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树上下来的精灵
人类是哺乳纲灵长目动物中的一员，灵长类动物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大部分成员都生活在树上，我们是其中极少数从树上下来的精灵。
树上生活可以避开大部分凶猛的平原捕食者，是个相对安全的选择。森林为我们的祖先提供了保护，同时也塑造了我们的肉体和精神。比如，为了抓牢树干，祖先们进化出了灵巧的手指，以及一根和其他四指相对应的拇指，这个特殊结构使得人类成为动物界最优秀的工具制造者，这是从猿到人的重要一步。再比如，树林中的环境远比平原上更为复杂，对视力提出了特殊的要求。为了准确地判断树枝的位置和距离，灵长类的双眼转移到了脸的正前方，增加了对细节的分辨力。为了辨别出成熟的果实，灵长类进化出了对色彩的感知能力。为了处理越来越复杂的视觉信号，灵长类的视觉中枢变得越来越大……就这样，视觉逐渐成为灵长类最主要的感觉器官，最终帮助我们人类更加精确地感知客观世界的各种细节，为创造力的出现做好了准备。
随着时间的推移，灵长类的身体变得越来越高大，在树枝上爬行越来越吃力了，于是我们的祖先学会了“臂跃”（Brachiation），即依靠双臂的力量从一根树枝荡到另一根树枝。这是一套非常复杂的移动方式，需要事先对后续的一连串动作进行规划，否则大脑是来不及做出反应的，于是祖先们进化出了做计划的能力，即根据以往的经验事先计算出每一个动作最可能导致的结果，这就为想象力和抽象思维能力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很多进化生物学家们都认为，这是从猿到人的关键一步。
可惜好景不长，气候变化导致非洲森林大面积衰退，我们的祖先不得不从树上下来，在草原上开始新的生活。环境的变化迫使祖先们做出了许多改变，其中最显著的变化就是直立行走。计算表明，直立行走虽然速度较慢，但其能量使用效率却要比四足行走高很多，更适合长距离跋涉。为了提高长时间行走过程中的散热效率，祖先们逐渐褪去了毛发，好在直立的姿势有助于减少暴露在阳光下的皮肤表面积，只要在头顶保留一丛毛发就可以了，所以人类的另一个别名就是裸猿（Naked Ape）。
人类祖先选择直立行走的初衷很可能只是为了省力，但这一改变却带来了两个意想不到的后果：第一是扩大了祖先们的视野，于是大脑从环境中获取的信息量也随之成倍增加，对大脑处理信息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二，直立行走解放了上肢，正好可以腾出手来制造工具，并最终导致我们的祖先和黑猩猩的祖先分道扬镳，各自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进化之路。
在这个变化过程中，一种名为CMAH的基因很可能起到了关键作用。2018年9月11日出版的《英国皇家学会学报B卷》（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刊登了一篇论文，指出人类的CMAH基因在大约200万～300万年前发生了断裂，导致人类肌肉中微细血管的数量大大增加，肌肉细胞利用氧气的效率也比黑猩猩提高了很多。这个差异，再加上直立行走，终于把人类变成了非洲大草原上的长跑健将，而黑猩猩直到今天仍然在树林里爬行。
人类和黑猩猩分家的时间大约是在500万～700万年前，后者的祖先选择用武力对抗这个世界，逐渐进化出了强壮的肌肉和尖利的獠牙。人类的祖先则另辟蹊径，决定团结起来，以集体的力量和非洲大草原上的野兽们一较高低。考古证据显示，南方古猿时期的群体数量已经达到了 80人左右，直立人时期增加到了150人，早期智人甚至能够组成多达250人的大族群，远比其他灵长类动物的群体数量大得多，这就是人类之所以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英国牛津大学的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认为，一个动物群体要想做到协调一致，其规模不能太大，因为动物们没有足够的脑力去应付太多的同类间交流，自然也就谈不上相互合作。群体规模的大小取决于个体智力的高低，后者与脑容量的大小直接相关。考古证据显示，人类祖先的脑容量从200多万年前的400毫升增加到了20万年前的1350毫升，足足增加了3倍多，如此快速的增长是动物进化史上绝无仅有的。这其中，负责高级思维的新皮层（Neocortex）增加得最快，说明人类的智商在这一阶段发生了质的飞跃。
与此同时，人类的体重并没有增加多少，这就导致人类的脑指数（Encephalization Quotient，衡量脑组织的相对大小的一个度量）跃居所有动物之首。前文说过，大脑是个极其耗能的器官，人脑虽然只占体重的2%，却消耗了20%的能量。人类之所以心甘情愿地养着这么个耗能的器官，就是因为这个器官能够带来更多的好处，所以这笔交易还是合算的。
因为大脑的能耗太高，人类祖先不得不增加肉食的比例。研究显示，灵长类动物在饮食方面是个典型的机会主义者，虽然平时以树叶和果实为主，但如果有机会吃到肉也绝不会放过。不过，灵长类的身体构造并不适合捕猎大型动物，即使强壮的黑猩猩也只能偶尔捕捉几只小动物打打牙祭，这部分仅占黑猩猩食物总量的5%而已。对于人类来说，这点肉显然不够，于是祖先们决定团结起来，从猎食者那里抢肉吃，后来又慢慢发展到主动捕猎，终于吃到了足够多的肉食。
具体来说，我们的祖先依靠自己出色的长跑能力，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捕猎方式，即通过分工协作和长途追击，把猎物活活累死，即使不死也要将其累瘫，然后再用自制的梭镖或者棍棒一击致命。这种捕猎方式需要高超的智商和密切的团队合作，因此人类迅速成为地球上社会性最高的动物，人类的大脑也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了所需的营养物质，脑容量进一步增加。
既然脑子对于人类来说绝对是个好东西，为什么我们的脑容量并没有一直增大下去呢？答案和直立行走有点关系。这种行走方式要求骨盆不能太大，否则双腿并不拢，走起路来会重心不稳。但是人类女性的生殖道需要通过骨盆，这就要求女性的骨盆尽可能地大，这就产生了矛盾。最终人类不得不做出妥协，让婴儿提前出生，在子宫外完成最终的发育。
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的人类无一例外都是早产儿，我们的身体和大脑的发育过程有一大半都是在出生后才完成的。即使这样，女性的分娩过程也相当痛苦，婴儿死亡率远比其他灵长类要高。这件事看似是个缺点，没想到最终却成为改变人类命运的关键因素，因为这个做法延长了人类的童年期，极大地提高了大脑的可塑性，促使人类开发出一套适应性极强的后天学习系统，为创造力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更重要的是，人类母亲在分娩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要全力照顾婴儿，无力自主觅食，需要有人照顾，于是我们的祖先从早期的一夫多妻制逐渐转变成了一夫一妻的对偶制。千万不要小看这一转变，它让人类社会每个成员之间的地位变得越来越平等，不再被某个强者所控制了。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每个成年人都能够对自己所在的族群做出自己的贡献，人类的创造力就是在这一转变之后开始进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