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激泥土，因为里面生长出了粮食
我更感激生活，因为它哺育了我
可我最感激的是真主，因为他赋予了我
大脑中独立的两面。
我可以抛弃我的衣服、鞋子，
也可以不要朋友、香烟或者面包
但我一秒也不愿意失去
我大脑的任何一面。
——拉迪亚德·吉卜林，节选自《双面人》
那么，创造力为何物呢？让我们先来消除一个错误认识，那就是创造力只来源于我们大脑的一侧——右侧。如果你在谷歌搜索“右脑”，你会得到6.6亿个结果，而被认为是主导一侧的左脑却只有2.7亿个结果。麦吉尔克里斯特希望大脑的掌控权可以存在于右脑，也就是他笔下的“主人”，从搜索结果的数量对比来看，也许他的愿望就快实现了。如果你搜索“右脑创造力”，你将会得到1450万个结果。右脑还被列入到字典里，第四版的《美国传统词典》（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对于“右脑”的定义如下：
右脑的（形容词）：1.让右脑占有支配地位。2.形容创造和想象所涉及的思想过程，与右脑总体相关。3.形容被情绪、创造力、本能、非语言交流和总体推理而不是逻辑和分析主导行为的人。
我们也不能忘记，朱利安·杰恩斯说过，上帝是通过我们的右脑和我们沟通的。
开篇那首吉卜林的诗发表于1901年，体现了在19世纪60、70年代时左脑被发现主导生产和语言理解之后，世人对大脑左右两个部分的好奇心。对左脑的深入了解也使得大家开始思考右脑的功能，一部分科学家开始意识到大脑两个部分的关系更多的是互为补充，而不是右脑从属于左脑。左脑被认为是人道和文明的资源库，而右脑则带有我们本质的原始性和野性。大家对左右脑像“两重人格”似的对立都非常感兴趣，比如在罗伯特·刘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的《化身博士》（Strange Case of Dr Jekyll and Mr Hyde）中，哲基尔博士象征着受过良好教育的、举止文明的左脑，而海德先生则象征着粗鲁的、激情的右脑。如书里所示，这两者需要平衡，因为不平衡只能导致疯狂，尤其是当右脑占上风的时候。而和疯狂，也就是和右脑联系在一起的，是创造力。
从1920年前后开始，早期研究左右脑的风潮渐渐被大家遗忘，可在20世纪60、70年代，在罗杰·斯佩里（Roger Sperry）和他加利福尼亚的合作伙伴对大脑的两部分的研究结果发表后，这种潮流又再次回归 [23] 。一些患有顽固性癫痫的患者接受了胼胝体切除手术，通过切除左右脑之间的胼胝体——连接左右两侧大脑半球的横行神经纤维束，来彻底治疗病症。尽管两侧半球的脑组织都蜷缩在脑壳中，可是在高级的脑功能方面——例如语言、记忆、理解，甚至于想象——两侧半球都是彼此独立、没有联系的。这种手术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阻止痫样放电从一侧脑部扩散到另一侧。手术的成果大大超出预期，在很多案例中接受过手术的病人都基本摆脱了癫痫，或者有效控制了癫痫。然而，被分裂后的大脑引发了很多哲学和心理学的问题。大脑的分裂是否会导致思想的分裂呢？大脑的两个半球在它们的官能方面又有哪些不同呢？
罗杰·斯佩里和迈克尔·加扎尼加（Michael Gazzaniga）找到了这些问题的答案。他们设计了研究大脑两个半球独立能力的方法。斯佩里后来获得了1981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恰好同吉卜林在190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遥相呼应。斯佩里和加扎尼加详细记录了左脑在语言领域的独特功能，虽然这一方面在19世纪60年代的研究中已经取得了广为人知的成果。他们二人的研究成果同时也显示了右脑在空间和情绪方面的主导地位。这样的结果再次印证了左右脑互为补充，左脑主导逻辑和理智，右脑主导本能、情绪和创造力的理论。
