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真正的传统是“性本善”。“性本善”不是简单地对人性进行归类，或善或恶。而是说，人性是完美的、完满的，因为每个人天生就具备“四端之心”，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样以来，每个人天生地就具备判断能力和选择能力，不仅天生地就会区分善恶，而且天生“善善恶恶”，喜欢和选择善的，憎恶而回避恶的。从而整个社会也是善的、有序的，而非恶的、混乱的。
“性本善”实质上是一种绝对的个人主义，企图绝对维护个人的独立和自由，倡导完全的个人自我管理。这样一来，外在的法律和政府的约束、干预，就是多余，完全没有必要。
不理解“性本善”，就不足以谈“独立”谈“自由”。“性本善”是保障独立、自由的基本前提。否定性本善，就一定会否定个人独立、自由，带来强权专制。
然而，自春秋末期开始，一种截然相反的理念和做法在中国突然出现和兴起，就是所谓的“法家”。这种“新思潮”认为，人性是“恶”的，只认个人私利，而无孟子的 “四端”之心，不具备向善的判断力和选择力。所以，也正与儒家相反，法家否定个人独立的自我管理，而倡导外在的法律和政府的约束、强制。
概而言之，儒家思想维护个人独立、自由，倡导个人的自我管理，抵制法律、政府的干预和专制；法家思想则相反，否定个人独立、自由，倡导法律、政府的干预和强权，抵制个人的自我管理。
传统上，我们把法家思想看成是中国本土的产物，但具体的渊源和路径，却是模糊的。事实上，在全球文明史整体框架下来看，法家思想是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在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600年之间，长期交流融合的结果。这里的西方文明主要指的是古-埃及两河文明。法家思想的最终成熟，发生在波斯帝国。很快就传入中国，其标志就是春秋时期（前535年左右），子产铸刑鼎。战国时开始流布中国，并在秦国找到最适合的土壤。秦始皇统一中国，法家思想在中国的影响达到巅峰。
在对人性看法上，法家和中国传统，或者说和儒家截然相反。所以，法家思想一经在中国出现，就遭遇激烈的反对。对子产等人的“立法”行为，叔向和孔子都给出了严厉的批评。随着法家影响力的扩大，对其抵制的程度也逐渐激烈。战国时期的法家人物，大都难以善终，商鞅是五马分尸。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中国对法家的反抗也提到一个空前的高度。秦始皇屡屡遭遇刺杀，最后是陈胜揭竿而起。
秦以后，中国历史就是一部中国传统与法家专制斗争的历史。这种斗争在两条线上展开，一条是“文线”，一条是“武线”。“文线”是在学术方面，就是所谓的“儒法之争”。“武线”就是农民起义。儒家和农民其实是一家，孔孟之道和农民起义是一回事，都是在维护和捍卫个人的独立、自由，都是在反抗法家专制。
最能体现儒家与农民一致性的，是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孔子的八世孙孔鲋精通经史，很有学问，但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却拒绝做官。而当得知陈胜造反后，却迅速去投奔，不久就战死。宁愿跟着农民送死，也不愿跟着政府升官发财。
然而，中国传统在与法家专制斗争的过程中，也逐渐开始法家化了，尤其是对“文线”的儒家而言。朱熹他们认为，儒家的道统到孟子这里就中断了。这基本符合历史事实，孟子以后的儒家，的确受法家影响严重，战国、秦、汉、唐莫不如此。甚至很多儒家退化为法家专制的帮凶。
儒家法家化的基本标志是，不再绝对坚持“性本善”了。荀子首倡“性恶”，此后的儒家就放弃绝对的“性本善”，而认为人性中存在“恶”的因素。
在绝对“性本善”下，个人完全可以进行独立的自我管理，法律和政府是没有存在的必要的，这样以来就彻底否定了法家专制。所以，在传统上，中国的学问、学术的主要关注点是“心性”，如何获得个人的“心安”，而不去关注外在的“制度”，包括法律、政府等。儒家的《五经》，实质上，就是“心性”学。
而一旦对“性本善”有所松动，如果承认人性中存在“恶”因素，人就没有能力进行独立的自我管理，必须借助外在的法律、政府的规范约束，整个社会才能有序。就否定了个人的绝对独立、自由，就为法家专制的存在打开了空间，提供了绝对合理性。
汉以后的中国为什么对印度的佛教感兴趣？原因就在于，印度的佛教也是反法家的，也是以“心性”为核心的。单凭中国的儒家和道家，已经阻击不了法家的进攻了，于是再搬来一个佛家，儒释道结成一个反法“统一战线”，共同反抗法家。
一个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宋明的“心性学”是受佛教的影响才产生的，甚至来自佛教。宋明“心性学”固然是受到了佛教的影响，但绝非来自佛教，而是向中国更古老的传统回归。回归到孔孟和孔孟以前，那时中国尚未受到法家的影响。恰恰相反，有充分的历史证据证明，佛教的“心性学”来自中国。也就是说，佛教是受中国文明的影响而产生的。
佛教帮助儒家打败了法家，但是，也给儒家带来了负面影响。佛教追求 “涅槃”，追求“空”，追求“佛理”，追求“佛”，这一切都是一个假想的、外在于人的理想状态。一味地追求这些假想的状态，一味地追求这些假想的“理”，这些“理”反而会变成一种负担，阻碍人性的自由发挥，形成另外一种专制。
宋儒没有充分地注意到这一点，尽管他们回归了孟子的“性本善”，但却又认为人性是天理所赋予的，即“性即理”。所以要充分认识人性，要“尽性”，必须学习这个理。理又存在于万事万物中，所以，要明理，必需格物致知。这样以来，人性就不是内在、独立的了，而是外在、依附的了，就偏离孔孟了。
明朝的王阳明充意识到宋儒“理”的外在性，于是，他一反朱熹，而认为“理”并非外在的，存在万物之中，而是天然地内在于每一个人的心中。这就是“心即理”。每个人一出生，这个理就完好地存在于其心中了。所以，王阳明认为每个人天生的就是一个圣人。圣人无需靠学习去得来，天生就是。这样以来，王阳明距离孔孟的距离就大大缩短了。
但是，王阳明的理论还是存在一个大问题，与朱熹一样，也认为存在一个绝对完备的理。他与朱熹的不同，仅仅在于认为这里理不是存在于人心之外，而是存在于人心之内。当人们认为，绝对完备的理天生就存在于内心时，那他就可能会陷入一种绝对地以自我为中心的状态：完全拒绝教化、唯我独尊、彻底否定学习、亵渎历史、玩世不恭。李贽就是这样一个代表。
所以，清朝人就开始彻底反对理学，彻底否定存在一个超验的、绝对完备的理。
现在主流的历史认知是瞧不起清朝人的，认为他们只会“考据”，钻故纸堆，而没有任何思想创新。这完全是对清朝人的误解。
清朝人，之所以醉心于考据，就在于他们想消除佛教、道教对儒家的影响，回归真正的中国传统。事实上，他们也的确做到了，正是他们发现了“理”的虚假性。真理是不存在的，任何人口中的真理，都只是他个人的一个主观判断，都只是一种“意见”。当要求服从这个真理时，服从的只是某个人的“意见”，必然会带来专制，形成 “意见杀人”。这就清朝最著名的考据家戴震的贡献。
所以，对戴震来说，不是“心即理”，应该是 “心即经”，经是《五经》。真理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唯有“心性”。“心性”在哪里？心性在经学中。要找到真实的“心性”，就要找到真实的经学。要找到真实的经学，必须回归先秦经典。先秦经典难以恢复，退而求其次，回归汉代经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