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有一天，你正在翻阅一份报纸，你注意到了有一则招募志愿者参加附近一所大学心理学系进行的“记忆研究”的广告。再假设，你觉得这件事情很有意思，因此与这个实验的主持人，米尔格拉姆教授取得了联系，约定去参加一个一小时的实验。当你到达实验室时，你遇见了两个人。其中一个是主持实验的研究人员，穿着灰色的实验室制服，手里拿着写字板，因此你一眼就可以把他认出来。另外一个是像你一样的志愿者，这个人不论从哪一方面看都没什么特别。
在相互寒暄了几句之后，研究人员开始向你们讲解将要进行的实验的程序。他说这个实验的目的是研究惩罚对人们的学习和记忆能力有什么影响。因此，一名志愿者的人物是将一个很长的清单上列出的一对一对的单词全部记住，这个人被称为“学习者”。而另一名志愿者的任务则是考察这个学习者的记忆力，每当学习者出错时，使用越来越强的电流电击他，这个人就指派做“老师”。
很自然地，你听到这个消息后有些紧张。当你通过抽签方式发现自己分到了学习者的角色时，你就更加担心了。你没有料到经历身体的疼痛也是这个实验的一部分，所以有那么一会，你考虑要离开了。但你并没有这么做。你想，如果你真想离开的话也还有的是时间。况且，这些电击能够强到哪里去呢？
在你学完清单上一对一对的单词后，研究人员把你绑到一张椅子上，然后在老师的注视之下，把电极绑到你的手臂上。现在你对电击的后果更加担心了，因此向研究人员询问电击会强到什么程度。结果他的回答根本没能让你感到任何安慰，他说虽然遭到电击会非常痛苦，但并不会造成“永久性的组织损伤”。随后，研究人员和老师便去了隔壁的房间，把你一个人留在那里。在隔壁的房间里，老师通过一个对讲机向你提问，你每答错一次，他就会释放电流来电击你一次。
随着实验的进行，你很快就看出了老师使用的套路：通过对讲机，他提出一个问题，然后等着你回答。当你答错的时候，他会告诉你你要承受多少伏电压的电击，然后在一个开关上拉一下，让电流传到你身上。最糟糕的是，你每答错一次，电压就升高15伏。
这个实验的第一部分进行得很顺利。电击让你觉得不太舒服，但完全可以忍受。然而，慢慢地，随着你犯的错误越来越多，遭受电击的电压也逐渐增高。这种惩罚开始让你觉得很痛苦，致使你的注意力不能集中，所犯的错误也就越来越多，而这又导致了更强的电击。当电压达到75伏、90伏以及105伏时，你遭受的痛苦让你叫出声来。当电压达到120伏时，你对着对讲机说电击真的开始让你很痛苦了。当你再次呻吟着接受了一次惩罚之后，你觉得你已经不能忍受了。在老师又把150伏的电击加到你身上之后，你对着对讲机咆哮起来：“够了，让我出去吧。请你让我出去。”
可是，老师并没有把你放出来，相反，他接着问了你下一个问题。你吃了一惊，但又有些迷惑。你含糊不清地说出了脑子里想到的第一个答案。当然，你又答错了。老师又给你加了一次165伏的电压。你尖叫着，要他停下来放你出去。但他的反应仅仅是提出了下一个问题。当然紧随其后的又是一次强烈的电击，因为你在狂乱之中给出的答案又是错的。你惊慌得不知所措。到了现在，电击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你已经痛苦得扭动着身体尖叫起来。你踢着墙壁，请求老师，让他帮帮忙，把你放出去。但是，他还是和以前一样接连不断地提出问题，可怕的电击也源源不断，195伏、210伏，210伏，225伏、240伏、255伏、270伏、285伏，然后到了300伏。你意识到要正确地回答出问题已经是完全不可能了，所以你对老师喊叫起来，说你不会再回答他的问题了。但情况没有任何改变。老师解释说你没能回答出问题也算是回答错误，所以你又遭到一次电击。这场严酷的考验就这样一直持续下去，直到最后电击的力量几乎使你麻痹。你已经不再喊叫，也不再挣扎。你只能感觉到每一次可怕的电击给你带来的刺痛。你想，也许老师看到你完全不能动弹，他就会听下来，因为已经没有必要将这个实验再进行下去了。但他还在无情地继续着，提出下一个问题，宣布下一次电击的电压数（现在已经到了400伏），并把开关拉下去。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呀？迷乱中你不禁想，为什么他不帮我？为什么他不停下来呢？
