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是我闻，佛教那些事儿（第五部分）
印度的佛教史自此告一段落，我们现在继续拨动时间轴，来到公元67年，东汉明帝永平十年，把坐标挪到中国的洛阳，印度高僧摄摩腾（也叫迦叶摩腾）和竺法兰随着东汉的使者来到了洛阳，并且为汉明帝带来了第一部佛经——《四十二章经》，金庸先生的小说《鹿鼎记》中大家争得头破血流的就是这部经书。汉明帝非常高兴，特意为二位高僧修建了僧院，由于二位高僧用的是白马驮经，而在此之前他们都住在“鸿胪寺”，所以汉明帝为这座僧院取名叫“白马寺”，这是中国第一古寺。
为什么叫“第一古寺”？不光因为它是最早修建的，还因为它是第一次把佛教和寺庙联系在一起的建筑。佛陀时代并没有佛寺，因为戒律中有“不蓄财产”一条，如果有了不动产，那就违背了戒律，但是会有大富豪为佛陀修建讲课的场所，这个叫“精舍”，所有权归大富豪，使用权归佛陀，可以算作是佛寺的前身。佛教传入中国后，由于气候、地理环境、世俗和户籍制度的影响，逐渐接受修建寺庙，在此之前，寺和庙都与佛教无关，“寺”原本是政府机关之一，比如“大理寺”，是掌管刑狱的地方，还有“鸿胪寺”，是接待外宾的地方；而“庙”原本是祭祖的地方，叫祖庙，在汉朝以前，“上坟”指的是去祖庙祭祖，并不是到坟前烧香，并且寺庙的正确翻译应该是“伽蓝”，一般古老的佛教典籍中都是用“伽蓝”来称呼寺庙的。
我们今天看到的寺庙内部完整布局叫做“七殿伽蓝”（也叫“七堂伽蓝”），形成于宋朝，所谓“七殿”是指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藏经楼、祖师殿、罗汉堂，不同的时期、地域和宗派会略有变化，本系列最后我会详细展开讲一下。
说回东汉，在摄摩腾和竺法兰之后，又陆续有很多印度高僧来到中原传播佛法，佛教开始在中国传开，可是也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本土化。众所周知，东汉时期正是“谶纬之学”在中国最盛行的时期，“谶纬之学”是中国百家中最具有宗教色彩的学说，这个和佛教既有冲突又有融合，双方都在“抢地盘”，又各自都从对方的学说里吸取养分，好在中国老百姓素来就有“实用主义”的传统，不管是神还是佛，只要能趋利避害，一起崇拜也无妨。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佛法从传入中国一开始，就已经和佛陀时期不一样了，由于中国百姓极强的世俗性，使佛法蒙上了一层宗教色彩，民间从一开始就是把佛和菩萨当做神仙来崇拜的。
时间轴继续转动，东汉末年分三国，三国又归西晋，西晋末年爆发了“八王之乱”，中原一片火海，匈奴、鲜卑、羯、氐、羌这五族相继趁机入主中原，这就是“五胡乱华”，与此同时，晋宗室司马叡南渡长江，建立了东晋政权，中原一大批士族也跟着来到江南，这叫“衣冠南渡”，历史进入了“东晋十六国”时代。
图：敦煌壁画，佛法入江南
就在北方打成一锅粥的时候，一位叫支愍度的僧人也渡江南下来到东晋，宣扬“心无义”的理论。
（普及一个小知识，古代对于异国来的僧人及其弟子会在其法号前冠以地名来区分，从印度，也就是天竺来的就冠以“竺”字，从大月支来的就冠以“支”字，支愍度就是从大月支来的僧人，法号愍度，大月支位置在今天的中亚，印度佛教徒向北传法时也把佛教带入了大月支，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的初衷就是寻找这个大月支，想联合他们共同对抗匈奴，然而就在公元前后佛教传入中国的同时，大月支的贵霜部落横扫中亚，继而南下，冲入开伯尔山口，征服了印度河平原，这就是和东汉帝国、罗马帝国、安息帝国一时齐名的贵霜帝国。）
