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孟子为儒家“内圣外王”之道构建了基本理论框架，提出了创新性观点。
儒家“内圣外王”的基本理论框架是由孟子所创立的，孟子发展了孔子的根本观点，从“心性论”“民贵君轻”等多个重要方面推进了“内圣外王”的理论。
首先，孟子提出了“性善论”，认为人性本善，这为“内圣外王”之道提供了人性论的基础。孟子把孔子的“仁学”向前推进，解决了如何行仁的问题。孟子认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即在于人先天地具有恻隐、羞恶、辞让和是非之心。这是人性。他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认为，人性与人心是合二为一的，人性即是人心，人心即是人性。而人性原本是善的。而这种先天性的善正是人为仁向善的基础，他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这就是儒家有名的“四端说”，其所宣扬的仁义礼智，在孟子看来，并非由外而内的，而是原本内在于人心的，是人之本性。他说：“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孟子从心性方面来解释仁义之道，从人的内心、本心去寻找理论根据。从而也使“内圣外王”论有了人性论的理论根据。
其次，孟子把孔子的“仁学”理论向内转，侧重于探讨“心性论”，所论述的是“内圣”方面的核心理论问题。孟子把天（自然）人（人心）合一理解为化天性为德性，把人的选择限定于自我的道德选择，将人心、人性与道义（仁）统一起来，并强调自我意识对于道义原则的选择。孔子的“仁学”经由孟子的发展，更注重于“心性论”方面，更重视人性、道义、人格完善和内在精神气质的修养，从而，使对善的追求指向理想的人格境界，强调完美人格即是道义的体现，是浩然之气充盈于内心。所以，有了孟子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说法。
其三，孟子阐述了关于圣道传承的系统观点，并区分了“闻而知之者”和“见而知之者”，使“道统”谱系中的圣道传承更明确，使“内圣外王”理论有了历史谱系。孟子说：“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孟子》）
孟子区分了两类圣道传承者，即“闻而知之者”和“见而知之者”。尧、舜、汤、文王、孔子这一系列的圣者，属于“闻而知之者”，而禹、皋陶、伊尹、莱朱、太公望、散宜生这一系列的贤者属于“见而知之者”。“闻而知之者”指的是儒家所说的“圣人”，属于一种新时代文化制度或文明新局面的开创者；而“见而知之者”基本上是属于儒家所说的贤人或智者，主要是既成事业的继承者。所以，孟子在上面所阐述的圣道传统问题，既开列出了一个圣道传承的谱系，列出了谱系中的代表人物，而且，还提出了圣道传承的方式问题，分成开创性的传承和继承性的传承。“闻而知之者”更具有开创性。“闻”表明不只是“见”，没有直接感受眼前形象，而是用心在倾听，是与天地之道的神奇沟通，知的是“天道”。所以，文化新观念的开创或文明之新统的开拓，必须要由“闻而知之”的圣人来担当；而“见而知之”的智者，主要责任是为既成的文明进行维护和承续。显然，只有直接倾听上天的声音，能感悟天道的圣者，才能在圣道的传承中带来原创性的新“道统”，这也正是儒家所强调的能达到“内圣”境界的圣人。
其四，孟子仔细区分了成为“内圣”的六个步骤，将功夫修养分步骤进行论述。在《尽心篇》里，孟子说：“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这里指出了一段一段的工夫修养，最后到达成仁的境界。在孟子看来，仁心修养是要一步步来的，先是要“可欲”，为善成为自己自觉的，喜欢的，感觉到很过瘾的；第二步是“有诸己”，就是工夫逐渐到家，有效果了，自己知晓了，能做得得心应手；第三步是“充实了”，像是有正气充盈于心，即孟子说的“浩然之气充塞于天地之间”，此时会感到妙不可言，达到了很“美”的境界；第四步是不仅感到“充实”而且有了“光辉”，也就是达到了一种圆明清净的光明境界，感到通透了，敞亮了，满满是智慧之光闪耀着；接下来的一步是“大而化之”，达到一种圣境，大了以后能起神通变化作用，会有圣智妙用，达到了圣人境界。最后一步是“圣而不可知“，这是一种很神妙的境界，是一种不可知、不可言的境界，也就是“出神入化”的境界，到了这种境界，圣人忘了我相，忘了法相，忘了一切，这才是究竟。显然，在孟子看来，“内圣”的功夫修养是要一步步由浅入深的使悟“圣”的境界不断提升的，最后才是究竟。就像学禅、修道，功夫到家，方能豁然开朗，物我两忘。
其五，孟子在内养“浩然之气”在外推崇“得道多助”，“内圣”与“外王”相统一，因而，“圣人”与“王道”自然也就统一起来了。圣人能善养“浩然之气”，能逐步提高修养境界，在“心性”上达到了善的境界，于是，人心、人性与道义（仁）统一起来了。而当“内圣”能有“浩然之气”，能达到仁的境界，能拥有道义，那么，相应的，“内圣”推及于“外王”，当然就能“得道多助”，反之，如果不善不仁，缺德无义，没有道义，自然也就“失道寡助”，所以，圣人更能胜任于君王之位，“圣”“王”统一，“政统”与“道统”必须一致，如果“王”不能尊“道”，那么，所行的便不是“王道”而是“霸道”，因而，只有“内圣”才能真正使“外王”表现更好，才能“得道多助”。而“圣”“王”结合，王者亦是圣者，自然就能进入儒家的“道统”谱系了。圣道传承，其实就是历史上做好“内圣外王”的那些“圣王”的谱系。
其六，儒家所推崇的是能将“圣”“王”统一并推行“王道”的杰出政治家，所以，要求“王”必须是圣者，是能“敬德保民”的君王，不仁不义，缺德无道义的君王，是不称职的，是必须被淘汰的，所以，孟子便提出了“民贵君轻”的观点，即按照儒家“内圣外王”的要求，不能“敬德保民”的，就当不了“圣王”。这其实是孟子很重要的“民贵君轻”的开明政治理论。也即“外王”必须以“内圣”为基础。
孟子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故为渊驱鱼者，獭也；为丛驱爵者，鹯也；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孟子·离娄上》）这就是儒家仁政学说关于“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深刻观点。
画：民贵君轻
孟子还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孟子·尽心下》）“民贵君轻”，能“敬德保民”的君王方能行“王道”，推仁政，受到民众的拥护，才能“得道多助”，而无道昏君，如桀，纣，因失民心，必失其民，失天下，“失道寡助”，必败亡。孟子对政治家们的警示非常重要：“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其实，做事业，包括做企业等，也如此。古代如此，现代也一样，当前个别发达国家的掌权者，专横跋扈，疯狂行“霸道”，必然是“失道寡助”，其反应的是由盛而衰的最后疯狂，离衰落不会太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