对大多数人来说，上面的情景听起来就像是一场噩梦。但是，要真正意识到这场噩梦有多么可怕，我们必须知道上述的这一切基本上都是真的。的确有过这样的实验，实际上是一系列实验。这些实验是由一名叫米尔格拉姆的心理学教授主持的，充当老师角色的实验对象确实愿意把连续不断的、强烈的、危险的电击施加到一个踢打着、尖叫着、恳求着的学生身上。这个实验当中唯一一个不真实的地方是，他们并没有将真的电击加到学生身上。那个一直不断地、痛苦地叫着“可怜可怜我，赶紧把我放出去”的人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实验对象，而是一个演员。米尔格拉姆做这个实验的真正目的也不是要研究惩罚对学习和记忆的影响，而是要研究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当一个普通人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时，会愿意让一个完全无辜的人遭受多少的痛苦？
答案令人非常不安。在与前面讲述的那场噩梦一模一样的情形下，大部分老师都愿意把手头所有最痛苦的惩罚加到他人身上。在米尔格拉姆的实验中，2/3的人都对受害者的恳求充耳不闻，把他们面前的30个电击开关一一拉了个遍，直到电压达到450伏研究人员停止实验为止。然而，更令人吃惊的是，当受害者开始要求他们将自己放出来时，参加这个实验的40名作为老师的实验对象没有任何一个人就此罢手。后来当受害者请求他们时，也没有一个人停下来。再后来，当受害者的反应用米尔格拉姆的话来说是“一种极度痛苦的尖叫”时，仍然没有一个实验对象停下来。直到他们施加了300伏的电击，受害者绝望地叫着他已经不能给出问题答案时，才有很少一部分人停了下来。
这些结果让每一个参与实验的人都十分震惊，米尔格拉姆也不例外。实际上，在这个实验开始之前，他曾让耶鲁大学（这个实验就是在那里进行的）的同事、研究生和主修心理学的学生看过这个实验的程序，并让他们估计有多少实验对象会把电压加到450伏，结果所有的人都说只有1%－2%的人会这么做。而另外39名精神病医生则估计每1000个人当中大概会有一个人对实验产生的真正的行为模式做好了思想准备。
面对这种惊人的现象，我们应该做出何种解释呢？也许，就像有些人提出的，这可能与实验对象全是男性有关，因为众所周知，男性是一个更具攻击性的性别；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实验对象对这么高的电压所造成的危险缺乏足够的认识；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些实验对象恰好是一群性格怪异、精神失常的虐待狂。但对这每一种可能性，人们都提出了强有力的反面证据。首先，后来的一项实验表明，实验对象的性别与他们对受害者施加电击的意愿无关。女老师与第一次实验中的那些男老师的做法几乎一模一样。
对实验对象没有认识到高电压对受害者造成潜在的危害这种解释被另一个实验所检验，结果发现，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在这个实验中，受害者明确的告诉实验对象自己心脏有毛病，电击已经影响到了他的心脏：“够了，快让我出去吧。你知道我有心脏病，我的心脏已经开始感到不舒服了。我不要再继续下去了，让我出去！”尽管如此，结果还是和以前一样，仍有65%的实验对象忠心耿耿地履行自己的职责，直到用完最高一级电压。
最后一种解释就是，米尔格拉姆的实验对象是一群个性扭曲的虐待狂，根本不能代表普通大众。但事实证明，这种解释也不能令人满意。那些应征来参加米尔格拉姆的“记忆实验”的人来自我们社会的各个阶层，他们有着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和不同的教育水准。而且，后来进行的一组个性测试也表明，这些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完全正常。作为一个群体，他们没有任何一点精神疾病的迹象。实际上，他们就是和你我一样的普通人，或者来米尔格拉姆的话来说，他们“就是”你和我。如果真像米尔格拉姆所说的那样，我们每一个都与这个可怕的发现有关，那么那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就变成了一个令人不快的个人问题：“是什么使我们做出了这样的事情？”
米尔格拉姆确信他已经找到了答案：那就是深深植根于我们心中的对权威的敬重感。根据米尔格拉姆的说法，这个实验中真正的罪魁祸首是实验对象们无法拒绝实验指挥者的要求，而实验指挥者就是那个身穿灰色大褂、无视实验对象的行为可能引起的情感和身体上的伤害、一直督促甚至命令他们履行自己职责的研究人员。
