徕卡相机的故事，就像徕卡相机为这个世界创造出来的著名影像一样，是由正确的判断和绝妙的时机共同创造的。会影响拍摄的因素，许多都和速度息息相关，如快门、胶卷的过片杆、在匆忙的情况下填装胶卷所花的时间等。执着于数码相机的人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也在乎处理速度、每秒钟能拍摄几张等。然而，徕卡相机的故事不是这样的，它从一开始就让摄影师能在正确的时间站在正确的地点上。
1913年到1914年间，一位叫奥斯卡·巴纳克（OskarBarnack）的患有哮喘病的业余摄影师，越来越受不了在德国当地的森林里拖着三脚架和笨重的蛇腹相机去拍摄。他一开始是在蔡司公司（Zeiss）担任光学工程师，不久之后跳槽到了莱茨公司，专攻精密显微镜的研发。他想要弄清楚能不能用缩小非常多的负片取代沉重又易碎的玻璃。最后，他制作出了一台相机，小到可以装到口袋里。巴纳克想到了使用电影的胶片，他在蔡司公司看到过类似的构想，他们使用18毫米×24毫米的负片，但是得到的影像非常糟糕。后来，他灵机一动：如果将胶片横放并将宽度加倍，变成24毫米×36毫米，结果会怎么样？他制作出第一台金属相机原型，让底片能够以水平方式穿过胶片，得到了非常了不起的结果。底片上的小影像可以放大到明信片的尺寸，而且他发现最理想的比例是2∶3。接下来的故事同样精彩万分：第一卷胶卷的帧数（36帧，也是业界的标准）源自巴纳克双臂展开的长度。因为想要将一卷胶卷摊开且不会扭曲，这是他能够应对的最大长度。呃，骗你的啦。其实他的手臂比较长，第一卷胶卷可以拍40张照片。
巴纳克将他先前为显微镜研磨的镜头用在相机上，开始拍摄他的子女和韦茨拉尔的街道。他拍过一张照片，照片中是街上的一栋大木屋，它一直屹立不倒，至今仍会有游客到相同的地方拍照。不过，早期最重要的照片是巴纳克的老板恩斯特·莱茨二世（ErnstLeitz II）在1914年拍的。在前往纽约的旅途上，莱茨使用巴纳克的第二台原型机拍摄了那张照片，回国之后就宣称这台相机“很值得关注”。这台相机的原名是Liliput，后来改名为Leca（徕卡），代表LEitz（“徕”茨）的CAmera（“卡”梅拉）。试过这台相机的人，都称它为革命性的创举。
由于战争的影响，第一款商业化的相机直到1925年才被推出。上市之后，它并没有大卖，纯粹主义者当它是玩具而嗤之以鼻，抗拒接受并使用这种全新的概念和设备。但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人们开始重新评估这款相机的价值，那些率先使用徕卡相机的先行者对它的便携性与容易上手赞不绝口。政治艺术家安德烈·布雷顿（AndréBreton）和亚历山大·罗琴科（Alexander Rodchenko）立即在这款相机身上看到了无与伦比的潜力，并称之为“固定炸药”（fixedexplosive），意思是说，在变动不居的世界中，它将事物的运动凝固住了。有了这款相机，纪实摄影师能够随意街拍，满足各种各样的杂志对图片的需求。1932年，当一位摄影天王把他的“世纪之眼”放在这款相机的取景框上时，世界再度翻转了一次。
亨利·卡蒂埃-布列松很快就把徕卡相机当成了武器。过去，他一直在非洲从事大型动物猎杀的工作，他将徕卡相机比作他的猎枪，于是他的遣词用字逐渐成了摄影人士专业词汇中的一部分，如装载、射击、捕捉。他特别欣赏这台相机的实时性，比如快门反应的方式让他想到步枪的反应方式。他拍摄的对象往往是巴黎人，拍出来的照片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几乎无人能及。在这个领域，他唯一的竞争对手是罗伯特·弗兰克，弗兰克在1958年出版了《美国人》（The Americans）一书，书中的照片也是用徕卡相机拍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卡蒂埃-布列松当了许久纳粹的阶下囚。战后，他在摄影方面采用了一种不那么有对抗性但严格程度不减的方式。很久之后，他把这种做法与优雅庄重的射箭运动相提并论。他成了摄影界的首席巨星，1947年，他和罗伯特·卡帕等人成立马格南图片社的时候，他的摄影作品早已进入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了。
1952年，卡蒂埃-布列松和摄影史上最重要的一个词联结在了一起，不过，这个词并不是他创造出来的。决定性瞬间（decisivemoment）这个词出现在卡蒂埃-布列松的《思想的眼睛》（Images à la sauvette）一书中，他在绪论那一章引用了这个词作为卷首语。这个词出自17世纪法国人卡迪纳尔·德·雷斯（Cardinalde Retz）的回忆录，全句是“人间万事皆有一个决定性瞬间”。“一个”决定性瞬间比“此”决定性瞬间更不具有限制性，不过，卡蒂埃-布列松的摄影集在发行美国版时把“一个决定性瞬间”改成了“此决定性瞬间”，并将其用作主书名。这个词以及它所代表的观念，如今已是人尽皆知了；然而，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依据卡蒂埃-布列松的定义，它指的是“在弹指之间能同时认识到事件的重要性和恰当表现该事件的精确布局形式”。
颇具影响力的评论家克莱芒特·谢鲁（ClémentChéroux）在《亨利·卡蒂埃-布列松：此时此地》（Henri Cartier-Bresson: Here andNow）一书中提到，卡蒂埃-布列松在印度还出版过一本摄影集，并且已经在序言中用过了“丰饶的瞬间”（fertile moment）这个说法。他也指出，在描述卡蒂埃-布列松的作品时，这个词已经是陈词滥调了。卡蒂埃-布列松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许多经典之作，都是时间掌控方面的杰作。话虽如此，但他在20世纪40年代晚期和20世纪50年代为马格南图片社所做的报道，才算是真正与这个形容词相符。可以确定的是，这个词并不适用于他的超现实主义、政治与人像作品，“他晚期那些沉思冥想的作品，其中有一大部分都是在实际拍摄之前或之后几秒拍也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