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82年的那项发现——左脑的前额皮质更活跃，会让人产生积极情绪；而右脑的前额皮质更活跃，则意味着消极情绪——只是一声开市钟响，从此拉开了一系列研究的序幕，这些研究都是为了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情绪风格中的生活态度维度产生于怎样的大脑机制？早先的研究发现利用了脑电图技术——将传感器附着在人的头皮上，来探测大脑功能的脑电反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是在不实施开颅手术的情况下对人类大脑进行研究的唯一办法。不过，自从功能核磁共振成像技术在1995年左右问世以来，它已经很快成为了研究大脑功能的首选方法。与脑电图相比，功能核磁共振成像技术不仅有更高的空间分辨率，它还有别的优点。脑电图只能测量皮质表面的活动，而功能核磁共振成像技术除了能够测量皮质表面，还能测量皮质下区域的活动，比如杏仁核。（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功能核磁共振成像技术使用的仪器与标准的核磁共振成像技术相同，后者用于检测腹部肿瘤和脑出血，当然首先需要将患者送入带有强磁场的管道内。功能核磁共振成像技术前面之所以加上了“功能”两个字，是因为它能够通过软件将脑血氧含量变化的原始数据转化为一目了然的图像，这样的图像在今天的媒体上已经随处可见。）
抑郁症患者究竟缺乏哪些具体的积极情绪？为了回答这个问题，2007年，我跟阿伦·赫勒（Aaron Heller）坐下来展开了讨论。阿伦·赫勒是一名天分极高的研究生，2005年进入我的实验室。[49]上面这个问题似乎简单得可笑——抑郁的人并不快乐，不是吗？但实际上，抑郁症患者同时还缺乏其他的积极情绪。比方说，抑郁症患者缺乏实现目标的动力（如果他们是实验室中的小白鼠，我们会把这种情况称为“趋向行为缺乏”）。另外，新鲜事物往往无法吸引他们的注意，更无法令他们打起精神来——这些人丝毫没有一般人看到邻居家花园里的花开了，或者街那头新开了一家咖啡馆时的那种兴奋之情。抑郁症患者往往还缺乏毅力：许多抑郁症患者完全清楚自己的计划和待办事项清单（即便这些计划是由别人做出的，比如一个家庭远足计划），但他们缺乏完成计划所需要的坚定不移的决心，他们的动力似乎发生了短路。阿伦和我当时就是希望发现造成这些倾向的大脑机制。
在我们着手准备实验的时候，我记起了自己15年前曾经进行的一项研究，这项研究当时并没有发表。我向抑郁症患者播放了电影片段，包括喜剧明星史蒂夫·马丁（Steve Martin）片子中的一场戏，来唤起他们的积极情绪，比如快乐。在观看了这些电影片段之后，抑郁症患者也表现出了积极情绪，而且丝毫不比心理健康的人少。这个结果反驳了这样一种观点：抑郁症患者无法体会到快乐或者其他积极情绪。如果与心理健康的人相比，抑郁症患者对积极情绪的体验存在某种差异的话，那肯定没有体现在他们对这些喜剧片段的反应之中。但是，抑郁症患者保持积极情绪的能力如何呢？（我们这里谈论的不是他们感受到的积极情绪的多少。）我提到的这项研究并没有针对这个问题做出测试，而我认为，只有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真正找出抑郁症患者与心理健康者的差异所在。
为了检验我的猜想，我们在当地的报纸和天气频道上发布了招募志愿者的广告——天气频道是接触到抑郁症患者的好地方，因为抑郁症患者总是对环境中的不良变化保持警觉，而天气频道则经常会对此加以着重报道，麦迪逊当地的天气频道尤其如此。我们最后招募到了27名临床抑郁症患者，以及19名健康的志愿者。我们希望测量人们在看到情绪性的照片时的大脑活动，于是我们临时搭起了一个放映装置，这个放映装置能够将图片投影到核磁共振成像仪的管道顶部，这样人躺在里面就能够看到这些图片。
走进我们位于威大魏斯曼研究中心（Waisman Center）的实验室之后，志愿者们被送到了一个房间。这个房间里有一台模拟核磁共振扫描仪，志愿者们可以借助这台模拟扫描仪来体验被送入核磁共振管道时的感受。这可以让他们适应整个实验流程。于是那些对实验内容感到万分紧张的人可以尝试平息自己的焦虑情绪，以达到实验的要求；如果实在受不了，也可以干脆直接退出。真正的核磁共振扫描仪在工作的时候，听上去就像是离你脑袋不到一米远的地方有一台手持式风钻正在打眼。我们也用数字模拟了真实扫描仪的声音，让模拟扫描仪播放出来，这样志愿者们就会知道在做真正的核磁共振时，他们会听到什么。如果那声音会让他们崩溃，在模拟体验时崩溃也比在正式实验中崩溃好，这样就不用浪费宝贵的扫描时间。
经过模拟体验之后仍然愿意参与的志愿者，会被送入核磁共振扫描仪的管道，头部先送入，在管道里面保持仰卧的姿势。只要志愿者告诉我们他们已经准备好了（每名志愿者都戴着一副耳机和一个麦克风，因此我们在控制室说的话他们都能听见，而且他们也可以跟我们通话），就会将照片投影到他们头部上方的屏幕上。所有这些照片都是欢快的，让人看了之后至少都会露出浅浅的微笑——兴致勃勃地玩耍的儿童、翩翩起舞的成年人、正在享用美馔的食客，等等。
