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立即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右前额区支持消极情绪，而左前额区支持积极情绪，这种偏侧化是长年累月形成的，还是从我们一出生就已经存在的？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对婴儿进行研究。宝宝的年龄越小越好，只要能够安静坐着就成。说来也巧，1978年我去了一趟哈佛，在哈佛我碰到了之前的研究生同学内森·福克斯（Nathan Fox）。内森的导师杰罗姆·凯根（Jerome Kagan）是世界上最杰出的发展心理学家（developmental psychologist）之一。内森当时刚搬到纽约，他就在纽约的罗斯福医院（Roosevelt Hospital）工作。我跟内森在哈佛园（Harvard Yard）小聊了一会儿，然后跟他约好等我们回纽约之后再碰面。内森对儿童气质与情绪发展感兴趣，但没有神经学研究的经验，也从未接触过神经学的研究手段；而我从来没有对婴儿或者儿童进行过研究。于是我们一拍即合。
我们在纽约当地的报纸上为这项“情绪发展的心理生理学”研究刊登了广告，招募到了38个10个月大的婴儿。婴儿10个月大时就能够清楚地辨认出面孔。为了让婴儿产生我们所需要的情绪，我没有继续使用之前的视频。（只有在滑稽鉴别力得到一定的开发之后，才能看出大猩猩泡澡的笑点所在。）我决定来点尽可能简单的：一位女演员哭和笑的视频。与我最开始的那项情绪偏侧化研究一样，我给每个婴儿戴上了微型电极帽。每一顶微型电极帽只有8个电极，而不是成人版的16个。我告诉妈妈们，我们感兴趣的是与不同情绪相联系的大脑变化。然后，我请她们在电视监视器前面坐下，保持放松，将宝宝安静地抱在大腿上。之后就开始播放视频。
你也许会想：“要在10个月大的婴儿身上唤起特定的情绪，您这是在开玩笑吧？”毕竟，宝宝喜怒无常，总是让初为人父、初为人母的人摸不着头脑。不过，对于我们这样的实验来说，婴儿作为受试者，其实比之前的成年人更理想，原因有二。首先，婴儿的情绪表达非常明显。不管是吃吃地笑、放声大哭，还是因为害怕和厌恶而畏缩，他们的反应都是如此强烈，你不会对他们的感受有丝毫怀疑。此外，他们对社会约束一无所知。如果觉得视频里的幽默虽然搞笑但格调低下，成年人可能会试图忍住不笑；如果认为流露出厌恶会显得自己不够爷们儿，一个男人也可能会压抑自己的痛苦表情。而婴儿永远将情绪挂在脸上，不加任何掩饰。
孩子们没让我们失望。看到视频中的女演员大笑，他们也露出了微笑，左额区的脑电活动也随之井喷。看到视频中的女演员哭泣，宝宝们的脸色立刻阴沉（一些宝宝还嚎啕大哭起来，让妈妈们也吓了一跳），右前额区的脑电活动也出现了尖峰脉冲。似乎决定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的左右脑活动模式其实在生命的早期就已存在。这项研究发表在了《科学》杂志上，这也宣告情绪神经科学这门新学科的诞生，它研究影响情绪的大脑机制。[21]
在10个月大的婴儿身上观察到“左脑活动等于积极情绪，右脑活动等于消极情绪”的模式之后，我们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这种对应关系是生下来就有，还是在生命最初的10个月里逐渐形成的？只有在新生儿身上做测试才能彻底回答这个问题。幸运的是，内森在罗斯福医院的实验室距离产房只有25步之遥（绝无夸张）。于是我们就在走廊上蹲点，准备对那些刚刚升级为爸爸、妈妈的人展开“伏击”。当然我们不会忘了礼貌和风度：遇到一位来看望妻儿的爸爸，或者出来活动身体的妈妈，我会慢慢地走过去，询问对方对我们的研究是否感兴趣。我们很快就得到了33个家庭的支持，没有遇上任何困难，这出乎我的意料。
我们不可能给新生儿播放视频，他们还无法享受观看视频的乐趣，视力与专注力都不允许。要在他们身上引起积极或者消极的情绪反应，我们还得另想办法。这时我又想到了达尔文。在《人与动物的情绪表达》这本书里，达尔文提出了这样的假设：我们之所以会感到恶心，是为了把有毒的物质从嘴里吐出来。我意识到我们应该求助于味道。于是，等一个宝宝在婴儿室喂过奶（当时医院里的新生儿会被送进一间婴儿室。这间婴儿室的墙上有一扇大窗，家长可以隔着玻璃看到自己的孩子，就像你从老电影里面可以看到的那样），安静了下来但仍然保持警觉后，我们就会把他送到附近的内森的实验室。在那里，我们会帮宝宝们一个个地戴上新生儿尺码的电极帽，然后在宝宝们的舌头上先后滴上几滴蒸馏水、糖水和柠檬汁。
