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我进入哈佛大学的心理学系念研究生。说当时人们不太关注对情绪的研究就像是说撒哈拉沙漠有点儿干一样，过于轻描淡写了。情绪几乎是任何一个科学家都不愿触碰的主题。其原因之一是，20世纪70年代见证了认知心理学（cognitive psychology，这个词仅仅是在1965年才被人提出）的盛景。心理学的这个分支学科研究人们如何感知，如何记忆，如何解决问题，如何言说，等等。认知心理学非常严肃地认为，人类的心智可以用计算机来做类比。计算机不带任何感情地完成计算。因此在当时的认知心理学家们看来，情绪仅仅会阻碍他们致力于理解的心理过程顺利进行，就好比是静电一样无足轻重。
一些最杰出的研究者宣称，情绪会干扰认知机能。[11]即使是对情绪最包容的认知心理学家，也认为情绪是一种“打断”：当某种行为需要被打断时，情绪就会产生，以便生物体关注一些关键信息，从而对该行为做出修正。照此观点，在路上遇见一条蛇，我们会感到恐惧，因为这可以让我们注意到危险而逃离；看到所爱的人受伤，我们会感到痛苦，因为那可以让我们停下手上的事情，赶到他们身边去帮忙；受人侮辱，我们会感到愤怒，因为愤怒可以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冒犯者，以便我们捍卫自己的尊严。这种观点将情绪视为某种与认知相对立的东西，是一种干扰性的力量（虽然偶尔对我们有用）。不过总的来说，在认知心理学冰冷的计算中并未给情绪留下太多位置，情绪被视为某种非常可疑之物。认知心理学看待情绪的态度在大多数时候是一种傲慢的蔑视：具有认知能力的大脑中居然也容得下情绪这样的玩意儿！只有少数学者认为，情绪也可以是有益的，或者说情绪的功能不仅仅局限于将行为打断。这种观点与将情绪视为某种心理干扰的思想，是格格不入的。
当时几乎所有关于大脑和情绪的研究都是在实验室的小白鼠身上进行的。研究表明，恐惧、好奇、“趋向行为”（approach behavior，指一只动物被食物或者异性等所吸引；趋向行为被视为与人类的快乐情绪或者欲望最为接近）以及焦虑，都反映出大脑边缘区域和脑干（brain stem）尤其是下丘脑（hypothalamus）的活动。下丘脑体积不大，位于脑干正上方，能够发出神经信号调节身体的内脏活动和内分泌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往往伴随着情绪反应。典型的研究是这样的：一位实验人员首先会摘除小白鼠的部分下丘脑，然后发现它在遇到比如猫的时候，将不再感到恐惧。摘除下丘脑的不同部分可以让小白鼠对交配、食物或者打斗完全失去兴趣。当时的研究者认为，这些行为都是由动物的某种需求或者动机引起的，因此推断动机来源于下丘脑。由于动机被视为情绪的一部分，其他情绪也有可能来源于下丘脑。科学家后来发现，下丘脑其实并没有直接参与动机的产生，不过是一个中转站，来自大脑其他地方的神经信号会途经于此。
下丘脑的位置在皮质之下，而皮质是大脑进化史上最晚出现的部分，因此下丘脑在过去遭到了研究者的轻视。我把这种轻视称为“关于皮质的自以为是”（cortical snobbism）：如果一个功能并非产生于尊贵的大脑皮质，那么它必定是原始的，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反认知的。这种思维引发了一场心理学的大辩论。这场论战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了顶峰——将认知与情绪视为相互对立，认为它们反映了脑与心不同的运行方式，两者互不相干，势同水火。
当时，情绪研究所面临的障碍有很多：一方面，有很多人相信情绪在人类心灵这台思考机器中没有发挥作用；另外，心理学也刚刚从行为主义（behaviorism）话语霸权的漫长暗夜中走出。所谓行为主义是仅仅重视人们外在行为的心理学流派。除了可以观察到的行为，他们对任何事情都不关心。行为主义者认为，把情绪行为当做研究对象无可厚非，然而情绪本身是内在的，因而其研究价值存疑，无法被视为“真正的”心理学现象组成的高雅俱乐部中的一员。因此，对人类情绪有意义的研究只能围绕着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在19世纪中期的观察展开。虽然达尔文最为人知的贡献是发现了自然选择是进化的推动力量，他对人类和动物的情绪也有涉猎[12]，尤其是对能够反映一个人内心感受的面部表情颇有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为数不多的几位心理学家继承了达尔文开创的这个传统[13]，将面部表情分解为尽可能小的组成部分，直到我们在蹙眉、微笑或者做出其他表情的时候会用到的每一块肌肉。面部表情最起码是可观察的行为，因而不会被行为主义的研究范式枪毙。不过关键的是，面部表情研究对大脑只字未提……行为主义已经将大脑神秘的工作机制排除在了严格的经验研究的范围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