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庖丁解牛”是《庄子·养生主》中的名篇，这通常被认为是庄子借“解牛”为喻，来表达顺其自然的养生之道，在中学课本的解读中甚至被理解为表现劳动人民的技艺之熟练。不论各家解说为何，似乎所有论者都认为，这是庄子所写的一个寓言故事，重在传达寓意，此事由此成为哲学意义的载体，超越了真实事件本身。简言之，它被视为“经”，而非“史”。
庄子像
不过，如果将此事放回到历史语境中，我们可以获得不一样的认知。正如考古挖掘时，物品的背景能提供重要信息，一个陶罐是放在地板上还是放在桌面上，可能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意义。有些考古学家甚至强调“背景就是一切”，一件被盗墓者偷卖到市场上的文物，由于脱离了考古背景，“它就丧失了90%的价值，因为它已经无法提供多少关于它所属时代的信息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传世的文献史料也都是在一定意义上脱离了其最初社会语境的孤立“文物”。
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瞿骏近年提出“再历史化”，认为以往关于一些重要历史问题的认知多是建立在一个“相对窄小的史料基础之上，而且解读、分析问题的方法比较单一”，但如果“尝试扩大史料的范围，重新进入历史的情境”，是可以获得不同认知的。对以往的传统经典来说，随着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很多抽离时代语境的“经”已经被逐渐“再历史化”，但即便如此，似仍无人将《庄子》当作历史来看待。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庄子》所记载的往往难有历史可以考信，但我们或许可以从“庖丁解牛”一事为切入点，试着重新进入历史的情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