结果让人忍俊不禁。婴儿对白水几乎没有反应；不过糖水却可以将宝宝们的脸点亮，让他们露出或许平生第一次的笑容；尝了柠檬汁，宝宝会愁眉苦脸，眯着眼睛，龇牙咧嘴。让我们高兴的是，脑电波信号也对上了：糖水造成了更明显的左前额激活，而柠檬汁造成了更明显的右前额激活。即便前额皮质在人刚出生时还很不成熟，但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所造成的功能差异却已初见端倪。[22]
在同一个人身上，左脑和右脑的前额区活动水平存在差异；就左脑（或者右脑）前额区的活动水平而言，不同的人之间也存在差异。你也许会问：大脑活动水平的这些差异与人们在真实世界中的行为真的有关系吗？问得好。在实验室进行心理学实验的时候，你总是会担心实验情境是人为制造的，跟人们在真实生活中的行为是两码事。另外，研究者试图度量什么有可能已经被志愿者猜到了，你还会怀疑他们是否会操纵实验结果。打个比方，如果志愿者认为你想弄清楚的是乐善好施者（Good Samaritan）具备怎样的个性特征，他们就可能会表现得像为苦难者献身的特蕾莎修女（Mother Theresa）。此外，志愿者还可能会说谎。看完你为他们播放的马丁·路德·金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I Have a Dream），志愿者可能会说这段演讲让他们深受鼓舞，于是你将他们的大脑活动与被鼓舞的感受相联系——但实际上他们对那段视频可能并不感兴趣。你得到的是厌倦情绪的神经机制，却错以为是激励的神经机制，而你对此情况一无所知。
感谢上帝，幸好我们还有婴儿。婴儿弄不明白实验的真实意图，他们又是那么纯真无邪，绝不会掩饰自己的感受。前面提到，在我们首次对婴儿进行的实验中，内森·福克斯和我发现，婴儿看到演员笑的时候左前额活动会提高，看到演员哭的时候右前额活动会提高。我假设孩子们当时真的感觉到了高兴或者悲伤。不过当然，他们自己没法说话。为了验证自己的推断是否正确，我决定观察婴儿实际的行为。
这次实验是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进行的（关于这次工作调动，下文很快会有详述），它标志着我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我已经不再关注情绪出现时大脑活动的一般模式，而是开始评估造成个体差异的神经基础。之前的研究里，我一直在寻找所有人共有的大脑活动模式。但正如我在第1章中所指出的那样，人们对情绪的感知和表达可以是大相径庭的。我试图从婴儿着手，为这些个体差异在大脑中找到解释。
为了招募到10个月大的婴儿，我们查阅了当地的报纸上刊登的新生儿出生公告。受试婴儿一个接一个地来到了我的实验室。在向婴儿的母亲解释了实验安排之后，我会依照惯例，将布满电极的帽子戴在婴儿的头上，测量基准水平的大脑活动。接下来，我会要求母亲将婴儿抱进一个婴儿椅，并在旁边坐下。他们坐好之后，我告诉这位母亲：在实验开始大概10分钟后，我会给她一个只有她能看到的信号（发出闪光），这时就请她起身离开房间。我们会拍摄这位被妈妈抛下的婴儿会有怎样的反应。我希望搞清楚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记录下的基准水平的大脑活动，是否能够预测母亲离开后婴儿的反应？
我们运气不错，看到妈妈的离去，婴儿们的反应果然不出我们所料：他们要么立即开始哭泣，要么非常好奇地在房间四处张望，并未显得痛苦。基准的大脑活动水平完美预测了婴儿的反应。[23]与被妈妈抛下后仍然保持淡定的婴儿相比，焦躁、哭泣的婴儿显示出更高基准水平的右前额激活。这促使我相信，大脑的基准活动水平反映了某种真实的、足以解释行为差异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