发之前，已经开始准备裁撤这个部门了，实际上有些地方已经行动了，但随着非典的爆发，其在控制疫情中的重要作用，才让领导们重新审视它并重视了一段时间。但非典并不是疾控发挥作用最大的一次表现，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天花、鼠疫等等很对严重的传染病的消失，都离不开这个系统的作用。包括现在没有重大传染疫情而引起大家的轻视，也正是因为有防控系统发挥的作用。这就是这个系统的特点，当你看不见它时，其实说明它工作的很好。
“当然这个系统现在也存在着很多的问题，也包括在卫生系统中不受重视，具体原因，既有目前没有重大疫情的原因，也有领导体系组成的原因，也有资金盈利的原因。”
根据相关信息和资料显示，疾控体系的人才外流与空缺以及资金问题实际上一直比较严峻。同时，有些地方已经开始了机构改革，曾让疾控体系的走向备受关注。
2018年，《健康报》在发布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长期以来，许多地方的疾控中心、卫生监督机构面临人员待遇、机构属性、发展前景的困惑，骨干人员流失现象愈演愈烈，有的县疾控中心已经十多年没有录用专业人员了，疾控队伍正在面临空心化的风险。
在既有问题未解的情况下出台改革方案，会不会对当前的队伍稳定性产生冲击，会不会出现工作衔接的空档？对这些可能存在的风险，有关部门应及时进行评估，出台更明确的实施方案和稳定军心的措施。
2003年SARS疫情之后，各级疾控中心为防范各类传染病特别是烈性传染病的发生起到了关键作用。一旦在省级层面以下归并入其他单位，会不会造成疾控职能的削弱，会不会破了疾控网底，一定要给予密切关注。
在卫生监督、急救中心、血站等归口卫生健康部门管理的格局下，相关行政管理职能与执法权结合较为紧密，协作较为顺畅。而改革之后分属不同单位，卫生健康政策与卫生健康执法如何有效衔接、资源投入如何避免分散或是重复建设，这些问题也需未雨绸缪。
《健康报》的这篇是针对当时辽宁省的一项重大举动而作的——辽宁省委办公厅2018年64号文件显示，辽宁省及所属地市发布的关于事业单位优化整合的方案引起各方关注。根据这些文件，在省级层面，除了继续保留省疾控中心外，省卫生计生监督局、省肿瘤研究所、省急救中心等单位将被整合，组建省卫生健康服务中心。
在地市级层面，则出现了不同的整合方案。比如，在沈阳市，疾控中心和卫生监督所等将被整合为市卫生健康服务与行政执法中心；在抚顺市，疾控中心并入市大健康产业研究院，卫生监督所并入市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这引起了疾控体系和卫生体系的“小地震”。有业内人士对此感叹说：“一觉醒来，疾控中心和卫生监督所没了！”改革必然触及既有的格局，需要时间去消化适应。
《健康报》的文章对此评论道：从辽宁省及所属地市公布的相关文件分析，此次改革涉及卫生计生、民政、安监等多个部门的直属单位，经过调整优化后，事业单位的数量明显减少、职能更加统一，破解了行政部门所属事业单位数量过多、职能重叠、管理繁琐的弊端，有利于简政放权、优化资源配置、明确单位职能、减少群众办事路径，与中央对事业单位改革的要求相一致，有助于为其他省份的改革提供经验。但另一方面，辽宁省及所属地市此番改革是对现有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大调整，涉及面广，触及利益点多，能否与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相适应、与健康中国战略实施相契合，还有待观察。
管中窥豹，辽宁省的“举动”和疾控体系的“尴尬”或许仅仅是一角而已。甚至有网友公开吐槽说：“辽宁已经合了，很搞笑的是，疾控的职业医师全部都改注册到妇保所去了？！卫生健康服务与行政执法中心，妇保所是下属单位，疾控就不是了？人家可以挂执业医，疾控就不行了？而且，挂到门诊？！就因为疾控没有自己收入业务，不赚钱，没有创收项目啊？大中心花着经费，疾控就连办公用品都快没钱买了……”
疾控之惑与疾控之殇，想必随着此次疫情的反思，会进一步得以廓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