我在上一章曾写道，大脑的二元性在一定程度上被夸大了，过度地被引用来解释我们生活中的两极分化。这些两极分化在某种程度上是由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政治分歧所引发的。左脑象征着占统治地位的西方世界的军事、工业成就，而右脑则代表东方爱好和平的国家。20世纪60、70年代的女权解放运动同样也对右脑宣告主权，作为对男性压制女性的一种反抗——这种二元性还要追溯到19世纪末期，当时左脑被看作是男性气质的代表，而右脑则是女性气质的代表。随着1972年罗伯特·奥恩斯坦（Robert Ornstein）推出了他的畅销书《意识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Consciousness），大脑的二元论迅速成了大众的话题。
同二元论一起出现的还有一个想法，即右脑是创造力的引擎——这种想法本身可以解释朱利安·杰恩斯的“上帝通过右脑和我们沟通”这一观点，也可以解释伊恩·麦吉尔克里斯特的“右脑是主人、左脑是使者”这种观点。1979年，一位叫作贝蒂·爱德华（Betty Edwards）的艺术教师写出了《用右脑绘画》（Drawing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Brain）一书，声称可以教授人们通过开发右脑的空间和创造能力来绘画 [24] 。这本书比奥恩斯坦的书还要畅销，一直高居图书销量榜的前几名。卡尔·萨根（Carl Sagan）是知名的宇宙学家、科普作家，他在1977年出版的《伊甸园的飞龙》（The Dragons of Eden）一书中对右脑的描述如下：“有创造力，但是有点妄想偏执；大力鼓吹科学想法，但常常看到不存在的规律和阴谋。而理智严谨的左脑则负责详细审查这些科学想法。”
右脑的概念还悄悄进入了商界。1976年，麦吉尔大学的一位管理学教授曾经在《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上面发表过以下一段话：
管理一个机构的重要决策过程，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大脑右半球识别出的员工的能力。高效能的管理者在含糊不明、错综复杂、神秘无序的系统中反而会如鱼得水。
这样的评价肯定会引起巨大反响，所以如果现在我们再去谷歌搜索“右脑商务”，你会得到3.5亿个结果。
越来越多的评论分析表明这一切未必是正确的。最近的一项研究中，艺术设计专业的学生被要求创作图书的封面图案，而他们的脑活动则处于核磁共振扫描仪的监控下。虽然被试的学生具有艺术背景且被要求从事艺术设计任务，但并无测试证据显示他们用大脑的右半球绘图。相反，他们大脑中被激活的区域还包括负责执行能力的大脑额叶区、以及与思想漫游相关的默认模式网络。在完成任务时，学生们并没有更多地使用任何一半大脑。
在广泛地研究了与创造性认知相关的脑成像数据之后，雷克斯·荣格（Rex Jung）和他的同事们得出结论：作为“第一近似值”，创造力依赖思想漫游的最关键机制——默认模式网络。创造力的源泉很大程度上可能存在于无处不在的大脑网络中，我们的思想漫游得越远，我们越有可能找到新的东西。
爱德华·德·波诺（Edward de Bono）被称为“创造力之父”，他鼓励他的读者们“跳出固有的思维模式”。他并不赞同右脑的相关理论，可是他以下的话有点欲抑先扬的意味：“我们相信大脑的右半球代表创造力，但事实不是这样，它代表的是天真纯洁，在创造力产生中起到了一些作用——特别是在艺术表达方面。”右脑负责艺术创造、左脑负责语言创造，这种说法或许有那么一点儿正确性，但是我们应该放弃对于大脑二元论的过度解读，选择接受它。
如果创造力依赖于广泛的网络而存在，我们应该在更具创造力的人的大脑中发现比其他人更多的远距离连接。这些连接形成了“脑白质”，而一项研究显示，发散式思维与左右脑的脑白质数量无关。但是，令人惊奇的是，更具创造力的人都有较小的胼胝体。这项研究的负责人表示，较小的胼胝体使得大脑的两个半球可以更加独立于彼此。也许，更多的创造力靠的并不是跳出固有思维模式盒子，而是可以使用两个盒子来思考。看来还是诗人吉卜林说得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