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三个月的禅修训练就能影响诸如注意力暂失与选择性注意那样的基本心理机能，发现这一点让我更加确信：伴随禅修出现的大脑变化发生得相当迅速。你根本不必在禅修上花去上万小时的时间，没有必要等到自己成为一名奥运会水准的禅修者。不知是不是巧合，当我向人们谈起我们对长期禅修者的研究时，我总是会被问及同一个问题。大多数的人会白我一眼，心想自己根本不可能在禅修上花去那么多的时间，但总有人会问这样一个问题：短时间的禅修是不是也会有帮助？我相信，就注意力来说，答案是“是”。在下一章中，我将介绍一个循序渐进的教程，它可以帮助大家在自己身上见证我们在禅修学员身上看到的变化。
僧侣身上还有一些非常值得注意的品质。这些品质是不是也能通过禅修培养呢？在禅修中心的这项研究之后，我已经准备好再次尝试对长期禅修者展开研究。我已经有了对马蒂厄·里卡德的初步研究结果。在他和高僧的帮助之下，我着手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禅修对大脑还可以有怎样的影响？
针对人类志愿者进行的科学研究，通常的步骤是这样：首先招募到数量足以满足研究需要的人，然后再进行研究。在长期禅修者身上，这一套行不通。同一个地方不可能找到许多在佛教禅修上花去了上万小时的人，在麦迪逊就绝对办不到。因此我们只能因陋就简。在我们趁着高僧的来访对马蒂厄的大脑进行研究之后，高僧与马蒂厄已经帮我做了宣传：如果哪位禅修成就者计划来美国（尤其是美国中西部），请他在启程之前先联系我，这样我们可以安排他来我们的实验室。令我欣慰的是，高僧和马蒂厄为我们做的广告真的有效果。首先联系我们的是丹津仁波切（Tenzin Rinpoche），他今年41岁，生于中国，现居印度，即将赴美教学；之后，索范仁波切（Sopham Rinpoche）也与我们取得了联系，他今年54岁，来自不丹，他愿意专程飞到美国来协助我们的研究。对我们来说，即便只是满足最低限度的受试者人数，也是痛苦而漫长的过程。不过，在18个月之后，我终于找到了8位僧人（包括马蒂厄在内）。这些僧人的年龄在34—64岁之间，他们长期从事宁玛派禅修（Nyingmapa meditation）和噶举派禅修（Kagyupa meditation），禅修经验少的有1万小时，多的有5万小时。我请他们在我们麦迪逊的实验室里专心致志地禅修。禅修是在会让人产生幽闭恐惧症的核磁共振扫描仪管道里进行，核磁共振扫描仪产生的巨大噪声就好像有人端着一台手持式风钻在那你耳边打眼。在禅修的过程中，僧人们一直戴着一顶长得像发网的电极帽，电极直接粘在他们的头皮上，用于测量他们的脑电图数据。
在第一项研究里，我感兴趣的是一个被称为“神经同步性”的现象。[135]顾名思义，所谓神经同步性指的是分布在一个人大脑各区域的各个神经元同时变活跃的现象。其他实验室的研究已经发现，高频脑波的神经同步性与专注、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学习以及显意识的感知等心理过程有关。研究者提出的假说认为：当各个神经元同时变得活跃，分布广泛的神经网络将会同时工作，从而让不同的认知过程与情绪过程变得更加有序和一体化。
我们对每位僧人采用的都是同样的研究步骤，因此我向大家介绍丹津仁波切就够了。早上，丹津仁波切来到我们的实验室。我们在向他解释了研究计划之后——可是比我们向印度山丘上的那些僧侣解释的时候要轻松多了——为他戴上了一顶总共有128个电极的“发网”。这个网可以把电极基本上都固定在合适的位置，但我们还是需要把每一个电极都弄湿，保证电接触良好。这是一件非常费力的事情，不过我们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来跟他讨论试验方法，确保他完全明白应该如何来配合我们的实验。我的同事安托万·卢茨（Antoine Lutz）是一位法国科学家，在我们对长期禅修者的研究中，他是一个关键人物，他引导了整个研究的进行。首先，他请仁波切安静地坐下，心灵保持一种中性状态，一次持续60秒钟。这样反复几个回合之后，就能确定脑电活动的基准水平，于是我们就转向了禅修。安托万请仁波切开始了“无缘悲心”（unconditional compassion）的禅修。马蒂厄参与了这项研究的设计，他将这里的禅修状态描述为“愿意毫无保留地帮助众生”。这种形式的禅修并不要求禅修者关注任何具体的对象、记忆或者画面，而只是在禅修者身上产生慈悲的感受，并将慈悲“充满整个心灵，作为自己的存在方式”。这一状态被称为“纯然悲心”（pure compassion）或者“无所缘悲心”（nonreferential compassion）。20秒钟之后，我们就开始记录仁波切的脑电图数据。我们采集了60秒钟的数据，然后请仁波切停止禅修。他休息了30秒钟，然后我们又将这整个过程重复了三遍，总共完成了四组禅修。我们也在马蒂厄和其他六位最终光临麦迪逊的僧人身上重复了这个实验。“我们试图产生一个没有任何考虑、推理和妄念的心理状态，让悲心充盈整个心灵。”马蒂厄随后如是说。
