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不器”出自《论语》，如果想要理解这句话，就要首先了解什么是“君子”，什么是“器”。
1. 先从“君子”与“小人”说起。
商周实行分封制度，天子之下分封诸侯，诸侯被称为“国君”，国君的儿子即是“君子”也就是“国君之子”的意思，后来泛指拥有贵族血脉的人。而随着词义的演化，“君子”的概念扩大，一些士大夫也被称为“君子”了。而另一个相对的概念“小人”，则指的平民、庶民，也可能包括奴隶。
上古时代的“君子”与“小人”，生存环境是迥然不同的，“君子”们衣食无忧，能够享受良好的教育，因而通常有文化、有修养，知书达礼，举止优容。“君子”们是有闲阶层，不需要为生存而劳作，多余的精力就可以用来探寻天地之理，洞幽万物之微，也就是所谓“天道”。而“小人”们掣襟露肘，饔飧不继，要担负供养天下的重任，显然不可能有这份闲情逸致。
世界另一端的古希腊贵族哲学家们，也是在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之下，才做起了思考世界的大事。可见艺术、哲学、文化等，实在都依赖人类社会生产之外的剩余精力。
相对于“君子”，“小人”们缺乏教养，生活困苦，他们的人生追求，恐怕不过是衣可遮体，食能果腹而已。那么“小人”们的行为，就常常不得不为利益所驱使，在“君子”们看来，他们是没有文化，鄙陋、低等的人。
《管子·牧民》中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诚也。
因为“君子”与“小人”在文化与礼仪上的巨大差别，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这两个词已经多了很多褒贬的味道，逐渐由名词向形容词过渡。但“小人”在语意上还没有包括进后世加上去的那么多恶行，以至完完全全变成一个骂人的词，“小人”的意思大概和现在的“庸人”、“俗人”差不多。比如，孔子的学生樊须（子迟）向孔子问种地种菜的事，孔子很不高兴，称樊须为“小人”，当然不是指樊须人格卑劣，而是认为他格局太小，像陋民一样，胸无大志。
在《论语·里仁》中，孔子说道：“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其中“怀土”两个字被后世的学者们解释为“心怀故乡”，我认为有点想多了，那个时候“小人”们的工作，基本上都和农业有关，“怀土”的“土”就是指的土地。所谓“怀土”，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心里想的，只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和后面的“怀惠”（心里只想着恩惠），都是在说“小人”没有格局，目光短浅，这与另一句话“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意思相近。
儒家对“君子”极为推崇，一部《论语》，仅仅对“君子”的直接描述，就有大概八十多节，加上“圣人”、“仁者”、“贤者”、“士”、“大人”等和“君子”相关的，占了大多数篇幅。甚至可以说《论语》这本书，基本上就是教人怎么做“君子”的。
“君子”是一个较为意象化的词汇，并没有严格清晰的定义，对君子之行的界定，散见于各种儒家经典中。总之，凡是符合儒家理想的行为，就标榜为“君子”，否则，就贬低为“小人”。
2.“器”是什么？
《周易·系辞》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用现在的语言解释，“形”大概等同于客观世界的外在表象；而“道”是统摄客观世界内在本质的永恒精神；“器”是人在客观世界中的造物。
“器”是有形的，“道”是无形的，“器”是人为的，“道”是先天的，“器”是物，“道”是理，“器”是单一的，“道”无所不容。
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对“道”与“器”的认识，那么超凡脱俗的“君子”们，他们的首要任务乃是领悟难以把握的“天道”，而不是作为“器具”浪费在具体的物事中。
孔子的学生子夏在《论语·子张篇》中说：“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这是对“君子不器”最好的注解。
那么“君子不器”的思想为何会形成呢？这不能不说一下儒家的最高理想——
3.“内圣外王”。
内圣外王的意思是，一个人内在修为达到圣人般的境界，而后对天下推行“王道”。其中“内圣”是基础；“外王”是目的。而达到“内圣”，需要时刻不停的磨练自己的心智，参悟天地玄机，洞悉万物之理，这就是“求道”。这一点和道家的目标大致相同，但不同的是，儒家不止于“求道”，还要积极入世，以求得的“道”，治理天下。
在这样宏伟的目标之下，“君子”当然不能“器”，如果甘于为“器”，就等于失去了志向，沦为苟且的“小人”。
当然，不可能每一位儒者都能达到“内圣外王”的境界，但只要始终不懈向着这最高的目标追求，就可谓为“君子”了。
这在孟子那里被总结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善其身不是放弃济天下的理想，而是随时做好准备，能为则为之，不能为则待之。
儒家立志做社会的管理者，那么“君子不器”，就是对自己理想的提醒。
《左传襄公九年》知武子：“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孟子又进一步发挥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君子不器”本质上是在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划分一条明确的界线，“君子”作为“劳心者”，不能去修习作为“劳力者”的“小人”的技能，这是一种必要的身份隔离。而且，他们作为“治人”者，理应由被他们治理的“小人”们供养，这就是他们理解的“天下通义”。
4.“君子不器”的后世影响。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治世”精神与对“道”的追求，为其带来了崇高的荣耀感。作为“士”的文人群体，在精神和地位上都是高高在上的，他们和“农、工、商”等群体之间有巨大的天然鸿沟。
“士”构成了古代社会的官僚体系，能在这个体系中居于高位的，往往源于其在文化上的才能，专业化的技术人才从来不会列入选拔目标。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考验的是文人的文学修养及对儒家精神的理解，凡是在科举中脱颖而出的，即被认为是可以经世治国的人，在这种制度的鼓励下，中国官僚士大夫阶层知识结构变得单一。
而事实上，当儒家经典成为在科举中谋取声望与地位的敲门砖之后，就很难在士子中区分真正的理想者与世俗的投机者了。虽然每位读书人都宣称自己怀抱儒家治世求道的理想，但真实动机更可能是为了功名利禄，就像西方的教廷以上帝的名义谋求权力和利益一样，任何理想一旦僵化成了教条，必然只会徒具形式，而难觅它的初衷。
那么在后世，所谓“君子不器”到底是文人治世理想的精神坚持，还是维持其虚伪体面的遮羞布，就很难说了。
在“君子不器”的滥觞之下，中国传统的知识阶层重“道”而轻“器”，长期疏离社会生产，不关心于国计民生极为重要的技术，也没有探索科学的动力。中国传统社会既创造了人文领域灿烂的文化，也在科学发现方面陷入知识的贫瘠，而最终在近代不同文明之间的大碰撞中遭受了惨痛的教训。
5.结语。
“君子不器”的思想，在文化落后，智识阶层相对较少的上古时代，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其在后世的僵化，又变成了阻碍社会发展的惰力，这是我们应该深刻思考的。
在现代社会，所谓“君子不器”，当然是难以实行了，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人格都是平等的，早就没有了身份意义上的“君子”与“小人”。在现代化大生产的分工协作中，要求人们必须掌握专业的技能，才能更好的发挥和贡献自己的力量，而世界上也不存在不需要验证的，放之万世而皆准的“道”来供我们追求，“不器”的人，其实就是无用。我们现代人，不妨可以保留“君子”之志，但一定不能“君子不器”。事实上，在社会各个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人们，皆可谓之“大器”，正是值得我们效仿的楷模。立志成为于国家于人类有用的“大器”，而不是做大而无用的空谈家，才是现代社会我们最应该追求的志向，这样的人，才是现代社会真正的“君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