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相信大多数自助书籍、通俗心理学文章和电视理疗师讲的那一套，你也许会以为人们对生活中的重大事件的反应是很容易预测的。“专家”会告诉你，同样的事情对我们大多数人都会产生类似的影响：每个人都会经历同样的悲伤过程；当我们坠入情网时，发生的事情会遵循一个既定的顺序；当我们被另一半甩掉，当我们初为人父母，当我们职场失意，当工作量让我们不堪重负，当正值青春期的子女让我们头痛，以及当我们面对衰老带来的变化时，几乎每个正常人都会有某种标准的反应。就是这些专家自信满满地向我们每个人推荐一些心理自助法，据称，这些办法可以帮助我们恢复情绪，坦然面对生活中的挫折或者情场的失意，对一些事情变得更敏感（或者更不敏感），摆脱焦虑以保持淡定……要不就能变成那些我们希望成为的人。
不过30多年的研究经验告诉我，这种“一刀切”式的假定在情绪领域里是靠不住的，人们心理上的差异甚至比生理上的差异更大。科学家的发现不断表明，因为DNA的不同，对处方药等疗法的反应也是因人而异的。这开启了个性化医疗的时代——医生会对患同一种病的不同病人采取不同的治疗手段。从根本上来讲，这都是因为没有两个人的基因是完全相同的。[一个重要的例子是抗凝血剂华法林（warfarin）[5]：为了防止血凝，一位病人可以安全摄入的华法林剂量取决于这位病人的基因代谢华法林的速度。]而为了改善人们对生活际遇的反应，为了帮助他们感受快乐、享受感情生活、面对挫折，总之生活得更有意义，开出的药方也必须因人而异。这不是因为人与人之间DNA的差异——当然DNA的差异的确存在，也确实影响着我们的情绪特质——而是因为大脑活动模式的差异。正如对病人DNA密码的破译会塑造未来的医学，对大脑活动的典型模式的了解也有望重塑今日的心理学。大脑的活动模式影响着每个人的情绪特质和情绪状态，而你之所以是你，我之所以是我，也正是由后者来界定的。
背景类似的两个人，可能会对同样的生活事件做出完全不同的反应，这在我作为一名神经科学家的职业生涯里，已见过数千例。比如，在面对压力的时候，有些人可以很好地调整自己的情绪，另一些人则会崩溃。后一种人在面对逆境的时候，会变得焦虑、抑郁，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因此会受到严重的影响。而情绪调整能力强的人不但能够很好地面对压力，甚至还可以从一些压力情境中受益，化逆境为优势。简言之，这个现象正是我的研究动力。我希望了解是什么决定了人们对婚姻破裂、亲人故去、失业等挫折的反应。当然，我同样感兴趣的是，在职场得意、赢得真爱、获悉朋友会为自己赴汤蹈火，以及遇到其他令人高兴的事情时，人们的反应是由什么因素造成的。面对生活中的起起落落，人们会有哪些不同的情绪反应？为什么会这样？
我的研究针对这个问题给出的答案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情绪风格。所谓情绪风格是指情绪反应在类型、强度和持续时间上的差异。正如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指纹和独一无二的面孔，我们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情绪风格特征。关于我们是谁，情绪风格特征提供了丰富的信息，熟悉我们的人往往可以预测，我们对某种情绪上的挑战会做出何种回应。比方说，我本人的情绪风格是比较积极乐观的，我总是渴望迎接挑战，能够很快从逆境中恢复，不过有时候我容易为那些我控制范围之外的事情担心。（因为我乐天的天性，小时候母亲总是称我为她的“快乐男孩”。）一个人能够从离婚的伤心记忆中迅速恢复，而另一个人却会陷入自责和绝望；一个人可以很快走出失业的阴影，而他的亲兄弟却会在丢掉工作之后的好几年里都痛感自己无能；在少年棒球联赛的比赛中看到自己的女儿因为裁判的判罚不公在二垒被判出局（其实原本是个好球！），一位父亲可以一笑置之，而另一位父亲却会气得从座位上跳起来，脸红脖子粗地指着裁判破口大骂；所有的人在情绪低落时，都能够从你的一位朋友那里获得安慰，而当身边的人需要慰藉和鼓励时，你的另一位朋友却会心不在焉甚至干脆逃之夭夭；读懂别人的肢体语言和语音语调对一些人来说就像看懂巨幅广告牌上的字一样清楚明白，而对另一些人来说，这些非语言的信号却像外语一样难懂；一些人能够洞悉自己的精神状态、心理状态和身体状态，而这对另一些人来说简直不可思议——所有这些无不是由情绪风格决定的。
在每一天的生活中，我们都有无数机会可以现场观察人们的情绪风格。我经常乘坐飞机旅行，而几乎每次坐飞机都提供了一些实地考察的机会。我们知道，在每周五晚上的芝加哥奥黑尔国际机场，晚点的航班甚至比从机场起飞的航班还多：天气太糟糕；等待一位迟迟无法联系上的机组人员；出现了机械故障；机长驾驶舱的警告灯忽然闪起而没有人能搞清楚哪里出现了问题……这些事情没完没了。经常有这样的情况，你正等着登机，但是可怕的事情突然发生了：机场广播响起，告诉你航班将延误一小时甚至两小时，或者起飞时间待定，或者航班干脆取消。因此，我有无数的机会可以观察乘客们（当然也包括我本人）的反应。你能够听见大家的惋惜声。但如果仔细观察每一名乘客，你会发现他们的情绪反应各不相同。穿着连帽衫的学生正摇头晃脑地听着他的音乐，几乎都没有抬头看一眼，很快又沉醉于iPad的世界里。一个人带着孩子旅行的年轻妈妈听说航班延误，轻轻抱怨了一句“运气可真好啊”，然后抱稳了在怀中动来动去的小孩，气呼呼地走向了候机厅里的饮食区。穿着定制女装、一副职场精英派头的女人则干练地走向登机口的服务员，平静而坚定地要求立刻改签——只要能让她赶上会议，只要不是去加德满都转机，随便哪趟航班都行！衣着考究、头发花白的男人怒气冲冲地走向登机口的工作人员，用每个人都能听见的大嗓门质问对方是否知道他如果误点后果会有多严重，提出要见这些工作人员的领导，然后脸色铁青地怒吼：“这真叫人忍无可忍！”
当然，我相信航班延误对一些人来说的确会比对另一些人更糟糕。无法赶到你临终母亲的病榻前显然就是一例。错过一个可以决定你们家祖业生死存亡的商务会议可要比学生寒假回家迟了半天要严重得多。不过我坚信，人们面对一次让人恼火的航班延误会如何做出回应，更多地取决于他们的情绪风格，而非外在的情势。
情绪风格的存在引发了几个相关的问题。其中最显而易见的问题就是：情绪风格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是刚刚成年、人们对我们的看法逐渐定型的时候，还是正如基因决定论者所声称的那样，出现在出生之前？这些情绪反应模式在一生中会保持稳定吗？我在研究工作中提出来的一个不那么显而易见的问题是：情绪风格是否会影响身体健康？（临床抑郁症患者患心脏病、哮喘等生理疾病的概率比无抑郁史的人要大得多。这是我们怀疑情绪风格与健康有关的原因之一。）也许最根本的问题是：大脑如何决定情绪风格的不同——情绪风格是由我们的神经回路先天决定的呢，还是说，我们能够改变情绪风格，从而能够改变面对生活中的悲喜和无常时我们的反应？如果我们能以某种方式改变情绪风格（在第11章中将提出一些改变情绪风格的方法），那也会让大脑的活动产生可以度量的变化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