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早在20世纪70年代我就感到，那隐秘的内在现象有朝一日将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纽约布鲁克林念高三的时候，我在附近玛摩利医院（Maimonides Medical Center）的一个睡眠实验室里做过义工——巧合的是，我就是在这家医院出生的。参加研究的人每天傍晚到实验室报到，一名负责的科学家会请志愿者们自然入睡——或者尽可能自然地入睡，无视陌生的房间、陌生的床、进进出出的陌生人，以及像美杜莎的头发似的贴在你头皮上的电缆——之后志愿者们会进入一个私人房间。其中的一位研究者查克（Chuck）会将志愿者的满头满脸贴上电极。头皮上的电极监测志愿者的脑电波，眼部附近的电极监测做梦时候的快速眼动（rapid eye movement），脸部其他的电极度量肌肉的活动。（哪天晚上观察一下你的枕边人，你就可以看到面颊、嘴唇和前额在睡眠不同阶段的肌肉之舞。）查克会确保所有的电极都工作正常，祝受试者好梦，然后启动“多波描记器”（polygraph）——那是一台在以大约每秒2.5厘米的速度不断送出的纸上，用多达32支笔不断记录受试者生理反应的笨重机器。当时我就喜欢在这里打发时间。我庄严的工作就是确保这些记录笔都装满了墨水，而且可以正常出水。容我为自己辩护两句，这工作可不像它听上去那么简单：这些笔经常会堵住，这时就要拿一根细铁丝伸进笔里去捅一捅。这是我关于科学方法论的第一课。
通常受试者会在几分钟之内睡着，脑电图（electroencephalogram，简称EEG）或者脑电波数据就会流入控制室。我很喜欢看到脑电波在纸上走出弯弯曲曲的形状，这表明受试者已经进入了快速眼动睡眠。当我对记录笔的维护已经轻车熟路时，他们就用新的工作来犒赏我——通过通话设备叫每位受试者的姓名，唤醒这些受试者，然后问他们在刚刚被叫醒之前梦到了什么。在脑电波的剧烈波动与梦境的奇幻画面和诡异叙事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这让当时的我着迷。虽然今天我已经无法回忆起他们梦境中的任何细节，但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直到现在我都记得。那就是几乎每个梦都伴随着强烈的情绪，不管是恐惧、欢乐、愤怒、悲伤、嫉妒还是仇恨。在睡眠实验室的这些经验还让我认识到：可以通过研究大脑来理解心灵。即便是对当时年仅15岁的我来说，事情也已经足够清楚：有证据足可证明，没有任何外部表现、全然内在的心灵活动（脑电波以及构成梦境的情绪元素）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可以成为实验室里的研究对象。与行为主义者的断言相反，对于一个真正的心理学现象而言，可由第三方观察到的行为并非不可或缺。
这个信念在我的本科阶段进一步加强。高中毕业之后，我进入了纽约大学，主修心理学和一个被称为“都市领导力课程”（Metropolitan Leadership Program）的短期跨学科课程，后者更强调小型的研讨会，而不是大班授课。正是在那里，我年少时的信念——要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心理学就必须研究和解释内在的心理过程——撞上了权威的高墙。
当时纽约大学心理学系的系主任是查尔斯·卡塔尼亚（Charles Catania），一位彻头彻尾的行为主义者。我选修的一个优生荣誉研讨会（honors seminar）正是卡塔尼亚开设的，我在课后经常跟他就心理学的本质展开激烈的争论。卡塔尼亚称，只有能够被第三方观察到的行为才能构成科学数据，才能作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而我却不知天高地厚地坚持认为，行为主义者所研究的东西仅仅是整个心理学真实图景中的冰山一角。对于人们的感受，心理学又作何解释呢，我问道。怎么能够对人们的感受视而不见呢？让我们来看看我在异常心理学（abnormal psychology，又译“变态心理学”）课程中所用的教材吧，它以标准行为主义的自鸣得意声称，精神疾病是由扭曲的强化相倚（reinforcement contingencies）所导致的。换言之，它把抑郁症（depression）、躁郁症（bipolar disorder，又译“双极心境障碍”或“双相障碍”）、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等严重的心理疾病归咎于反常的奖惩机制，称各种异常心理，如幻听、失控的情绪震荡、深陷灰暗绝望时的自杀企图等，都是因为受到某种奖励的驱使，或者是因为“正常”的感受和行为会受到惩罚。我对卡塔尼亚说，这种观点不仅在伦理上令人憎恶，而且还忽视了心理异常的生物学基础，具体来说，也就是大脑。我当然没能让卡塔尼亚放弃他的行为主义信仰，尽管一周之后我的确弃选了那门异常心理学课程，不过跟卡塔尼亚关于这个话题的争论让我的研究兴趣变得清晰起来，自此我坚信：一些比表面上的行为更深刻的东西正等待着心理学家去探究和发现。
念本科的时候，我曾写过一篇关于个性的论文。在准备这篇论文的过程中，我了解到科学对我们内心世界的了解可以说是比较有限的。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当时关于情绪的科学文献。当时大多数的人类研究都是由社会心理学家完成的，他们认为情绪包含两个基本的因素。[14]首先是生理唤起（physiological arousal）——比如，当感到害怕的时候，我们心跳会加速；当生气的时候，我们的脸会变红。社会心理学家认为，生理唤起为情绪提供了能量和活力——不管你只是轻微的不爽还是盛怒逼得你要掏枪，不管你只是略有醋意还是被羡慕嫉妒恨折磨得要杀人泄愤。认知评估（cognitive appraisal）是这个早期理论模型中的第二个组成要素。顾名思义，认知评估是指我们观察到了前述的心跳加速和红脸，于是对自己说：“咦，我好像害怕（生气）了。”需要注意的是，生理唤起对各种情绪一视同仁，不会随着情绪的不同而不同——快乐带来的反应与愤怒、惊讶、恐惧和妒忌是一样的。只有认知对生理唤起的解释才能告诉我们此刻的感受究竟如何。
