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善良的恶魔：一门显学是如何跌落神坛的
回望历史，思考当下，这里是啸瞰风云。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这场革命给整个欧洲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一时间，各国的文人贤达兴奋不已，他们从法兰西看到了一个美丽新世界。
当时有两位思想家，一位叫葛德文，一位叫孔多塞。他们主张一切社会问题都能通过制度来解决，孔多塞甚至认为，人类正朝着无限完善大步迈进，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我们将告别一切贫困、压迫与不公。
两人的观点风靡一时，在英国，有一位绅士多年后也成了他们的粉丝，他的名字叫丹尼尔·马尔萨斯。马尔萨斯钟情于法国革命，还把葛德文等人的著作推荐给他的儿子，希望这个年轻人也能接受一下“革命思想”的洗礼。
谁知儿子看完并不买账，他反驳道，贫穷是无法避免的，这帮人想的太天真了！为了申明自己的主张，他把自己的想法写成了一本小册子，名字长的吓人，叫做《论影响社会改良前途的人口原理，以及对葛德文先生、孔多塞先生和其他作家推测的评论》。
这本书，就是今天脍炙人口的《人口论》，而它的作者，就是后来英国的第一位经济学教授：托马斯·马尔萨斯。
1/5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我们上中学的时候就学过了，这本书的大意是：人口是呈几何级数增长的，而维持生存的粮食是呈算术级数增长的，所以，人口的增量必将超过粮食的增量，粮食危机会定期爆发。为了阻止悲剧的发生，我们必须控制人口，以免跌入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
马尔萨斯陷阱的几何解释
那么怎样控制人口呢？马尔萨斯认为有两种手段，一个是自然的，一个是人为的。所谓自然手段，就是饥荒、瘟疫和战争等非主观因素，它们虽然可怕，却能有效遏制人口的过快增长。所以在马尔萨斯眼中，灾难是某种积极的东西，从长远看不过是大自然调节人口的必要机制。
所谓人为的手段，就是鼓励大家晚婚晚育，克制自己的情欲。尤其是穷人，别动不动就生一堆孩子，给自己和社会造成负担。
马尔萨斯还认为，既然人口与资源的矛盾是永恒的，贫穷就不可避免，与其说它是社会问题，不如说是一种自然现象。人类社会的任何改革措施，都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贫困。所以，马尔萨斯反对政府对穷人的过度施舍，因为金钱不会激发勤奋，只会滋养懒惰。把穷人都养活了，生产力却得不到提升，到头来还是得由社会来买单。
马尔萨斯的理论在今天成了自由主义者反对福利国家的依据，但他关于人口增长的悲观论调已经被彻底否定了。今天的人们普遍相信，技术进步与全球贸易让我们彻底告别了“马尔萨斯陷阱”。马尔萨斯在《人口论》里的所说的大部分内容，均已成为了过去式。
《人口论》在19世纪的欧洲深入人心，包括达尔文在内的一大批思想家，都对马尔萨斯的洞察力表示了欣赏。达尔文认为，他的自然选择理论是对马尔萨斯观点最好的诠释，连大自然都懂得淘汰弱者，为何人类就偏偏执迷不悟呢？收容所和医院救活了无数残疾人与低能儿，一贫如洗的人总爱养一堆孩子，而勤俭节约的人则很晚才结婚，这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有害无益，我们是不是应该管管？
马尔萨斯是个善良的人，除了经济学家，他还是一位乡村牧师，没有证据显示他生前对穷人或弱者有过歧视行为。但马尔萨斯不曾想到，以他的观点为土壤，后世的聪明人在此埋下了一颗危险的种子，这颗种子的名字叫做：优生学。
2/5 宁要质量，不要数量
马尔萨斯去世后，如何有效控制人口成了各国政府最关心的话题之一。不少人受马尔萨斯的影响，断言慈善对于穷人是一种罪恶，施舍穷人不仅会助长懒惰，还等于变相地鼓励他们生育，难道世界上还有比穷人生孩子更可怕的事吗？马尔萨斯的学生，后来担任英国财政部大臣秘书的查尔斯·特里威廉甚至认为，饥荒是上帝惩罚堕落者的有效手段。
当然，比起让穷人自生自灭，还有稍微仁慈一点的办法，就是阻止他们生育，鼓励优秀的人生孩子，只有精英的后代多了，人口的质量就提高了。
这种“宁要质量，不要数量”的想法，是由达尔文的表弟——弗朗西斯·高尔顿率先提出的。顺便说一句，这位高尔顿也是个天才，他在人类学、心理学、统计学、数学、地理学等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高尔顿是达尔文的信徒，受进化论影响，他从遗传学角度研究了个体差异，并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如果自然选择是成立的，我们为何不能以改造动植物的方式改良人类自己呢？
