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现代性经历了“稳固的现代性”和“流动的现代性”这两个阶段，那么，我们不免要问，现代性的进展使人类状况产生了哪些深刻的变迁？在此，我们以权力的运作方式、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以及主导的生活方式为例，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来做出回答；
1、权力的运作方式：“从权威到榜样”
法国社会学家克罗齐埃关于“科层现象”经典研究表明，权力来源于对不确定性领域的控制；尽管鲍曼十分赞同克罗齐埃提出的这一观点，但他也试图表明，伴随着社会状况的变化，权力运作方式发生了重要变化：“从权威变成了榜样”，用鲍曼的话说就是：
“不要告诉我，请示范给我看”
鲍曼指出，沉重的福特式资本主义是法律制定者、程序设计者和监督者的世界，是一些人追求另一些人规定的目标的世界，所以，它也是一个权威的世界，换言之，它是领导和导师的世界：领导总是比别人知道得更多，导师会告诉你如何去做；尽管轻巧的消费主义式的资本主义并没有废除法律提供的权威，也没有使它们变得多余，但它导致了多个权威的出现，而“多个权威”在术语上是一种矛盾的说法：当多个权威出现时，它们会彼此抵消，于是，权威不再发布命令，它们开始讨好、引诱选择者；
（1）榜样正在取代权威
如果说权威是稳固的现代世界的副产品和必要成分，那么，在流动的现代世界中，榜样发挥着重要作用，鲍曼以健身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健身教练总是把自己视为一个榜样而不是一个权威；同时，他们还认为，每一个个体都有责任去照顾自己的身体，如果你忽视了这个职责，你应该感到内疚和羞耻；你身体的不完美是你自己的罪过和责任；你只有依靠自己才能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毕竟，“解铃还需系铃人”；在日益个体化的生活世界中，健身教练试图向追随者暗示，如果你能像我这样积极锻炼，你就会拥有我这样的身体；正是日益个体化的生活状况，促使男男女女寻求榜样，而不是领导；在流动的现代世界中，榜样正在取代权威；
（2）寻求榜样、忠告和指导很容易令人上瘾
然而，在鲍曼看来，榜样并不能有效地解决个人问题，原因很简单，并非所有的榜样都包含着他人可以借鉴的经验和可以吸取的教训，即使如此，无望的个体还是怀着极大的热情继续探听“如同他们”的他人的私人生活，因为他们只能凭借自身的判断和努力去寻求忠告和指导；更糟的是，寻求榜样、忠告和指导很容易令人上瘾，你越是这样做，就越需要它；鲍曼指出，由于新方案不断涌现，大部分方案在实施之前就已经流产，于是，寻求方案的欲望变成了自身的目的，而且是惟一不受挑战和质疑的目的；鲍曼描述的这种现象十分类似于“组织目标的置换”，在一个组织中，规则本来是实现组织目标的手段，然而，墨守成规的组织成员却总是“为了遵守规则而遵守规则”，从而把遵守规则本身当成了组织目标。
2、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从结合到分离
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是现时代最受关注的问题，沿着马克思、韦伯和博兰尼的思路，鲍曼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反思：
如果说资本与劳动在现代社会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关系，那么，稳固的现代性时期是资本与劳动相结合的时代，而流动的现代性时期则是劳动和资本相互分离的时代；
在鲍曼的眼里，稳固的现代性就是沉重的资本主义时代，就是资本与劳动相结合的时代，而且，这种结合因它们的相互依赖而加强；工人为了生计而希望被雇用，资本为了自身的再生产和增长而愿意雇用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和工人注定要长期结合在一起，工厂就是他们“共同的栖息地”；鲍曼说，庞大的工厂犹如一个封闭的监狱，双方都不得不呆在里面，而促使资本和劳动结合在一起的是这种雇佣关系；此时，国家的首要职责就是促使资本和劳动的“再商品化”，国家必须保证资本家有能力购买劳动，而失业者则是完完全全的“劳动后备军”；然而，伴随着民族、国家的衰弱和全球化的兴起，社会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灵活性”已经变成了现时代的标语，因此，我们的时代是一个“脆弱的纽带”的时代，“短暂的结合比长期的联系对人们更有用”；
（1）资本开始可以随心所欲地移动
在当前流动的现代性时期和轻灵的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与劳动开始分离，连接二者的纽带开始松动，一方面，资本可以“轻装上阵”，它可以随地停留，也可以随时离开，因为资本仅仅意味着一个装有手提包、手机和笔记本电脑的行李箱；另一方面，劳动依旧像过去那样是静止的，但是，它曾经希望永久停留的那个地方却失去了昔日的稳固；鲍曼引用巴黎大学经济学家科恩的话说，福特或雷诺公司的员工几乎可以断定，他们将终生工作在这里；而微软公司的员工不知道他们明天会在哪里；在鲍曼看来，资本与劳动关系的这种进展类似于从婚姻到同居的过渡；通过先前不敢梦想的移动自由，资本切断了自身同劳动的联系，资本开始可以随心所欲地移动；
（2）资本要结合的变成消费者
如果说在稳固的现代性时期资本要结合的是生产者，那么，在当前流动的现代性时期它要结合的则是消费者，毕竟，这是一个以消费者为中心的社会；因此，资本要想赢得竞争优势和利润，就必须依靠消费者，而且其路线受到了消费者在场或缺失的影响，受到了消费者数量和规模的影响，借用斯里夫特的说法，新的全球精英喜欢用“舞蹈”或“冲浪”这样的比喻来表达他们的行动取向，至少在1988年发表《自由论》以来，鲍曼反复倡导的一个观点是，移动速度在当今已经变成了一个主要的或许是首要的社会分层和支配等级的因素，所谓精英就是那些可以快速移动和自由行动的人；
3、主导的生活方式：从定居到游牧
在人类历史上，定居和游牧是两种主要的生活方式；但是，在现代性的不同时期，定居固定人口和游牧流动人口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在稳固的现代性阶段，公民的权利和义务通常同居住权相连，那些没有“固定地址”的人往往会受到法律的歧视；然而，在流动的现代性阶段，情况正在发生逆转，定居生活相对于游牧生活的绝对优势在迅速消失，占绝大多数的固定人口正在受到游牧精英的控制。
在稳固的现代性时代，“进步”意味着放弃游牧式的生活方式，寻求定居式的生活方式，这时，支配意味着直接而密切的干预，意味着领土征服、兼并和殖民；然而，在轻灵的现代性时期，情况显然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流动的现代性支配游戏不是在“较大者”和“较小者”之间，而是在“较快者”和“较慢者”之间进行；鲍曼多次引用爱默生在《谨慎》一文中写下的至理名言:
“在薄冰上滑行时，我们的安全取决于我们的速度”
他明确指出，一旦速度意味着支配，“领土的占有、利用和殖民”就变成了一个障碍，换言之，它由资产变成了债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