在放映每一张照片的时候，志愿者们会收到以下两种指示中的一种：或者就像平常那样观看照片，不必刻意地控制自己的情绪反应，或者在照片消失之后，试着加强或者维持照片所引起的积极情绪，使其能够持续尽可能长的时间（或者持续20秒钟以上）。阿伦教给了志愿者们一些可以将情绪时间延长的认知策略，比如，可以想象自己置身于照片中的欢乐场景中，或者想象照片中的人是自己的家人或者好朋友，或者想象这些照片带给自己的快乐可以一直持续下去。我们相信，这些策略能够加强甚至延长人们最初在看到这些照片时所感到的快乐。交代完这些之后，我们就会在45分钟的时间里向躺在核磁共振扫描仪中的志愿者们播放72张照片。阿伦和我坐在控制室里监控实验操作流程，确保播放照片与收集核磁共振数据的计算机都正常工作。我们同时还会监控脑部扫描图，确保实验参与者躺着不动。如果他们动来动去，显示器上的图像会跳动不稳。
从所有这些志愿者（包括抑郁症患者和心理健康的人）的数据中，我们都可以观察到一种清晰的模式。当志愿者们首次看到那些描绘欢乐场景的照片时，在我们所认为的大脑的奖赏回路（reward circuit，如下页图所示），激活水平出现了激增。奖赏回路集中在腹侧纹状体（ventral striatum）中的一个区域。腹侧纹状体位于大脑中部皮质表面的下方。其他研究已经表明，当人们预期将会收到某种奖赏或者令人愉快的事物时，腹侧纹状体将会变得活跃。更具体地来说，当时变得活跃的是腹侧纹状体中的一簇被称为“伏隔核”（nucleus accumbens）的神经元，这一区域对动机与奖赏感的产生非常关键。也许不算是巧合，在这里聚集的神经元能够释放与捕捉两种神经递质（neurotransmitter），即多巴胺（dopamine）与内源性阿片（endogenous opiate）——前者有助于积极情绪、动机与欲望的产生；而跑步之所以能让人兴奋起来，则要拜后者所赐。在看这些令人微笑的照片时，伏隔核的活跃程度在抑郁症患者与非抑郁症患者之间几乎没有差异。在这些照片的感染下，所有人的情绪都会一下子得到提升。但时间一久就会出现差别。心理健康的人能够将这种愉快的情绪贯穿整个实验的始终，而在抑郁症患者身上，积极的感受在几分钟之内就消失了。
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因为伏隔核收到了来自前额皮质的信号——后者是更高级的大脑区域，负责传递指令，让快乐的感受得以强化和维持。这告诉我们，我们可以通过想象——我甚至愿意说是“通过意志”——而让自己感觉获得了奖赏。源源不断地来自前额皮质的信号相当于是在对伏隔核说：“哥们儿加把劲！你可得坚持啊！”这正是健康志愿者大脑里的情形，但是在抑郁症患者那里则是另一番景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抑郁症患者的大脑中，由前额皮质发至伏隔核的“加油！”信号的火力将有所减退，因而奖赏处理回路的激活水平也随之减弱。似乎是这样：要么是前额皮质中止了讯息的传递，要么是讯息在传递途中丢失了，就好像是水滴从水管的裂缝中漏出一样。
生活态度：前额皮质与腹侧纹状体中的伏隔核构成了大脑的奖赏回路。来自前额的信号可以让腹侧纹状体的活跃程度保持高水平，而这一区域对奖赏感与“积极”生活态度的产生非常关键。如果前额皮质的信号输入较少，将会导致腹侧纹状体较低的活跃水平，这是生活态度“消极”的人所具有的特征。
我们希望了解奖赏处理回路活跃程度的下降对真实世界的行为有怎样的影响。因此，在做完核磁共振之后，我们请志愿者们填写了一份简单的问卷。这份问卷列出了不同的积极情绪，如快乐、感兴趣、受鼓舞、骄傲等，然后请志愿者们根据这些情绪描述与他们当时心境的吻合程度，用1到5之间的数字为每种情绪打分。奖赏处理回路保持激活的能力与人们在这份问卷中所报告的积极情绪的强度呈强相关。在看了儿童嬉戏的照片之后，人们维持神经热度的能力越强，他们就会感到越快乐。这对抑郁症患者以及作为对照组的健康人同样成立——这一点很重要。一般来说，抑郁症患者的奖赏回路与前额皮质能够被激活，但是这种激活状态难以维持。
最近对实验室啮齿类动物的研究表明：伏隔核中的多巴胺活动可能与奖赏的动机成分有关，后者是构成动力与毅力的基础；而伏隔核中的内源性阿片可能更多地是与愉悦的感受相关。[50]伏隔核中的阿片受体一旦被激活，就会刺激毗邻的大脑区域——腹侧苍白球（ventral pallidum）。[51]根据在动物身上的实验，腹侧苍白球可能可以直接对享乐进行编码，使之能够为大脑所接受。
这些发现告诉我们，伏隔核与前额皮质的活跃水平决定了一个人保持积极情绪的能力。伏隔核的活跃水平越高（其活跃水平由前额皮质发出的信号来维持），一个人在生活态度维度上离“积极”的一端就越近。如果这一区域的活动水平较低，则处在“消极”的一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