弗朗西斯·高尔顿
历史上，人类已经成功培育了大量牲畜与农作物，如果我们能把类似的成功经验复制到自己身上，是否就能缔造一个天才的社会呢？
高尔顿对此踌躇满志，他希望人类能通过控制生育质量让自己变得更优秀。由此，他创立了一门名为“优生学”的学科，它以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与生物遗传学为基础，其宗旨就是为人类培育出更好的后代，让优质人种多生孩子，血统劣质的人少生孩子。
那么，什么是高尔顿眼中的“优质人种”呢？与后来的种族主义者不同，高尔顿对人种没有特别的偏见，但他的观点更奇葩，竟然把阶级差异作为衡量血统好坏的标准。
当时的英国已经步入工业社会，贵族社会逐渐解体，工人的数量日渐增加。高尔顿颇感不安，在他看来，工人们既贫穷又没教养，不可能成为优质人种的备选。他的依据是：穷人不讲卫生，吃的也很差，更重要的是，他们不懂得节制，只会一个劲的生孩子，所以，社会万万不能让这群人占了大多数。
19世纪的英国童工
也许是出于某种“社会责任感”，高尔顿呼吁大家为了国家利益抑制生理诱惑，他提出了优生计划，希望政府能介入其中，通过教育、宣传、税收优惠等手段，让优秀的家庭发展壮大，至于体弱多病或穷困潦倒的人只能孑然一身。他甚至建议实行婚姻国有化，即由政府根据血统进行“配对”，贫穷或身体有缺陷的人不准结婚。
高尔顿的观点今天听上去既残忍又荒唐，熟悉历史的人会由此想到两千年前的斯巴达社会。不过在当时，支持高尔顿的人不在少数，其中不乏一些名人，如剧作家萧伯纳、科幻作家H.G 威尔斯，还有后来成为英国首相的温斯顿·丘吉尔。
值得庆幸的是，高尔顿不是政治家，他的大多数想法都只是说说而已。然而，一旦政客们真把他的观点当回事儿，后果就是灾难性的。
3/5 从强制绝育到集中营
到了二十世纪初，优生学已经是欧美最热门的学科之一。1912年，第一届优生学国际大会在英国召开，大会明确提出，要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变成人为干预，借助政府力量推进人类种群质量的提高。
这场大会召开前两年，美国成立了优生学档案局，当第二届优生学大会举办的时候，美国已经是世界优生学的重镇。二十世纪初，大部分美国民众都知道优生学，即便他们对生物学或遗传学一无所知，却还是对这门学问怀有浓厚的兴趣。正是对科学的盲目崇拜，让优生学结出了第一枚恶果。
第二届世界优生学大会LOGO
1932年，美国30个州通过法律，对低能儿、精神病患者，罪犯、癫痫病人、盲人、畸形人甚至酒鬼进行强制绝育。这项法律实施了四十年，直到70年代初才废止，总计有63000人被迫绝育。
还有人则把优生学作为种族歧视的理论依据，白人精英要求降低黑人的生育水平，因为黑人愚蠢麻木、好吃懒做又热衷犯罪，应该把他们的数量控制在一定比例，防止西方文明被黑人给侵蚀。
不过，美国人还不是最残忍的，比起希特勒，美国人对同胞已经仁慈多了。
希特勒掌权后，对所谓的劣等民族开展了系统性地清洗，除了对犹太人有股莫名的仇恨，希特勒还是优生学的坚定拥护者。高尔顿仅仅不鼓励残疾人生育，而希特勒做得更绝，他直接把他们消灭。
据统计，纳粹德国对总共40万人进行了强制绝育，他们包括精神病患者、癫痫病人以及各类残疾人。为了将犹太人彻底隔离，希特勒禁止他们与非犹太人性交。
但光这些还不够，为了保证日耳曼民族血统的纯正性，1939年，纳粹德国终于向广大弱势群体伸出了魔爪。
他们先把五千名患有先天性疾病的儿童以注射的方式处死，又将七万名成年病人残忍杀害，因为他们都是社会的负担。1941年，这场旨在净化日耳曼民族的清除行动终于演变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600万人，包括犹太人、政治犯与同性恋者，他们一概被纳粹作为“社会负担”送进集中营，等待他们的，是冰冷的毒气室与冒着黑烟的焚尸炉。
被纳粹处以安乐死的儿童
很显然，纳粹的行为已经构成赤裸裸的战争罪行，倘若马尔萨斯泉下有知，他恐怕不会把奥斯维辛的毒气室视为抑制人口增长的“必要机制”。如果高尔顿还活着，他也无法想象自己苦心孤诣创建的学问，会在半个多世纪后成为魔鬼的杀人武器。
当然，有人会辩解称，这都是希特勒的错，关马尔萨斯们什么事呢？的确，无论马尔萨斯还是高尔顿，他们都不是杀人狂。这些人的初衷充满了善意，但两人的主张几乎从一开始就掉入了一个陷阱，就是误把自然选择当做可以被人为替代的手段，这就给后来的无数悲剧埋下了伏笔。
4/5 自然选择是一个随机的过程
纳粹的暴行让优生学臭名昭著。希特勒覆灭后，优生学逐渐销声匿迹，为了与希特勒撇清关系，不再有国家敢公开宣传或扶持这门学说。今天的人们在谈论它时，仿佛在谈论一门邪恶的巫术。就连马尔萨斯的理论，也被现代经济学教科书宣判了死刑。