有很多强有力的证据都支持米尔格拉姆这种服从权威的解释。首先，如果没有研究人员继续下去的命令，显然实验是进行不下去的。事实上，实验对象们都很痛恨自己的所作所为，也为受害者遭受的痛苦感到难过。因此，他们一再请求研究人员让他们停下来。当他们的请求遭到拒绝时，他们只好硬着头皮继续下去。可是他们的手在颤抖，他们紧张得满头大汗，他们的身体在战栗，而且他们还结结巴巴地提出抗议并且请求研究人员将受害者放出来。在极度的紧张和痛苦中，有的人用手支撑着自己的头，还有一些人控制不住自己，发出神经质的笑声。正如一个旁观米尔格拉姆实验的人所写的：
我看到一个老成持重的商人面带微笑地走进了实验室，一幅胸有成竹、镇定自若的样子。可是不到20分钟，他就完全变了一个人。他浑身颤抖，话也说不清楚，不时地摸自己的耳垂，手也不停地扭来扭去，显然已经到了神经崩溃的边缘。有一刻，他用拳头敲打着自己的前额，小声说道：“哦，上帝，让我们停下来吧。”但是，他还是继续服从研究人员的每一个命令并一直坚持到最后。
除了这些观察之外，米尔格拉姆还为他的解释提供了很多更有说服力的证据。比如说，在后来所做的一个实验中，他让研究人员和受害者对换一下台词，也就是说让研究人员告诉老师停止电击，而受害者去勇敢地要求老师继续下去。而结果是再清楚不过了：当继续下去的要求仅仅是由受害者提出时，百分之百的实验对象都没有答应他们的请求。同样的结果也出现在另外一次实验中。在这个实验中，研究人员和另一个实验对象进行角色互换。研究人员被绑在椅子上充当学习者的角色，而另一个实验对象则在研究人员发出抗议时命令老师继续实验。结果没有一个会去碰那个电击开关。
在米尔格拉姆的实验中，实验对象们表现出来的服从权威的极端程度在另一个后续的基础研究中也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这个实验中，米尔格拉姆给老师派了两名研究人员，他们会发出相互矛盾的指令。一个人说一旦受害者要求把他放出来就马上停止电击，而另一个却说不管怎么样实验都要继续进行下去。这些相互矛盾的指令确实形成了这个研究项目中唯一一个幽默的特征：在一种又好笑又可悲的迷惑中，实验对象一会儿看看这样研究人员，一会儿看看那个研究人员，恳求他们俩能给出一个统一指令，好让他去执行：“等一等，等一等。怎么回事？一个说要停，一个说要继续……到底要怎么样？”当两个研究人员仍旧坚持自己的意见时，实验对象便会赶忙分辨出谁是更大的老板。由于实在无法找到一个真正的权威，最后，每一个实验对象都按照自己的直觉行事，停止了电击。就像其它后续实验所证明的一样，如果实验对象是虐待狂或具有病态的攻击倾向的话，是不会出现这样的结果的。
当米尔格拉姆自己分析自己所收集的数据时，一个让他不寒而栗的事实渐渐冒了出来：这个研究的主要发现就是，即使是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成年人也会为了服从权威的命令而做出一些完全丧失理智的事情来。对那些对另外一种形式的权威－－－政府那种让普通民众盲目顺从的魔力一直深感担忧的人来说，这个发现更加发人深省。而且，这个发现也告诉我们，权威所具有的强大力量会影响我们的行为。当我们看到米尔格拉姆的实验对象在执行任务时那种痛苦不堪的样子后，有谁还会怀疑权威所具有的那种力量呢？
对那些仍持怀疑态度的人来说，威尔逊的故事可能会提供更有说服力的证据。1987年9月1日，为了抗议美国向尼加拉瓜运送军用设备，威尔逊和另外两个人决定在加州康科德海军武器站外的铁道上卧轨。抗议者们深信，他们的行为能够阻止原定于当天发车的火车开出，因为3天之前他们就已经将他们的计划正式通知了海军和铁道部。但是，执行任务的非军方人员却接到了不要停车的命令。因此，尽管他们在600米以外就能看见抗议者，但他们根本就没有停车，甚至连速度都没有减一下。虽然另外两个人从车轮底下逃了出来，但威尔逊却跑得不够快，所以双腿从膝盖以下被齐齐轧断了。由于在场的海军医疗人员拒绝对他进行治疗，也不同意用他们的救护车把他送到医院，旁观者们，包括威尔逊的妻子和儿子，只好自己想办法来止血，直到45分钟后一辆私人医院的救护车赶来。
令人惊讶的是，在越南当过4年兵的威尔逊，并没有把自己遭遇的不幸怪罪到火车司机或医疗人员的头上，而是把矛头指向了总是通过顺从的压力来限制这些人的行为的这种体系上。“他们的所作所为与我在越南的时候没什么两样。他们只是在执行一项疯狂的命令，他们都是替罪羊。”虽然那些火车司机也同意威尔逊的说他们是受害者的观点，但他们并不像他那样宽宏大量。事实上，他们的反应可能是这个事件中最出人意料的：他们对威尔逊提出起诉，要他赔偿他们的损失。由于他们必须轧断他的双腿才能执行自己的任务，所以当他们这么做时，他们蒙受了“人格上的羞辱、精神上的痛苦和身体上的压力”。
