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二年级快结束的时候，我向哈佛的老师请了三个月的假，请假事由是要去印度和斯里兰卡“研究禅修”。对我的这个决定，老师们的反应褒贬不一。一位教授问我干嘛要把三个月的宝贵时间浪费在毫无价值的事情上，另一位则认为这将宣告我科研生涯的夭折，还预计我将一去不复返。所幸的是，是否得到系里老师的祝福并不重要。不过，我还是得想办法解决此行的差旅费。也就是说，我必须使尽浑身解数搞定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简称NSF）。一年前，我从他们那里获得了负有盛名的国家科学基金会研究生奖学金——这让我不必为学费掏一分钱，每月还有1000美元的助学津贴（这在当时可不是一笔小钱）。如何才能说服基金会让我把这笔钱花在印度和斯里兰卡呢？显然我应该这样说（事实证明这的确管用）：我希望研究禅修与注意力以及禅修与情绪之间的关系，因此我应该到产生禅修的文化中去获取一手经验。基金会同意了。于是在1974年5月那个春季学期的期末，我登上了去亚洲的飞机。我不是一个人。我叫上了苏珊跟我一起。她当时还是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心理学系的一名研究生（她后来去了医学院，成了一名产科医生）。这段经历还不错：她在1976年成了我太太，直到今天。
斯里兰卡是我们的第一站。当时的斯里兰卡还叫做“锡兰”（Ceylon）。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我们跟丹尼尔·戈尔曼、他当时的妻子阿纳苏亚（Anasuya），还有他们两岁大的孩子高文达斯（Govindass，是的，这可谓是印度教对一个美国人影响的极致“高文达”（Govinda）是印度教毗湿奴神的名字。——译者注）一起，住在他们租赁的一幢连体式房屋里。这幢房子坐落在丘陵环绕的城市康堤。康堤是锡兰最后的一座帝都，以那里的佛牙寺（释迦牟尼的一颗佛牙据说就供奉在康堤的佛牙寺里）等佛教、印度教圣地而闻名。丹尼尔和我每天很早就起床，然后穿着“纱笼”围裙和哈佛的T恤开始我们的禅修练习。接下来我们会工作几个小时——详细地讨论如何用严格的科学方法来研究禅修。下午我们会探访寺院，接触当地的僧侣——斯里兰卡的佛教属于上座部佛教（Theravada）——就当自己是从美国来的观光客（当然，我们跟一般的美国游客多少有些不同）。康堤当地人对我们非常热情，很多人第一次认识我们，就邀请我们去家里做客，在家里设宴款待我们。
只有一件事情让这原本如田园诗一般美好的生活蒙上了一层浓厚的阴影，那就是在斯里兰卡虽不常见但却残酷的种族主义。与斯里兰卡的第一大民族僧伽罗人相比，人数较少的泰米尔人处于从属地位，然而“种族主义”这个词已经无法表达泰米尔人遭受的歧视。我曾亲眼看到，泰米尔族的家仆晚上睡觉的地方不是在床上，而是在主屋一个角落的地上。所以，在1983年，当这两个民族之间的冲突升级引爆斯里兰卡内战的时候，我并不意外。2009年，斯里兰卡反政府武装泰米尔猛虎组织被政府军击败，宣告了内战的结束。数以万计的无辜平民在这场内乱中丧生。
1974年7月，苏珊和我来到了印度北部。我们的第一个禅修营坐落在达尔豪西镇（Dalhousie），那个地方在过去曾经是英国殖民者的山中避暑地。我们在那里待了十天。在那个年代，印度各地之间的交通工具只有公共汽车和火车。火车票要运气好才能买到，不过运气也没法帮你解决所有的问题——在三等车厢（我们的钱只够三等车厢），你会跟一笼一笼的鸡挤在一起。坐了一晚上的火车，我们到了帕坦科特县（Pathankot），然后挤上了去达尔豪西的公共汽车。前面我有提到过这是在7月吗？我们的计划没有考虑到印度的季风，但是大自然可不会漏掉它。窗外是倾盆大雨，我们的车蹚着积水在山间的公路上驶过。忽然，旁边一座山似乎整个一侧都坍塌了下来。随着震耳欲聋的巨响，巨石像雨点一样往下滚，泥石流裹挟着树木和碎石倾泻到了我们前面的公路上，公路本身只剩下了一半，另一半已经垮塌到了山坡下面。一片静寂，除了大雨的滂沱……以及每次窥到那1800米高的悬崖时我心跳的撞击。达尔豪西的海拔约为1970米。——译者注