不过，优生学的幽灵还在好莱坞游荡，在《生化危机》系列电影中，人类想通过基因技术改造自身，却因操作不慎导致丧尸泛滥。而在漫威电影《复仇者联盟3》里，大反派灭霸正是马尔萨斯的信徒，他认为宇宙的资源有限，必须通过消灭一半的人口来达到平衡。灭霸不觉得杀人有罪，用死亡遏制宇宙人口的膨胀，才是对生命最大的恩典。
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优生学明显是错误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开了历史的倒车。自从法国大革命时代起，自由平等正成为人类的共识，而优生学却强化了人与人的不平等，它剥夺了一部分人的生育权与生存权，不仅伤害了人们的感情，更与社会发展背道而驰。
不过，以上仅仅是价值判断，抛开道德的层面，优生学最根本的问题出在哪儿呢？
优生学的支持者认为，他们的理论依据是马尔萨斯陷阱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适者生存，优胜劣汰，他们只是把自然规律应用到人类世界，这难道有错吗？但是达尔文明确告诉过我们，所谓自然选择，并没有特定的目的，它并不遵循所谓从劣到优，从低级向高级迭代的过程。
仔细观察自然界，你首先看到的是多样性，不同的生物，不同的种群，它们在各自的系统中不断地演化。进化不是被设计出来的，而是自然界的随机选择。如果你真正赞同达尔文的观点，你恰恰不应该对生命抱以宿命论的态度，每种生物的存在，都是经过长期的演化、博弈和机缘巧合后的结果，并没有一条贯穿始终的剧情线，也没有所谓“我命中注定比你高级”，或者“你理应被淘汰”之说，每个生命的未来，皆充满了不确定性。
正是这种随机性，造就了地球庞大的生态体系，否则我们的世界就只剩下寥寥无几的物种。既然如此，为何人类社会就能例外呢？
姑且不谈那些身体残疾的人，也可能取得巨大的成功（如物理学家霍金），即使一个患有先天疾病的普通人，只要把握住机会，社会也能把他塑造成有用之才。很难想象，如果我们禁止一切身体有缺陷的孩子出生，这个社会将失去多少改变的可能。而禁止穷人生孩子的想法就更显荒唐，这不仅扼杀了穷人通过后代改善命运的机会，更会导致严重的阶层固化，阻碍人群之间的流通，使人类退化到远古的氏族部落。
5/5 发展的问题只能由发展来解决
人类从古至今发现并掌握了无数自然规律，我们从最初对神灵的盲目崇拜，到如今逐渐认识自身及宇宙的由来，我们一次次战胜迷信，不断地实现认知的迭代。
但每一次进步都是有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新的盲目自大取代旧的盲目自大，我们从迷信上帝到迷信自己，前后不过上百年时间。
生物进化论无疑是科学史上最伟大的发现之一，它帮助我们找到了探求生命起源的钥匙。进化论对人类的启发不止于生物界，它还促使我们用全新的视角看待自己，既然我们发现了自然选择的奥秘，为何不能把它移植到人类身上呢？这是个巨大的诱惑，吸引无数聪明人试图替大自然“代劳”，用人为的手段去“制造”演化，加快文明前进的步伐。
但事实证明，欲速则不达。正如前面所说的，生物演化是没有方向性的，它是无数场互动共同叠加的结果，正是这种复杂性，使得一切制度设计都相形见绌，不仅如此，两者之间还存在着根本性的矛盾。
无论一项制度设计的多么精巧，都是为了规范人的行为。换句话说，任何制度都不可避免地带有目标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降低风险与复杂度，并通过设置一系列反馈机制来诱导人的行动，这恰恰与大自然的法则背道而驰。制度崇尚有序和控制，大自然则崇尚混沌与随机，用制度手段去模拟大自然，根本就是南辕北辙。
有人会反驳，人类不是成功驯化了很多动物吗？谁说自然法则就不能为我所用呢？的确如此，但范围终究是有限的。不要忘了，我们把野生动物改造成牲畜的目的是什么？是把它们变成人类的工具，变成身边的“生产资料”，为此不惜扼杀它们的野性，服务于某个特定的目标，通过让动物的生活场景单一化，我们使动物变得温顺听话。
如果我们把人类的宠物或牲畜放回自然界，它们很难生存。因为特殊的反馈机制已经使它们对人类产生了严重依赖，以至于无法适应多变的自然生活，是人类千百年的努力，剥夺了这些动物生存的多样性。
但人类自己就不同了，人类有思想，有主张，而且会相互沟通，彼此互动，试图用统一的标准或者目标去规划复杂的人类社会，不会有好的结果。计划经济就犯了类似的错误，而建立在自然选择基础上的优生学，则犯了更大的错误，它甚至禁止生命有自由选择的机会，它不仅违背了人的天性，更藐视了自然的法则。
正如西谚所言，通往地狱的道路，是用善良铺就的。说到底还是那句老话，发展的问题，要用发展去解决。生命的难题，也只能用生命去克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