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论证获得符合逻辑的结论是科学研究的显著特征，但是，信仰的显著特征却是狡猾地利用逻辑，如果结论不合他们心意便仓皇收声。环保主义者总是引用大量数据说明树木的重要性，然后直接跳至结论认为回收纸张是个好主意。但是，相反的结论同样说得通。我相信，如果可以找到回收牛肉的方式，牛群数量将会下降而非上升。如果你想农场主饲养许多牛，就应该吃许多牛肉。回收纸张令造纸公司失去了种植更多树木的诱因，从而可能导致森林面积萎缩。如果你想要许多森林，最好的策略应该是尽可能浪费纸张——或者游说补贴伐木业。如果你对环保主义者这么说，我的个人经验告诉我，你将很可能得到一个类似充满祝福的微笑，就如挨家挨户传福音的人突然被问到棘手的难题，他们只是报以微笑，用神的旨意作为自己的掩护。
这表明环保主义者——至少我遇到的这位——并非真正关心保持树木的数量。如果关心，他们就会认真研究回收将造成的长期影响。我怀疑他们不会这么做，因为他们真正关心的是回收这个“仪式”本身，而非它将导致的后果。因此，他们口中的牺牲和唆使他人牺牲，不过来自一种本能冲动。
环保主义者呼吁禁止使用致癌的杀虫剂。他们选择性地忽视了这样的事实，杀虫剂一旦被禁，水果与蔬菜的价格就会上升，人们少吃水果与蔬菜，于是癌症发病率呈现了上升趋势。[6]如果他们真的关心降低癌症发病率，就会将这种后果纳入考量。
环保主义存在胡乱预测的倾向。我们经常听到物种灭绝将带来完全不可预测的后果，因此人们要为物种灭绝承担极大的后果。但是，不可预测的说法并不可靠。经济学的教训之一在于，如果我们知道的很少，就更应该积极投身实验。如果我们完全不知道物种灭绝的后果，就可以从彻底摧毁一些物种导致的后果中获得宝贵的经验和教训。我怀疑，科学家在该领域的确一无所知，但我感兴趣的是环保主义者竟然将这种无知当作自己的借口，只要它符合他们的目的。然而，他们的观点一旦面临挑战，他们又会立刻全身而退。
2009年6月，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ildlifeConservation Society）宣布在亚马孙雨林发现了一种体形小巧的猴子，于是将此鼓吹为必须保护雨林的极佳例证。我的个人回应完全相反。我大半辈子都不知道这些猴子存在的事实告诉我，如果他们灭绝，我也不太可能会“想念”它们。它们的确是十分可爱的小猴子，我很乐意在YouTube（视频网站）上欣赏它们的影片，但除此之外，它们对我的生活实在没有太大影响。
这些猴子可能会为世界做出许多贡献，不管现在还是将来，但是，关于这一点我并不确认。与此同时，这些猴子可能会给世界造成许多伤害，不管现在还是将来，我同样不知道。有些物种灭绝对我们而言绝对有好处，比如疟原虫[7]。
我更在意一些其他物种，可能因为我去动物园的经历或者在童年的故事书上对它们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比如狮子。如果狮子灭绝，我一定会十分伤心，因此我愿意捐50美元保护它们，但我认为不可能再出更高的价格。那么，你呢？如果狮子对你的重要性不及对我的重要性，我接受我们的差异，而且不会谴责你是个罪人；如果它们对你的重要性高过对我的重要性，我希望你也能表现出相同的好意。
当下的政治气氛中弥漫着一种观点，认为美国政府应该将美国人的福利放在首位；同时，人们普遍同意空气污染无论在哪里都是坏事。如果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建议将所有重污染行业都转移至第三世界国家，你很可能会听到一片赞同声。对大部分经济学家而言，这种反应并不奇怪，因为它不仅对美国人有好处，而且对每个人都有好处——富裕国家的人们可以承担一些收入损失来换取清洁的空气；而贫穷国家的人们也许会乐意用清洁的空气来交换改善收入的机会。可一旦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将这种观点泄露给媒体，几乎整个环保界都震怒不已。对它们而言，污染是一种罪。它们追求的不是改善生活，而是拯救我们的灵魂。
这当中存在一种模式。针对环保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不会令环保主义者侧目，除非你的解决方法同时可以满足他们的道德优越感。补贴伐木业、使用杀虫剂、有预谋的物种灭绝、将污染输出到墨西哥，都不会出现在传统教育中；而补贴公共交通、使用催化转化剂、规划节能标准、向太平洋西北地区实现产业输出，都是绝对可靠的教条。某种解决方式不合适并非因为它的实际效用，而是它是否能够符合环保主义教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