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器时代
上文提到的诸多理论大都是人类学家们的推测，因为我们的祖先没有留下任何影像或者文字记录，这些推测在很多细节上存在争议，需要收集更多的证据才能下定论。但因为时间太过久远，除了偶尔发现的人类骨骼或者牙齿化石之外，人类祖先留下的唯一证据就是石器。不过，因为石器制造所涉及到的信息辨识、分工协作和智力水平等等技能比树枝木棍等简单工具要大得多，所以这个证据的价值极大，我们甚至可以认为石器加工是人类大脑和身体发生变化的起点。
古人类学家路易斯·利基
最早的人类石器是由著名的古人类学家路易斯·利基（Louis Leakey）于上世纪30年代在坦桑尼亚的奥杜威峡谷发现的，因此被后人命名为“奥杜威石器”（Oldowan）。这是一大类刀片型石器的统称，通常只能用来切肉，没有别的功能。其制作方式也较为简单，只需用一块硬石作为石锤，敲打另一块质地较软的石核（通常是鹅卵石），直到敲出锋利的石片就行了。
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的奥杜威石器距今已有260万年了，不但非洲出土了很多，在欧洲和亚洲也发现过一些，可见其传播范围相当广泛。有意思的是，这类石器的基本形态一直延续了将近100万年都没什么变化，人类的创造力似乎停滞了，直到距今170万年前才又出现了一种全新的石器类型，因其最早发现于法国的圣阿舍尔而取名“阿舍利石器”（Acheulean）。这也是一大类石器的总称，其制作难度比奥杜威石器大了一个数量级，需要用不同的石锤对同一件石核做精细的加工，整套工艺包含5～6套工序，很多步骤都要预先设计好才行，对制造者的计划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最终的成品是一柄水滴状的手斧，刃部更加锋利，可切可削可砸可撬，被誉为“石器中的瑞士军刀”。
奥杜威石器对应于能人（Homo Habilis）时代，过去一直被认为是非洲古猿向人类方向进化的开始，因为早年间的古人类学家相信只有人类才会制造工具，动物是不具备这个能力的。但是，这一信念正在被很多事实所动摇，比如迄今为止已经发现了4种灵长类动物会制造石器，包括西非黑猩猩、泰国猕猴、南美卷尾猴和一种生活在巴拿马海岛上的白脸卷尾猴。按照人类学的定义，它们都已进入了石器时代，所以今天的古人类学家已经不敢肯定他们在非洲发现的那些石器到底是谁的作品了。
鸟类当中创造力极强的新西兰啄羊鹦鹉
新喀里多尼亚乌鸦
更让人惊讶的是，有几种鸟居然也学会了制造工具，比如新西兰的啄羊鹦鹉和新喀里多尼亚乌鸦都是这方面的好手，它们不仅会使用树枝钓出树洞里的虫子，还学会了在树枝尾端做一个弯曲的钩子，把不肯就范的虫子钩出来。进一步研究发现，这两种鸟类很善于破解科学家专门为它们设定的人造机关，这些机关都是它们从来没有见过的，说明它们具有很强的创造力。
此事有趣的地方在于，此前科学家们一直坚信鸟类的行为都是凭直觉的，只受遗传控制，因为鸟类的大脑没有新皮层，不应该具备高级智慧。但后续研究发现，鸟类有个大脑皮层（Pallium），和人类的新皮层一样具有体积小密度大的特点，甚至连神经细胞的连接方式也都类似，说明这两个组织虽然发育过程不同，但却殊途同归，最终都进化成了高级思维中心。
和灵长类动物相比，鸟类的视野更加开阔，需要处理的信息非常多，其生活模式也和灵长类有相似之处，两者都属于社会化程度非常高的物种。共同的需求催生出了相似的解决方案，那就是进化出复杂的大脑，依靠创造力来帮助自己摆脱生存困境，这是“趋同进化”（Convergent Evolution ）的经典案例。
此事另一个有趣的地方在于，鸟类当中智商最高的新西兰啄羊鹦鹉和新喀里多尼亚乌鸦都生活在海外孤岛上，资源虽然有限，但周围环境中没有哺乳动物和它们竞争，所以它们是在一个生存压力相对宽松的环境中进化出创造力的。此前科学家们大都相信创造力源自压力，生活压力越大，越容易激发创造力。但近年的研究表明，实际情况很可能正相反，比如动物园饲养的红毛猩猩通常要比野外的红毛猩猩更有创造力。有研究者认为，这是因为尝试新的生活方式是需要冒险的，如果生存条件恶劣，动物们最好的应对方式反而应该是守旧，因为它们没有资本去冒险。人类也是如此，只有对失败的惩罚力度变小了，人类才有闲心和勇气去尝试新的东西。
人类学家迪特里希·斯图特和他学习制造的阿舍利石器
