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在首尔的留学生张怡，其手机近来经常收到来自韩国中央及地方政府部门的“紧急短信”。
张怡向第一财经记者介绍，她每天都能够收到其所在地方政府发送的短信，短信中除了公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信息以外，还向民众提供定点医院的地址，以及口罩购买信息等疫情防控信息。
2月29日，韩国的新冠肺炎疫情日新增病例为909例，达到高峰之后逐渐回落，韩国的疫情呈散发性特征。此外，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疾控部门的数据也显示，目前境外输入病例中，均没有一例从韩国境内输入的。
随着韩国疫情逐渐走向缓和，有关韩国如何“抗疫”也受到了外界的广泛关注。
根据韩国官方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5日0时，韩国国内相较前一天0时新增100例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确诊病例，其中34例在入境检疫过程中确诊；累计确诊病例为9137例，韩国的总确诊人数也从曾经的全球第二名，跌落至全球第九。
与此同时，关于韩国如何运用大数据共享机制，并为疫情防控搭建出更多的运作空间，也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美国越洋电话求援
据青瓦台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24日与韩国总统文在寅通电话时请求援助新冠病毒检测试剂。
特朗普还表示将随即采取措施，使援助物资在一天内获得美国食药监部门的批准。
此后，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长郑银敬在记者会上表示，目前生产试剂的企业中，有5家公司正在增加试剂产量，国内用不完的试剂正在出口，并表示在不影响国内防疫的前提下，可以支援美国；而在同一天，文在寅前往首尔一家研发生产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的企业时表示，韩国政府将全力配合有关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的相关需求。
据韩国外交部25日消息，受疫情影响，有47个国家向韩国提出进口病毒诊断试剂的相关咨询，向韩方请求提供人道援助的共有39个国家。
与之对应的是，韩国保健福祉部也在第一时间发布应对措施，包括：针对所有来自武汉的航班进行二次体温测试，将来自武汉或途经武汉中转游客的信息上传至医保系统、在疾控热线增加中文咨询服务等，并完成每日近3万人的病毒检测，在同等国家中位于前列。
曾参与韩国疾病管理本部的创建、现为韩国某医科大学临床医学教授的高建立（音译）向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在韩国建立起目前的医疗及防疫体系的过程中，有两个重要事件不容忽略。
高建立介绍，2003年亚洲地区暴发“非典”疫情，韩国方面在初期即进行快速检测及关口检疫措施，最终境内仅出现30余名确诊患者。时任韩国总统卢武铉在疫情结束后的一场国务会议上，提出需要设立一个常设性并具有行政权力的传染病防控组织。
“现任总统文在寅当时担任青瓦台秘书室长一职，而文在寅在与专家团进行恳谈会的时候，曾经提到过，如果出现了变异的病毒或是更严重的病毒疫情，如果不做出及时的应对，那么很有可能将动摇韩国的卫生体系。”高建立回忆道，虽然此前在韩国也有“国立保健院”履行疾病管理的职责，但主要偏向于研究机构，相比之下，疾病管理本部的权力更大、且有相关法律及制度作为支撑。
2015年春夏之交，韩国发生了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疫情，也对韩国防疫体系的机制化有着较大推动。
2015年底，《感染病预防及管理相关法律修正案》在韩国国会全体会议上通过，将疾病管理本部明文规定为“韩国境内流行疾病防治体系的指挥机构”，在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后，打造由政府机构间、政府机构与卫生系统，以及政府机构及民间企业间的信息共享系统，并实现一站式信息查阅。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在紧急状态期间，疾病对策本部可以获得范围广大的数据获取权限，包括可以收集闭路电视录像、手机GPS、汽车ETC数据、信用卡交易及入境信息等，能够涵盖民众生活的所有数据，并在经过适当授权后，可以公开其中一些人的信息。