每当我们面对一种强大的力量推动我们去做某件事情时，很自然地，我们会希望有充分的理由来支持这种推动力。在服从权威这件事情上，即便只是粗略地考虑一下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也会为我们提供很多合理的解释。一个多层次的为大家所接受的权威体系提供给一个社会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正是由于有这样一套体系，一个复杂的包括资源的产生、贸易、防御、发展和社会控制等各种功能的社会结构才有可能形成。而另一个极端则是无政府主义。无政府状态从来就被认为是不利于文化的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哲学家霍布斯就曾说过这是一种会让生命变得“孤独、贫穷、污秽、残忍和短暂”的状态。因此，我们从一出生就被告知，服从权威是应该的，而违抗权威则是错误的。这个重要信息存在于父母的教导中，学校的童谣中以及我们童年时听过的故事和唱过的歌曲中。而且一直延伸到我们成年后所遇到的法律、军队和政治制度中。在所有这些教诲和经历中，对规则的服从和对权威的忠诚都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而宗教对这种现象也有自己的独特贡献。比如说，在《圣经》的第1章就描述了对绝对权威的抗拒导致亚当、夏娃以及整个人类失去乐园的故事。如果这个比喻还太隐晦的话，那我们在《旧约》中可以读到一段充满了敬意的描述：亚伯拉罕心甘情愿地将匕首扎进自己年轻儿子的心脏，就因为上帝没做任何解释就命令他这么做。这个《圣经》中的故事与米尔格拉姆实验极为相近。我们从这个故事中学到，判断一种行为是否正确，不是根据它是否有意义，是否有害、是否公正或其它普通的道德标准，而仅仅是根据一个更高的权威的命令。亚伯拉罕所受到的苦难与折磨是为了考验他是否无条件地服从他的主人，而他，就像米尔格拉姆的实验对象一样，通过这个考验。
从亚伯拉罕或米尔格拉姆的实验对象的行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顺从的力量以及它在我们文化中的价值。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些故事可能也会使我们误入歧途。在现实生活中，面对权威的要求，我们很少有痛苦到举棋不定的程度。更多的时候，我们对权威的顺从是以一种“咔哒，哗”的方式发生的，很少或者从来没有经过有意识的思考。实际上，来自公认的权威的信息在很多情况下都为我们提供了一条行动的捷径。
米尔格拉姆也指出，遵从权威人士的命令总会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实际的好处。当我们年幼的时候，这些权威人士（如家长、老师）知道得比我们多，我们发现听取他们的建议很明智，这么做当然也因为他们是决定赏罚的人。成年以后，同样的原因，我们还是愿意接受权威的忠告，只不过现在的权威人士变成了雇主、律师和政府官员。因为他们所处的有利位置，他们可以接触更多信息，拥有更多权利，因此按照他们的意志行事大体上是错不了的。而正是由于我们对这一点深信不疑，我们也很容易走进一个误区：有时候权威的话并没有什么道理，可我们还是会毫不犹豫地按他们说的去做。
当然，这种尴尬的局面对每一种重要的影响力的武器来说都是在所难免的。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我们认识到服从权威是非常值得去做的一件事，我们会很容易对权威人士产生自动的顺从。这种盲目顺从同时带来好处和坏处的特点，也正是它的机械特点。由于在权威面前思考似乎成了一件多余的事情，因此很多人就不再思考。虽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样做都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有时候也会有例外，因为我们只是在机械地做出反应，并没有经过自己的深思熟虑。
