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一九一二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体现在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和各个阶级。古人言：“初生之物，其形必丑”，这一段不长不短的时段相比较中国几千年稳定而漫长的历史来说是一次痛苦的转型，虽不能说是像涅槃重生一样与前世隔绝，但至少可以说是一次标准的进化过程。你可以说，这是一段剧变的过程；是一段制度转型期；是中国工业化发展期；是人才辈出的黄金时段；是多灾多难的遭遇内忧外患的阶段……。
清帝退位诏书
但笔者认为，中华民国在我眼中，是一次全民族的信仰危机。
信仰，是一个人对生命拷问的结果，一个人价值观和人生观的体现；是一个社会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是一个民族持续繁荣或重新崛起的思想旗帜。而在民国时期，这个古老而有价值的课题被重新提出，是因为中国在历史上罕有的大巨变时期需要重思考并做出对信仰的选择。这是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时期，其当时所做出的种种努力更是中国能走到今天的历史遗产。而民国时期的信仰危机则是整个中华全族人民在那个时期的深层表现和在整体概括。
辛亥首义
1、中国历史上的三次信仰危机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三次信仰危机，第一次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对儒教的冲击，加上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系统，它们三者融合而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三教合一的恢弘场面。这一次信仰上的改变并未有完全改变中国的社会阶级结构，而是增加了中国的僧人阶级和佛教社会。第二次是明末清初社会大变动的社会危机的状态下产生的，代表人物有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之、李贽等人。
顾炎武
在今人看来，他们的封建批判学说的近代中国反封建的思想启蒙理论来源。而这次的信仰危机的来源，不得不说是和明末西学东渐的影响有关。这次的信仰危机导致的后果是儒生道统观念的加强，事功能力减弱。中国的社会结构依然是皇权至上，在此下支配地区乡绅官员，再由乡绅官员教化和控制下层百姓的三者统一的超稳定结构。而由于下层民众可以而且只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仕途”，从而把握住改变全族命运的机会。或是下海经商、做长工、当农民。这样又将全民分为了士农工商四个阶级，而且是动态流动的。这样的中国走过了近2000的历史，所以从时间的长度来看，中国的超稳定结构是稳定而正确的。
清朝士绅
而恰恰是第三次的信仰危机，却是出现在1840年之后的清王朝。当然清代只是前期的萌芽阶段，真正爆发出来则是在民国时期，以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为标志，中国走入了选择的路口。那就是到底要全盘西化还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所保留的看待。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中西文化优劣之争。对全盘西化说比较赞成的一方代表大多是留过洋的或者是接受西方思想者，代表即是胡适、傅斯年等一批文人学者和孙中山等一批革命志士。
而保守派则是大多是传统文化的享受方，如辜鸿铭、林纾、钱穆等。当时的精英人士，大都从清代科举制的框架下走出来，所以既有古韵又有新意，思想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是能够理解的。而和晚晴维新运动最大的不同并不是领导阶层的变化，而是影响的范围和深刻程度。这一次信仰危机波及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和各个地区，从社会上层到普通百姓，从沿海城市到内陆地区，基本上是做的通透。而晚晴的维新运动并未有深入到内地的耕读士子，刘大鹏的《退想斋日记》即是明证。
辜鸿铭
2、信仰危机根源于被质疑的“汉文化”
这与中国所处的历史环境有关，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强烈的外力冲击。在历史上，中国从来就以高傲的姿态示人，从汉王朝抵御北方匈奴大患和设朝鲜四郡以来，以中国主导的东亚汉文化圈逐渐展开，使用羁縻制和朝贡制控御群国，逐渐成为了东亚文化圈的霸主。但中国历史上是推崇以文化分夷夏的，而非是像日本推崇的“血统论”那样，产生了万世一系的天皇贵族。
汉武帝
这样就可以找到了一个标准，即汉文化的标准。元代始终未有将汉民族生活地区作为主要统治区，也就是说蒙古人为了防止重蹈覆辙，从未有汉化的准备，而是始终以龙兴之地斡难河地区的蒙古作为大本营。当然这和蒙古游牧文化有关，这种随水草而居的动态生存方式决定了蒙古族统治中国的结局必定是以失败告终的。清代是满族人建立的王朝，追溯前身，他们是金人的后人。