接下来的6个小时，我们都坐在车里，为保住性命而庆幸。最后迎面驶来了另一辆公共汽车，被堵在了公路上的缺口和碎石堆的另一边。看到这辆车我们几乎觉得跟保住了性命一样庆幸。既然他们的前进方向跟我们的前进方向正好相反，解决方案如果不那么吸引人的话，也是显而易见的：我们车上的所有人冲进暴雨中，拾起自己的行李，小心翼翼地爬过碎石，再跳过路上的缺口；对面车上的人也依葫芦画瓢。现在所有人都过去了，但是两辆车的朝向却不对。因此，我们还要为司机做导航员——这很好玩儿——指导司机倒着车驶过身后的急转弯和路面湿滑的斜坡。（山间公路非常狭窄，公共汽车没法调头。我们就这样背对着达尔豪西的方向倒着行驶了好几英里。）司机后来终于找到了一处宽阔的路面，完成了一次三点调头。不久之后，我们奇迹般地抵达了禅修营。
这所禅修营的经营者是一位叫做“戈恩卡”（Goenka）的著名禅师。禅修营硬件设施的不尽人意——我们睡在帐篷里，没有自来水——被修行课程的高强度所弥补。每天早上，叫我们起床的钟声会在凌晨四点半响起。五点钟开始一天的第一次禅修。所有的禅修学员事先都会宣誓保持静默，指导老师显然不在此列。我们会先从一个小时的坐禅（sitting meditation）开始，然后再改为行禅（walking meditation），两者交替进行，直到晚上十点——每天禅修的总时间共有大约14小时之久，我们在那里修行的十天里天天如此。在用餐（每天两顿，过午不食）和去洗手间的时候，禅修过程会停下来，但仍然不能打破我们保持静默的誓约。8月的一天，一张纸条在禅修学员之间流传，上面写着：“尼克松总统辞职了。”
戈恩卡非常细致地指导了我们的“内观”（vipassana，旨在帮助修行者“看清事物本来面目”的禅修）修行。在戈恩卡的授意下，我们依照一定的顺序，将注意力缓慢而有意识地指向自己身体的不同部位——留意鼻尖感觉到了什么，留意吸入与呼出的空气在温度上有怎样的细微差异，留意跪在地上的腿骨感觉到了什么……直到我们几乎用内观的方法读完了一整本《格雷氏解剖学》（Gray's Anatomy）。内观禅修的目标之一是为了帮助修行者领悟自己的感觉和心态会如何变化。打个比方，“痛”一开始是作为痛出现的。但只要你关注自己身体的感觉，你会逐渐认识到你以为是“痛”的东西不过是一个概念，如果你的觉察能够超越概念的束缚，你能够留意到一组感觉——也许是你脚上的刺痛感、膝盖上的压迫感，或者腿肚子上的灼热感。这些感觉加在一起，会形成一个被心理学家称为“格式塔”（gestalt）的整体，也就是“痛”。但如果你去注意“痛”的组成部分，痛就消失了——那些感觉还在，但我们看待这些感觉的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新的心态是这样：虽然嘴上会说“哦，我的脚感觉刺痛”（或者“我的膝盖发热”），但是心灵已经学会了不去将那组感觉概念化为某种令人反感和不悦的东西，也不再会为这个概念贴上“痛”的标签。
各位能够猜到，这种对痛苦的反应（也许应该叫“无反应”）方式并不会自然而然地产生。第二天，我就听到苏珊在那儿喃喃自语，说她想回德里，她要离开这个鬼地方。（为了不打破保持静默的誓约）她还给我写了张条子，讲了自己的想法。不过，当天晚上，我们先去听了戈恩卡的课程。他说：“你们许多人可能已经感到非常痛苦，想一走了之。但我希望你们能够至少再待24个小时。”苏珊是个有风度的人，听到戈恩卡的话，她坚持了下来（虽然后来她跟我说，当时在禅修的时候她心里其实还在想，路都被泥石流冲坏了，我们怎么才下得了山）。一天之后，一切都改变了。正如戈恩卡所预料的那样，苏珊已经掌握了正确看待痛的方法，知道在面对痛的时候，应该采取一种不予评判的觉察：“没错，我的膝盖在发热，我的脚在刺痛。但那只是一些分散的感觉经验。我不会太看重它们，不会把它们当真，不会给它们贴上‘痛’的标签。”
戈恩卡教导我们，内观禅修是一条通往开悟之路，能够帮助我们断除痛苦。不过，超过100个小时的默修还让我相信，内观禅修对心理学和神经科学能够（但尚未）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通过修习内观禅修，我本人亲身体验了一种全新的感知世界的方式——我能够摆脱“痛”的概念，仅仅把它当作我T恤上的一个线头；能够在当下培养一种深刻而持久的满足感。身为一个科学家，我坚信：这一切都对应着我大脑中的某种变化，这种变化也许就发生在掌管注意力和情绪的大脑系统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