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道统、政统与儒家的“内圣外王”论是什么关系呢？
先秦儒家的传承分两条主线，孔子的学说，经由孟子的传承，形成了以“心性”论为理论核心的“内圣”学理，拓展了修心养性方面的内容，修仁集义成了主要心性论者的主要追求，这是孔子学说传承的其中一条主线；而另一条主线则是经由荀子传承，与孟子提出“性善论”相反，荀子提出了“性恶论”，他侧重于从“外王”方面去发挥孔子的学说。荀子提出了“隆礼重法”的观点，强调“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的理论观点，主张礼法并举、王霸统一。荀子认为：“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成相》）。而且，荀子认为礼高于法，礼为法之本体。在礼、法的功用上，荀子认为礼治立“道德之威”；而法治立“爆察之威”。
从两条主线的影响来看，孟子在“内圣”方面的理论发展，后来极大地影响了宋儒，成了宋明理学的主要理论来源；而荀子在“外王”方面的理论发展，则开启了儒法合一的理论导向，荀子教出了李斯、韩非等法家的重要人物，对法家理论有重要的影响。或许是这个缘故，宋儒们都不太喜欢荀子，不把荀子列为是“道统”的传承者，他们更喜欢孟子，因为孟子对“心性”论有深刻的论述，是宋儒的思想来源。
从理论实质来看，以孟子为代表的“内圣”理论，其实与“道统说”是相通的，所谓“内圣”论，主要就是探索“心性”方面课题，“心性”论的不要理论内容，就是属于“道统说”的基本主张，孟子正是发展了孔子的“仁”学，从“心性”方面进行拓展，孟子的思想是“道统说”的基本理论。
与此不同，以荀子为代表的“外王”理论，所探索的理论课题指向经世致用方面，荀子从“礼义法度”等方面来论“外王之道”，在荀子看来，礼义为本，则法治便可以更有效地发挥功用，他说：“故礼及身而行修，义及国而政明，能以礼挟而贵名白，天下愿，会行禁止，王者之事毕矣”（《致士》）。荀子以为，礼义是立法的精神根基，当人们尊礼义时，其行为自然是合法的，甚至不用刑罚，民众也会为善的。他主张“法后王，一制度”，这明显的不欣赏孟子的“道统”谱系，而主张现实政治中的君王，并强调当时的一统政治体制的重要性，这其实是与“政统”是相通的。荀子力图将儒家的仁、义、礼纳入“政统”中，为大一统的政治体制服务。
其实，结合起来看，中国古代各时期的儒家学者，基本上都是主张“知内而达外”的，虽然论述的重点有所不同，但论“内圣”的，也会谈到“外王”；论“外王”的也会谈到“内圣”，儒家一贯强调在内里上要修心养性，而在外面则要能经世致用，内心向善，而在行动上，也是要能把事干好的，这通俗讲，是“知行合一”；学术上讲，就是“内圣外王”；而从管理哲学上来看，也是“道统”与“政统”的结合，是伦理哲学与政治学的一体化。
从理论上去追寻，“道统”和“政统”还可以追寻到儒家长期延续下来的“修齐治平”理论。《礼记·大学》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这在儒家的学理上，是一段非常著名的话，简言之，其大意为：格物致知，知而后诚，诚而心正，心正而后修身，修身而后齐家，齐家而后治国，治国之后便能平天下。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到齐家、治国和平天下，这便是一个“知内而达外”的过程，也是与“内圣外王”是相通的，内心修养达到了高的境界，治国理政就有了基本的素养和才识了，人是群体的一员，家是缩小了的国，而国是扩大了的家，家国同构，自然，齐家便能推而及之，治国平天下了。
用通俗话，人人都修养好了，正心诚意，养好心性，知仁识礼，把自己管好了，自然就能管好家，治好过，并能让天下太平。这是非常妙的“道统”理论，亲切，明了，易行，由己推及天下。这就是孟子所主张的“人皆可以为尧舜”。而孟子还主张：“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章句上》。即便是贫穷不如意，也要能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而有志气有信心时，便要做对天下有益的事，要对天下太平有所贡献。这从理论本质上看，就是一种参与治理家、国的方式，与“政统”是相通的。
其实，在儒家学者看来，士人们要达到“平天下”，只是做学问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熟知“道统说”。要从自己做起，修养自身，正心诚意，让自己更聪明睿智；不仅要能够“格物致知”，还要能够“齐家治国”；不能只当个学究，还要能干实事；既要懂道理，又要能干好事情。这也是“道统”与“政统”统一的浅显道理。
当然，在历史上，“道统”与“政统”的互动和矛盾关系并非一直是浅显的，二者在古代历朝历代的表现，演绎了诸多的理论妙义，值得进一步探索。相关问题，留在《下篇》来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