上层满人统治者对待汉族文化是一种全盘接受的态度，可以说每一个清朝皇帝都是一个个精通汉学的博学之士，帝师们自然也是汉族人。以汉族之法统御汉人之策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原因就在于满族人的统治心态和蒙古族不同，他们的生存方式并非像蒙古人那样，而是半耕半牧的居多。所以满族人始终以一种小心翼翼的心态统治者被教化千年的麻木了的愚民。他们懂得，唯有被同化，才能真正建立起稳固的统治基础。
清军
然而民国时期的剧变，使得中国始终坚持以“汉文化为唯一标准”的高傲姿态终于被西方的坚船利炮轰的一点不剩。而此时的社会出现了普遍的焦虑心态，尤其是统治阶层和处于关键地位的乡绅的心态体现得尤为明显，到了民国时期，这种焦虑渐渐的转化成一种对选择现实路径的思考。用金观涛的话来说中国出现了“第二次融合”期间的因“道德的可欲性”被打破而产生新一轮的“价值逆反”。中国文化在这个时期失去了以前封闭时期文化最优论的中心思想。汉文化已然无法站在文化的制高点来控制一个完全不同质并且已经成熟了的制度体系，无法像第一次和第二次那样简单的将异质的文化“融合”在中国文化之中。而作为极富侵略性的他者——西方文化，却在18至19世纪快速的扩张下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示范效应。传统文化这个运行了两千多年的机器终于暂时熄火了——传统文化的功能被破坏了。
3、寻找拯救信仰中国的良药
民国时期中国的信仰危机即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不论是哪个阶级，只要是中华民国国民，便肯定会有相应的思考。那个时期西方思想大量涌入，而一些仁人志士也提出了大量的不同的看法。自17世纪至19世纪，西方社会思潮随着资本主义兴起和科学技术革命而突飞猛进，顺着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和英国启蒙思想，发展出欧陆理性主义和英美经验主义两系。还有而后从它们中衍生出的法国启蒙思想（法国式民主自由）、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这些思想在民国时期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一一粉墨登场、频繁更换，短时期内形成了一场对中国未来信仰选择的大思辨和大讨论。这是因为，在长期的封闭过后，中国需要在短时期内解读西方从希腊苏格拉底到20世纪的一切思想，并找出能够解决中国信仰危机的药方。
当然值得一提的是，西方在一战之后出现的种种问题也使得中国部分学者对全盘西化持保守态度，如鲁迅则以“静的文化”和“动的文化”分别喻以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加重了中国精英阶层的焦虑感，同时也适时地扩展了思路。实际上，这是一种世界范围内的信仰危机。当然从“西方的没落”到“西方的兴起”，其实文化就是在不同的时期进行不同选择的过程。对于中国而言，这种世界范围内升级了的信仰危机也变得更有意义。
但是，由于思维方式和特定历史任务的局限，中国民众在中国晚晴民国时期却没能完全透彻的解读出西方文化和西方民主制度的内核。例如，对于“权利”这个词的理解，由于中国处于国难之时，所以中国人理解的“权利”是对国家而言的，是国家和群体的独立自主及正当的利益和权力。也就是说中国人将权力和权利等同。但我们知道，权利这个词在西方是特指个人的自主性。实际上，这还是未有跳出中体西用的框架，只不过是用儒家的经典去诠释西方的观点。显然的，这是行不通的。儒家的伦理道德在1915年之后被所谓的先进人士批驳，中国与其说进入了文化多元时期、不如说进入了一段真空，因为信仰需要被固定下来才能发挥其巨大而持久的威力。
孔子
传统文化功能的破坏，对西方思想的误解和曲解，对儒家思想的变构。主流文化的根本性不同使民国士人只能误读西方思想。这就是为什么民国在这37年里一直处于动荡的深层原因。正如卡尔·波普尔于《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所言的三段论，“人类的进程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知识决定的，人类无法完全掌握世界的全部知识，所以人类无法预知未来”。
如若历史不能被假设，那么未来也是难以被捉摸的。其实我更喜欢侧重加大文化决定论的砝码，今人常常喜欢谈及民粹主义，认为中国历史是群众创造的历史，但认识深刻的历史学家往往并不认同，因为通常文化是由点及面传播的，为什么现在很多人穿衣服要看潮流，而潮流哪里来？即是从顶尖服装设计师的创意而来，他们决定了“今夏服装最佳搭配”，你无法想象没有灵感的大众脑子里能自动穿着高雅的服装。最典型的是如今的苹果手机，它特质文化和精良的做工是出色的天才设计师创造的，而它的销售路线和其文化扩散路线也是吻合的。苹果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大众的个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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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刘大鹏：《退想斋日记》，山西人民出版社
2.卡尔·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上海人民出版社
3.金观涛 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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