虽然制造工具这件事已经不是人类专属的特长，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任何一种动物能够制造出阿舍利水平的高级工具，这是为什么呢？美国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人类学家迪特里希·斯图特（Dietrich Stout）决定研究一下这个问题。他的研究方法非常特殊，不是研究别人，而是研究自己。他亲自动手，一边学习制造阿舍利石器，一边通过脑部扫描仪来观察工作中的大脑，看看到底哪个部位被激活了。结果表明，要想打造出一把真正的阿舍利手斧，不但需要高超的手眼协调能力，还需要事先做好周密的计划，这种能力可不是一般动物所能具备的，只有人类才有。事实上，扫描结果证明手斧制造者大脑中的右额叶下回非常活跃，这一区域和高级认知有关，也可能和语言技能的发展有关系，只有人类才有这样精细的脑结构。
更重要的是，斯图特教授发现制造阿舍利工具这件事本身也会反过来刺激大脑的学习中枢，增加大脑的可塑性，让人变得更聪明。换句话说，他认为制造工具和高级思维很可能是相辅相成的，两者是一种协同进化的关系，我们的祖先因为聪明而发明了精巧的石器，又在制造石器的过程中促进了大脑的进化，从而变得更加聪明。
斯图特教授对石器的探索并没有到此结束，他又招募了一群大学生，让他们试着用古人的方法打造石器，结果发现美国大学生平均需要花费167个小时才能学会打造阿舍利石器的基本技术，而且这个过程必须得有老师负责教才行，光靠练习或者模仿是很难学会的。因此他得出结论说，阿舍利石器技术一定是代代相传的，而不是某个人通过反复试验就能开发出来的一项技能。
这个例子说明，人类技术发展到阿舍利时代就已经变得非常复杂了，任何一个人，无论多么聪明，都不可能凭借一己之力从无到有地开发出来。我们甚至可以得出结论，从那时起，人类社会的任何一项技术都是从个人传给个人，或者从社区传给社区，如此这般代代相传下来的，所有的创新都是在传承的基础上一点一点加上去的。
正是在石器制造的教学过程中，斯图特教授意识到语言的重要性。如果不用语言来教授，学生们很难学会这门手艺，所以他认为祖先们对于石器制造的需求很可能促进了人类语言的进化。
如果我们把语言定义为“通过声音传递信息”的话，那么很多动物都有语言。大部分动物的语言系统都是天生的，只有鲸、海豚、海狮、大象、蝙蝠和某些鸟类等少数动物具有后天学习的能力，它们可以在迁徙的过程中学习新的语言，以帮助它们适应新的环境。比如生活在太平洋里的座头鲸会唱30多种不同的歌，这些歌随着迁徙的鲸群自西向东传播，甚至可以像人类的流行歌曲排行榜那样每年换一首新歌。
但是，所有的动物语言都没有真正的语法和句法，只有人类语言才有，这两个特征让人类语言的准确性和灵活性大大超过了所有其他动物，能够用来精确地描述复杂抽象的事情，比如教新手如何选择石材并制成石器。圣安德鲁斯大学（University of St.Andrews）的人类学家凯文·拉兰德（Kevin Laland）曾经指出，很多动物都有教学的行为，即把后天获得的思想从一个个体拷贝到另一个个体。拷贝的方式千变万化，但最关键的是拷贝的保真度，只有当保真度超过了某个阈值，真正意义上的思想交流才有可能成为现实。所有动物当中只有人类跨越了这个阈值，此后人类的整体认知能力和创造力便呈现指数级的增长，其结果就是今天的我们。
问题在于，人类是何时以及如何跨越了这个阈值的呢？这是考古人类学的终极问题之一，曾经被认为是无法解决的，原因显而易见。近年来，不少学者试图从其他方面间接地研究人类语言的诞生，工具制造就是其中之一。不过，工具制造和语言的诞生越来越像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在此之前还需要有个东西启动这场伟大的协同进化。
著名的美国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曾经认为人类的语言能力来自基因突变导致的脑结构改变，他相信一个人要先有这个改变，才能掌握这套有别于其他动物的语法系统。人类基因组密码被破译之后，一直有人试图寻找这个基因突变，2001年发现的FOXP2曾经被认为是这样的一个关键基因，但后续研究表明FOXP2仅仅是诸多可能的语言基因当中的一个而已，它的作用也不像当初认为的那样简单直接，语言诞生之谜还远未解开。
不管怎样，语言的出现开启了思想大规模交流的序幕，为创造力的大爆发做好了准备。不过，在此之前人类还需要掌握另一件秘密武器，这就是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