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勇敢地对抗那些恃强凌弱的人。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艾伦·布林德（Alan Blinder）近期估计，大约会有3000万——4000万的美国人因为低工资竞争者的出现而失去工作。而换句话来说，这3000万——4000万的外来劳工所带来的低物价确是所有美国人要面临的一个前景。这样的话结果很好，尽管那6000万——8000万人本应该有更好的工资待遇。
包括布林德教授本人在内，所有的经济学家都知道，当美国的工作机会被外包时，美国人整体上是最后的赢家——低物价带来的好处远远可以抵消低工资造成的损失。换句话来说，赢家可以多负担一些来补偿失利的人。但这是否就意味着他们应该这样做呢？比如，为失业人士开一门再培训课程，是否就是一种道德要求，要由纳税人来买单？
我们可以看到，自由贸易几乎不会让任何人变成最终失利的人。这一观察应该要归功于乔治梅森大学的教授唐·布德罗（Don Boudreaux）。如果可以和邻居自由交易，我怀疑世上居然还有人没有从中获益。想象一下，如果没有交易，你还得自己种植食物、自己缝制衣服、靠奶奶的家庭食疗法治病的话，生活会是什么样子？找到一位训练有素的医生，也许你就不用那么依赖奶奶的鸡汤了，但是——尤其是考虑到她的高龄，你还得为此心存感激。
即便你因为自由贸易丢了工作，满心抱怨这种现象实在是有点无理取闹，正是因为有了自由贸易，你才能从出生那天起就过上一种高水准的生活。如果你觉得在自由贸易中遭受了负面影响，世界应该对你有所补偿，那么之前享受贸易带来的好处时，你又为世界做出过什么贡献呢？
不过，让我们暂且把这一观察结果放到一边，现在我们把一次新的贸易机会或自由贸易协定所产生的影响孤立起来看，我们姑且假定这样在某种程度上是有意义的。很显然，我们的某些同胞会因为这些协定而受损，至少从狭义上讲，在贸易更加蓬勃发展的世界，他们原本可以过得更好，不过在这个例子中他们确实遭受了损失。那么我们亏欠这些同胞什么呢？
思考这个问题的方法之一就是扪心自问：如果有类似的情景，你的道德直觉会做出什么判断？假设多年以来你一直在当地的药店买洗发水，而有一天你发现在网上可以用更低的价格买到同样的洗发水。你选择从网上买洗发水是否就意味着你有义务向药店的药剂师做出补偿呢？如果你搬到了租金较低的公寓，你是否应该向原来的房东做出补偿呢？如果你选择了在麦当劳吃饭，你是否应该向隔壁餐馆的老板做出补偿呢？
或许会有些神秘莫测的道德哲学理论认为这些问题的答案是你应该做出补偿，但是我个人认为人们很难接受这个理论。公共政策总不会为了推广那些我们一辈子都不会接受的道德观而制定吧？
那么，从道义上讲，失业的工人和被消费者抛弃的药剂师或者租客放弃的房东相比有什么不同呢？你也许会说药剂师和房东一直就面临着激烈的竞争，他们知道将要面对的状况，然而，举个例子来说，几十年来的关税保护和贸易配额政策使得制造业的工人们看到被保护的希望微乎其微。于是工人们会学习一些别的技能，现在如果抽走政府层面的保护，他们会觉得不公平。
这次还是一样，我们还得问自己，如果碰到类似的情景，他们的这种直觉和我们日常产生的直觉如何关联起来？几十年来，校园欺凌现象成为一种谋利的方式而风靡整个美国，而这些恶霸们积累了一些技能使他们可以利用各种机会从中获得好处。如果我们严加治理，使得校园欺凌不再有利可图，那么我们还必须向恶霸们做出补偿吗？
恃强凌弱和贸易保护主义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们都使用了强制的手段（不管是直接使用还是通过法律的手段）让一方做出非自愿的牺牲而另一方得到财富。比如说，你本来可以从一个时薪5美元的墨西哥人那买东西，而贸易保护主义者却强迫你花超过三倍的价钱从一个时薪20美元的美国人那里买，这样你是被敲诈了。如果自由贸易协定可以让你自由地决定去哪里买东西，你应该为这种自由感到庆幸。而补偿之前那些剥削你的人就跟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无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