为了构造一个对照组，我们在麦迪逊分校招募了一些本科生，然后给他们上了一个悲心禅修的速成班。我们请他们去想一位自己在乎的人（比如他们的父母或者其他重要的人），让爱心与悲心充满自己的整个心灵——如果是要产生悲心的话，他们就要去想象一个人处于难过或者痛苦之中，然后祈愿他或她能够早日摆脱痛苦。就这样一个小时之后，对照组成员将会尝试将针对具体个人的感受扩展到“一切众生”，而不去想到具体的某个人。
我并不想刚拿到一位禅修者的实验结果就急于得出结论。但是，当我一看到仁波切的脑电图数据，我就感觉出现了值得注意的东西。当我拿到全部八位僧人的数据时，我对此已深信不疑。他们在禅修的时候，伽马活动是如此剧烈，超过了此前任何科学文献记录。伽马波（gamma wave）是当我们出现意识等高级心理活动时会出现一种高频脑波。尽管对照组才刚刚开始学习悲心禅修，他们已经显示出了伽马波活动的轻微增加；而那些僧人的伽马波活动则显示出了极大幅度的增加。伽马波的振幅与同时变得活跃的神经元数量有关。因此，僧人所表现出的伽马波活动，意味着分布广泛的大量神经元以较高的时间精度出现了同时激活，这恰似“火箭女郎”（Rockettes）舞蹈团的舞者们在纽约无线电城音乐厅（Radio City Music Hall）的舞台上从左到右排成一排整齐划一地表演踢腿动作。随着禅修的进行，伽马波逐渐增加，这反映出神经同步化（neural synchronization）的出现是需要时间的。由于神经同步性是许多高级心理过程（如感知和专注）的一个特征，因此我将这里的发现视作一个迷人的证据，它证明了禅修可能让大脑功能出现根本的改变——这会让我们来重新认识自己的学习能力和感知能力。根据佛教禅修者的描述，在禅修的过程中会出现这样一种经验：在每一个当下都有了更好的觉察和全景式的清晰感知，而伽马波的高度活跃与神经同步性也许正是这种经验所对应的大脑活动特征。这就好像心灵的雾霭已经散去，你甚至都忘了自己的感知曾经受其阻碍。
借助核磁共振技术，我们找出了悲心禅修的时候会变得活跃的那个脑区。[136]几乎在每一个例子中，僧人大脑的活跃程度都提升得比对照组更多。在长期禅修者身上，脑岛与颞顶联合区（temporoparietal junction）——前者接收情绪相关的生理信号，而后者对同理心的形成很重要——的活跃程度出现了激增。当我们看到别人遭受苦难的时候，有一个四处延伸的大脑回路将被激活。这个回路在僧人身上的活跃程度同样也更高。大脑中有一个区域负责掌管有计划的运动，它也在僧人身上显示出了更高的活跃水平，仿佛这些僧人的大脑正渴望走上前去向受苦受难者伸出援手。我问马蒂厄，这个现象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他想了一想悲心禅修时，尤其是在想到自己所爱的人遭受苦难时的感受，然后将那种感受描述为“毫无保留地愿意采取行动，伸出援手”。
比神经同步性在禅修时的提高更吸引我的，是当这些僧人处于基准状态时——只是安静地休息，但并没有开始禅修时——的脑电图读数。同样，此时僧人身上的伽马波活动水平与神经同步性水平都要显著高于对照组。这告诉我们，禅修不但会产生典型的大脑活动模式（这其实不足为奇），还会让伽马波活动水平与神经同步性水平出现持久的提高。也许，当时我猜测，禅修所需要的专注力及其产生的悲心是可以通过训练来掌握和提高的。
我无法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这些僧人与新手的大脑之间本来就存在差异，而这种差异正是导致僧人身上的伽马同步性要高得多的原因。然而，那些在禅修中投入的小时数最多的僧人基准水平的伽马同步性是最高的，他们的伽马同步性在禅修时的提升也最大。这个事实给了我信心，让我有理由相信从新手到长期禅修者的这种变化的确是由灵修或者心理训练引起的——我在2004年的一篇介绍此研究的文章中提出了这个假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