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这个“大脑时代”，甚至连广告公司都希望了解消费者的杏仁核会如何对广告做出回应，这已经让我们感觉到我们的思想和情绪取决于大脑活动模式是显而易见的。当我们在头脑中想象出自己家的一幅画面时，我们能够通过心灵之眼来“看到”邮箱在相对于房门的哪个位置，这种能力要拜视觉皮质的活动所赐；当我们听到并理解一个复杂的句子时，颞叶中的回路与前额皮质回路发生了互动，让我们得以从听觉信号中获取意义；当我们规划假期，在头脑中想象大家一起去机场登机的情景时，我们会调动前额皮质的广大区域，后者正如一台时间机器，能够将我们的思想送至未来。
情绪风格的六个维度也同样如此：它们反映了特定大脑回路中的活动。每一个维度的两种极端情况——正如“积极”与“消极”之于生活态度维度——通常都是由于相关回路活跃水平的过高或者过低。我们在上一章中将自己在各个问卷中的得分绘制在一张图上之后，认识自己的下一步就是了解决定每一个情绪风格维度及其极端情形的大脑机制。这也是你在任何一个情绪风格维度上向任何方向移动的第一步。毋庸讳言，我也是有偏见的——可是我相信，如果你试图改变如情绪风格那样基本的性格特征，那么你的工作最好是建立在神经科学的基础之上，这样会更令人信服。
你在每个情绪风格维度上的位置取决于你大脑活动的具体模式，这毫不奇怪，因为我们的一切心理活动都是由大脑决定的。决定这六个维度的大脑回路大部分都位于通常所认为的情绪区域（边缘系统与下丘脑）之外，这才是真正令人惊讶的地方。所有这些都发端于这样一个发现：控制着计划、判断等执行机能（executive function）的前额皮质决定了人们的情绪调整能力是强还是弱。
我在纽约州立大学帕切斯分校的时候发现了这一点，第2章已经有过介绍。但我很快发现，帕切斯分校太小了，而且缺乏必要的基础设施来完成我的研究。于是我将“触须”伸向了规模更大、更重视科研的大学，看看有没有更适合我的工作机会。不久我听说，为了跟他的太太在一起，著名的心理生理学家彼得·兰（Peter Lang）离开了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威大决定找一个研究方向与他大致类似的人来顶替他，他们于是找到了我。威大的教员招募策略值得称道。他们会将橄榄枝伸向那些成长中的学界新人，而不是去追求那些已经羽翼丰满的学术明星。后者往往是哈佛这类学校的做法。他们给了我一个职位，我欣然接受。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该校心理学系星光熠熠的学术声誉。
1985年9月我搬到了麦迪逊市，在另一个州开始了在新东家的工作。而事实上，当时要迈出这样一步，我在个人生活上还做出了一些牺牲：我的太太苏珊（Susan）和当时只有三岁大的女儿仍在纽约，因为苏珊要继续在爱因斯坦医学院（Albert Einstein College of Medicine）的妇产科完成她的医生实习。我租了一套很小的公寓，里面配有一张破旧的沙发床，算是为自己找到了一个落脚处。头一年里，我上下班都要在不同的时区之间穿越：周四到周日住在纽约的家里，每周一大清早再飞回麦迪逊。这样的折腾并没有将我压垮，我情绪风格中较强的情绪调整能力以及积极的生活态度无疑帮了大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