让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它来自权威压力很强大也很明显的领域－－－医学界。健康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极其重要，因此，那些在健康问题上有着丰富知识和强大影响力的医生，便成了极受尊敬的权威人士。更何况医学界本来就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地方，每一个在医疗系统工作的人都非常清楚自己在整个系统中的位置。而且他们都知道，医学博士是金字塔尖上的人物。除非是一位级别更高的医生，否则没有人可以否决一位医生对一个病人做出的诊断。因此，在医疗系统里，自动地顺从医生的命令已称为一种长期建立起来的传统。
这样，当一个医生犯错误时，就会出现一种令人担忧的现象：那些在等级制度中位置较低的人不会去思考这个问题并对此提出质疑，因为一旦一个合法的权威发出了命令，下属们就停止了思考并开始对他的命令做出反应。如果以这样一种“咔哒，哗”的方式在复杂的医院环境里工作，犯错误是在所难免的。实际上，美国健康保健财政管理局在1980年所做的一项研究也表明，仅仅在给病人开药方这一项上，每一天的出错率就达到了12%。10年之后，情况没有任何好转。根据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在医院中心脏停止跳动的病人有10%是因为开错了药方。病人拿到错误的药方的原因多种多样。然而，在坦普尔大学药物学教授科恩和戴维斯合著的《用药错误：原因和预防》一书中却指出，大部分的用药错误都是由于盲目服从病例的“主人”－－－主治医生而引起的。根据科恩的说法，“在一个又一个的病例中，病人、护士、药剂师以及其他的医生，都没有对药方提出任何疑问。”比如说，科恩和戴维斯所举的“肛门耳痛”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有一位医生要一个病人将药水滴入疼痛发炎的右耳，但他没有在处方上将“右耳”写完整，而是缩写成了“滴入R ear”。拿到这个处方以后，值班护士马上就把规定剂量的滴到耳朵里的药水滴入了病人的肛门。
显然，在肛门处治疗耳朵痛当然是无稽之谈，但不管是病人还是护士都没有对此提出任何异议。这个故事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在很多情况下，当一个公认的权威开口之后，本来很有意义的一切便突然变得无关紧要起来。这时候，我们不会考虑整个的情形，而只关注其中的某一方面并对它的做出反应。
当我们以这种不假思索的方式行动时，我敢肯定，那些让人顺从的行家们一定想利用我们这一点。让我们还是回到医学界，看看那些广告商是如何通过雇用一些演员扮演医生的角色，利用我们的文化中对医生的尊敬来为他们的商品说话的。我最喜欢的一个例子是演员杨的一个电视广告。在广告中，他劝告人们要小心咖啡因的危害，建议大家喝不含咖啡因的桑卡牌咖啡。这个广告一经播出就获得了巨大成功，卖掉了不计其数的咖啡，以至于很多年来电视台一直在播放这个广告的不同版本。这个广告为什么这么有效呢？究竟是为什么我们会听杨的话去喝健康的不含咖啡因的咖啡呢？原因很简单，就像雇用他的广告商非常清楚一样，在美国公众的心目中，他是和一个他早年扮演的长篇电视剧中的角色－－－威尔比医生联系在一起的。平心而论，被一个扮演过医生的演员的意见所左右是毫无道理的，但事实就是这样，这个人卖掉了桑卡牌咖啡。
内涵而不是内容
从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广告时起，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一点是，这个广告虽然利用了权威原理，但却并没有出现过一个真正的权威，充其量只是貌似权威的人而已。这告诉我一些关于不假思索地对权威做出反应的重要事实：当我们进入“咔哒，哗”状态时，不需要权威的实质，只要带点权威的象征，就足以让我们停止思考，进入唯唯诺诺的顺从状态。
有好几种权威的象征都可以在缺乏真正权威的情况下有效地获得我们的顺从。因此，这些象征经常都会被那些不具备权威实质的、让人顺从的行家们所利用。比如说，骗子通常都爱使用头衔、衣着和象征身份地位的外部标志。对他们来说，穿着一身精致的服装，从一辆漂亮的汽车里钻出来，自称是某某医生、教授、法官或特使，才是他们的最爱。他们非常清楚，这样把自己包装起来可以极大地增加得手的机会。有三种最典型的权威象征－－－头衔、衣着和外部标志，每一种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种都值得单独来谈一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