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
香港兴中会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组织的广州起义流产后，孙中山前往美国，继续在海外华人中宣传革命。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孙中山抵达伦敦，但被清朝驻英国公使馆秘密诱捕，准备租轮船送回国受审。孙中山设法通过清洁工把此消息传递给外界。此事被《伦敦环球报》报道后，引起英国公众和政府的抗议，英国外交部迫使清公使馆释放了孙中山。这一事件，使得孙中山作为一个被清朝政府通缉的革命家在西方广为人知。孙中山此后在大英博物馆学习了九个月，系统地总结了革命的目标与思想，形成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的三民主义思想。民族主义要求推翻满族统治，同时摆脱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民权主义旨在实现人民的四大权利，即创制权、复决权、选举权与罢免权，要求政府应当将行政、立法、司法、监察与考试五大部门各自分立；民生主义则强调节制资本以克服资本主义贫富分化的弊病，并且应当平均地权作为保障民生的基础。这一目标，就是中国突破传统王朝模式、走向近代民族国家的总目标。
戊戌变法和《辛丑条约》引起的列强瓜分狂潮，使越来越多的仁人志士投入到革命事业中来，海外革命组织也在蓬勃发展，日本留学生创办《国民报》和《二十世纪之支那》宣传革命，另一些年轻学生则回国创办《苏报》等报刊，刊载邹容撰写的《革命军》等文章，唤醒了众多年轻人投身革命。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八月，孙中山在日本与黄兴、宋教仁等革命同志成立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并创办《民报》作为机关报，开始领导新的革命斗争。
同盟会机关报——《民报》
甲午战争后，铁路的修建在各地迅速发展起来，由北京至汉口的京汉线、上海至南京的沪陵线都开建修通。湖广总督张之洞在光绪三十一年收购了广州至汉口的粤汉线的路权，允许各省绅商自行筹款建设通往各省的连接线。四川士绅筹资开建川汉铁路，并开始通过发行铁路股票以及向银行贷款来筹集资金。宣统三年（1911年）五月九日，清政府宣布将粤汉铁路、川汉铁路收归国有，由清政府任命的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负责与四国银行签订年息五厘的四十年贷款协议进行经营。由于四川绅商在铁路上投入了巨大资金，所以立即组建保路会来保卫四川各界的利益，联络各省咨议局代表，并派代表团前往北京请愿，要求惩办盛宣怀出卖人民权益给外国的行径。八月二十四日，上万名四川民众在成都发起集会，宣布停止纳税，发动罢学、罢市。民众供奉着光绪皇帝的灵位，开始维权运动。清政府得知消息，严令新任四川总督赵尔丰进行弹压。九月七日，赵尔丰逮捕保路会领导人，民众前往总督府请愿，素有“屠户”之称的赵尔丰竟然下令开枪，酿成三十二人死亡的“成都惨案”。赵尔丰的暴行激起了全川人民的怒火，四川各地保路会同志军迅速联络调集起来二十万之众包围了成都。九月二十五日，同盟会会员吴玉章、王天杰等人在四川荣县宣布独立，建立起第一个县级革命政权。十月十日，武昌新军中的革命党员趁部分新军调往四川支援赵尔丰的机会，发动起义。工程营、炮兵营首先攻占总督府，很快控制全城。十月十二日，武汉三镇全部被占领。至十二月，上海、南京都被革命党人攻陷。十二月二十九日，孙中山被全票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以1912年1月1日为共和纪元的开端。
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宣读的誓词
面对全国起义和通电独立的浪潮，清政府在垂死挣扎中重新任命此前被撤职的袁世凯出任总理大臣。袁世凯此时掌握着北洋新军。为了减少国内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损害，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决定与袁世凯谈判，在接受废除帝制、拥护共和、建立内阁等革命事业目标的条件下，孙中山决定顾全大局，推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充分利用清皇室退位这张牌与民国政府谈判的目的已经达到，他与清皇室达成优待协议，清帝正式宣布退位。1912年2月12日，由隆裕太后颁行退位诏书，宣称：“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
这份退位诏书，标志着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的清王朝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也标志着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专制王朝的终结。
辛亥革命虽然是由一场保路运动引起的具有相当偶然性的革命运动，但是革命力量在此期间的种种不周和措手不及给中外人士都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场始料未及的革命一举推翻了大清王朝，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转向了民主、共和，这也反映了辛亥革命代表了中国社会各阶层最广泛的人民愿望。尽管这条道路注定充满曲折，但是革命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获得了空前的支持和响应。
在马戛尔尼预言一百二十年后，清朝这艘老旧的大船终于粉身碎骨了。不过它不是被海上的风浪所撞击而沉没的，而是被人民从内部给推翻的。鸦片战争以来，清朝的统治集团面对一次次外来的严峻挑战，从未形成过同仇敌忾、奋发图强的共识，如日本明治维新那样，使自强自救成为全体国民的共识。清朝的统治阶层总体上处于为了保住官位和自身利益而不惜牺牲国家利益，并不择手段的集体共谋中，而使得少数富有远见且心怀天下的仁人志士寸步难行。上层统治集团的这种惰性，只能由底层民众燃起的熊熊烈火来摧毁。马戛尔尼的远见在于，他预见到了中国终将处于一个近代民族国家的体系中，自上而下的变革如果不能发生，那自下而上的民族主义就会将其完全淹没。中国这艘大船不可能在原地重建。清朝的结束，共和与民主成为中国人民继续追求的目标，也是中国这艘大船新的航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