这么一解释——我只是略有夸张——你们就能看出这个模型有多么可笑。不同的情绪所造成的生理反应从根本上来讲没有本质差异；高兴、生气、悲伤与嫉妒在感觉上并无不同；不同情绪之间的差别仅仅在于认知的解释，或者说人们对自己身体内部的反应所持有的观点——在我看来，这些都是错的。不管是作为一个科学家还是作为一个普通人，我都无法接受。因为对这个模型的不满，我甚至去做了一些研究，想弄明白心理学家的看法是否历来如此。我翻开了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开创性的两卷本大部头——《心理学原理》（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研读了其中关于情绪的章节。詹姆斯认为情绪是对身体变化的感知。比如，根据他提出的模型，我们主要是在发现自己心跳加速或者身体僵硬、动弹不得的时候，才会感到恐惧。身体的内部变化是由环境所引起的——就我们提到的恐惧而言，这里的“环境”可以是在你前面门口站着的一个模糊人影——而情绪包含了对这些身体变化的感知。因此，在詹姆斯看来，不同的情绪具有不同的生理特征，而主流模型却认为不同的情绪都有相同的生理唤起，两者显然不同。
达尔文在1872年专门写了一本书来讨论情绪——《人与动物的情绪表达》（The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这本书现在已经进入了公共领域，读者可以免费下载）。这个发现让我倍感兴奋，也进一步激发了我对情绪科学的兴趣。达尔文强调了情绪的不同迹象，尤其是面部表情，这坚定了我的如下猜想：不同的情绪对应于不同的生理特征。读完达尔文的书，我对三件事深信不疑：情绪对于理解人之为人的特征非常关键；心理学对人类情绪的主流研究方法存在严重问题；对情绪的任何研究都应该围绕大脑展开。我相信，只有在完全了解了情绪之后，才可能完全了解人类的心灵。如果科学无法理解情绪，那么科学也绝不可能理解个性，气质，焦虑症（anxiety disorder）、抑郁症等疾病，甚至认知。我同样坚信大脑中隐藏着解开人类情绪奥秘的钥匙。
纽约大学还是接纳了我这个异端，授予了我心理学学位，接下来我准备继续念研究生深造。不过，我喜欢标新立异，坚持要将大脑引入情绪的研究，所以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去处对我来说并不容易。我当时对斯坦福大学比较感兴趣，还专门去那里走访了一趟。我在斯坦福遇到了绰号“杰克”的欧内斯特·希尔加德（Ernest“Jack”Hilgard）教授（在进入心理学系之前，他曾在耶鲁神学院就读），他是一位富有魅力的知名学者，因其先后对学习理论（theory of learning）的贡献以及对催眠——尤其是如何通过催眠来控制痛觉——的研究而知名。跟着希尔加德学习的想法让我兴奋不已，不过他的一番忠告让我放弃了这个念头：整个斯坦福心理学系实际上没有人对人类进行生物学研究。我后来申请了纽约城市大学（City University ofNew York）的研究生中心（Graduate Center），心想能去那儿就不错了。但我同时也申请了哈佛大学。
在哈佛面试的时候，我与当时研究心理生理学（psychophysiology）的加里·施瓦茨（Gary Schwartz）相谈甚欢。我们现在离大脑已经越来越近了：心理生理学中所谓的“生理学”是指心率、血压等生理变化。面试我的还有戴维·麦克莱兰（David McClelland）教授，他因为十年前与拉姆·达斯（Ram Dass）事件的牵连而全校皆知。当时一位名叫理查德·阿尔珀特（Richard Alpert）的年轻教员以研究的名义，向本科生派发裸盖菇素（psilocybin）等迷幻药。这项研究得到了哈佛个性研究中心（Center for Research in Personality）的支持，而该机构的负责人一直由戴维担任。阿尔珀特的这项研究得到了蒂莫西·利里（Timothy Leary）的支持，后者因为鼓吹强力致幻剂麦角酸二乙基酰胺（LSD）的精神病学疗效而名声大噪。阿尔珀特本人也频繁服用药物，批评者认为那可能会让他无法准确观察药物在志愿者身上的效果。有几名参与这项研究的学生后来还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最终，哈佛对这项研究亮起了红灯。1963年，阿尔珀特被校方解职。他后来改名为“拉姆·达斯”。
当时我对这些已经有隐约的了解，这反而激起了我对麦克莱兰的好奇。面试的时候我跟他谈起了一个我不敢跟其他杰出心理学家谈起的研究主题——如果我真的想被哈佛录取的话。当时我刚读了卡尔·荣格（Carl Jung）的自传《梦·记忆·思想》（Memories, Dreams, Reflections），这本书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知道主流心理学界并不怎么待见荣格，因为荣格的思想，如集体无意识（collective unconscious）和原型理论（theory of archetypes），没按传统出牌。然而，我发现荣格的一些观察非常富于洞见，尤其是关于个体差异的论述。事实上，荣格是第一个讨论内向性（introversion）与外向性（extraversion）特质的心理学家，他还对每种类型的人群中心理与生理的个体差异做出了推断。谈到最后，我跟麦克莱兰聊起了荣格。这位著名的哈佛心理学教授对荣格的思想并不排斥，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我更加相信我应该去哈佛。离开哈佛的时候，我下定决心投身于对大脑和情绪的研究。即便日后的学术环境是一潭死水（我指的是研究主题，而非哈佛），我也不会停下前进的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