高建立表示，在经历了法律及机构制度保障后，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韩国疾病管理本部于去年12月底便监测到新冠肺炎疫情，在今年1月20日成立24小时运转的对策本部；安排相关企业研发试剂盒，保证口罩供应的同时，通过发动三星等大型企业的力量，为以中小型为主的科研企业提供产量上的支持。
在此基础上，对策本部成为了协调韩国全国力量集中防疫的“总指挥”，在保障中央与地方“一盘棋”的同时，也为大数据的妥善运用提供了基础。
当大数据遇到疫情
如果说，制度的机制化是信息共享的前提，那么如何将大数据利用在疫情的防控上，则是由理论转为实践的重要一环。
韩国民调机构RealMeter于3月20日进行的最新民调显示，韩国民众对于疾病管理本部及韩国的防疫体系表示信任的受访者达81.5%，远高于2015年MERS疫情期间的44%。
在韩国投资美容企业的中国企业家、韩国投资宣传大使晨光也表示，持续观察发现，韩国国内从疫情的初期防控、发现、收治等层面，都构建了较为快速的应答及对策机制，并实时对外公布疫情的具体情况，有效降低了许多韩国民众的不安，也展示了韩国政府开放和透明抗疫的姿态，让更多韩国民众能够相信政府的防疫措施。
据韩国运营商KT融合技术研究院院长郑济文（音译）介绍，该系统于2015年MERS疫情期间开始搭建，依托于韩国的通信体系，将中央或地方政府需要向特定地区民众传递的信息，通过运营商持有的网络及GPS数据进行实时分享，并可以指定向信号在某个地区内的民众发送信息，且信息传输方面占用优先通道，相比于传统短信，大大提高了信息的覆盖效率及准确性。
韩国首尔市保健科官员崔成国（音译）在回复第一财经记者的邮件采访时表示，MERS期间的信息不透明，反证了信息畅通的重要性。因此，首尔市政府在执行疫情防控政策时，第一点提出的就是信息的公开、透明化，并借助于数据与科技手段，致力于将民众生活的不便降至最低；检测过程更多并非依赖强制性检测——疾控机构公开确诊者的行踪，并通过刷卡数据确定到某一个商店的密切接触者，密切接触者在收到数据后，就可以自行前往检测站并隔离。
第一财经记者在携程、去哪儿等主流旅游网站中发现，韩国旅游签证仍在发放当中（除湖北以外），也成为全球为数不多没有安排任何形式的入境管制措施的国家；即便是在疫情严重的大邱地区，韩国政府并未采取封城等措施。
根据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副本部长金刚立在记者会上的描述，目前韩国每天正在完成约6万例的检查及病毒检测工作，为此还引入“得来速”无接触检测系统等方式，鼓励更多民众接受检测，并以此分散部分大型医院及定点医院的收治压力；而如何将大规模的数据，进行运用及调动，也成为非常重要的一环。
2016年，韩国政府首次提出“政府4.0”战略。其中最主要的一环，便是推动韩国不同政府机构，中央-地方政府，以及政府与民间机构间的大数据信息共享。为此韩国自2017年以来，逐渐建立起由各级政府出资建立的大数据平台，并在运营商等基建企业的配合之下，成立了公共数据的存储及运用网络。
2月23日，韩国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发布最高等级的红色预警。根据相关法律，韩国政府可以大规模调动包括消费数据在内的所有数据，以能够查询到确诊者的所有行踪轨迹，而在一线的医院，医生只要在电脑中输入就诊者身份证号码或医保代码，即可通过出入境数据，查询到患者前往过的所有国家和地区名单，并显示在该国家居住的时间长度。
针对从外部入境的人员，韩国政府则要求所有入境者均应填写联系方式，在入境检疫现场进行确认，并要求所有入境者及潜在的密切接触者在入境后的14天下载“自我诊断”APP，每天均要填写个人体温、症状，若未按时填写，则通过GPS数据及留下的联系方式，与本人取得联系，若填写者出现了任何症状，后台则自动将信息提供至当地疾控部门，出动急救车等相关专用车辆，将疑似患者运送至有关医院进行检测。
崔成国介绍，目前首尔市已经将行踪路线进行公布，公开的数据甚至精准到某个咖啡厅、酒店等具体的商铺信息，通过对策本部的平台还可以调动治安摄像头、信用卡刷卡记录等覆盖轨迹的几乎所有信息；并将患者分为轻、中、重及最终四个级别进行治疗，针对轻症及无症状患者，将进入以政府及企业研修院、宿舍改造的“生活治疗中心”进行治疗。
韩国高丽大学政经学院教授李国宪表示，在疫情的防控过程中，事实上如果将每一个确诊者的碎片化信息进行归集，对于疫情的调查及追溯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韩国作为全球摄像头覆盖密度最高，且刷卡消费比重较高的国家，对于数据的采集也有一定的帮助；由此也能协助地方政府合理安排防疫资源。
他说，依据相关法律，这一采集范围被控制在疫情发生期间。这种高级别的信息共享，也得到了韩国主流民意的普遍理解与支持。
3月25日晚间，韩国食品医药品安全处（KFDA）宣布：根据药店方面销售数据得出的需求信息，以及韩国教育部门通过儿童活动轨迹获得的数据信息汇总，政府将追加针对86.4万个儿童的小型KF94口罩的供应量，并将小型口罩的供应日增加至每周三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