“心无义”理论迅速在江南地区传播开，当时原本还有一位僧人要和他一同南渡，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没能成功，后来那位僧人听说支愍度在江南传播“心无义”，于是托人给他带去了一番话，大意是说“心无义”这套学说是咱两当初为了糊口给瞎弄出来的，现在你既然已经衣食无忧了，就别再讲这套东西了，不然就太对不起佛祖了，最后一句的原文是：无为遂负如来也（是不是很像仓央嘉措的“不负如来不负卿”？）。但是支愍度已经刹不住车了，“心无义”已经被江南人普遍接受，后来逐渐演化成了佛教的一个宗派，叫“心无宗”。这个故事记载在《世说新语·假谲》中，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对此有过详细的考证。
“心无义”大体上就是教人不执著，要看破放下，对外在的一切事物都不上心，然而经过我们前文的学习铺垫，大家应该都清楚，这个理论是和佛陀原始思想相冲突的，“心无义”的前提是万事万物都是实际存在的，而佛陀原始思想的前提是万事万物都是不存在的，即“诸法无我”。
支愍度生活的年代是东晋，熟知历史的人都清楚，东晋时期正是玄学盛行的年代，大家都不干正事，整天就在那清谈老庄玄学，而“心无义”的理论和玄学的思想不谋而合，所以在江南广为流传。
支愍度死后，扛起“心无义”大旗的人是道恒，然而此时却出现了反对派，为首的是竺法汰和慧远，经过激烈辩论，道恒落败，竺法汰和慧远自此成名。竺法汰后来收了一位弟子，取名叫竺道生，这个人在中国佛学史上影响极其深远，我们后面还会提到；而慧远更是一位对中国佛教有巨大贡献的高僧，他由于长住庐山，所以世称“庐山慧远”，有传说陶渊明和道士陆修静经常去拜访他，南宋名画《虎溪三笑图》说的就是他们仨，慧远提出的“三世报应”“灵魂转世”“西天净土”等思想奠定了中国老百姓对佛教最主流的认识，这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在中国本土原创的思想，慧远即是佛教“净土宗”的始祖。
图：南宋佚名《虎溪三笑图》，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佛教各个宗派里面影响最大的是净土宗和禅宗，禅宗后面还会细说，净土宗的显著特征就是不停地口念：南无阿弥陀佛。
虽然“心无义”在当时被压制下去了，然而它的魅影却一直都在，今天我们看各大佛学讲堂，仍不时地听到要你“放下执念”“身外无物”等看似很符合佛法的学说，虽然很实用，不失为一剂心灵鸡汤，但其实它和佛陀当年的教诲已经背道而驰，这是佛法世俗化的产物。
两晋时期，佛教在中国逐渐形成了规模，出家为僧的人越来越多，寺院戒律的编订成为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再加上大家对佛法的不同解读，毕竟从东汉初年到东晋，时间已经过去了三百年，很多佛理已经不是当初的模样了，基于种种原因，佛教内部纷纷提倡一个运动，叫做“西行取经”，即前往印度求取真正的佛经和戒律，没错，早在唐三藏之前，中国就已经有过一次西天取经的行动了。
在这其中，最突出的一位高僧名叫法显，他从西域进入印度，又从海上回国，是中国西行取经第一人，他前往的印度，在当时正逢史上最黄金的时代——笈多王朝（上文提到的那个贵霜帝国衰弱后，紧接着兴起的就是笈多王朝），在位的君主叫超日王（多么霸气的名字！）。笈多王朝是一个非常包容的王朝，使得印度教和佛教都能够盛行，所以法显才能为中国带来一大批第一手的佛学资料，还留下了一部不朽的世界名著——《佛国记》（也叫《法显传》），里面记载了很多笈多王朝时期的重大事件及风俗风貌，不仅是一部传记文学的杰作，而且是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
当然，我在此并不是要细说这部《佛国记》，我是想借法显来引出另一部书，叫《大般涅槃经》，在前文讲“涅槃寂静”这个法印时有提到过。
法显回国后，专心致志的进行译经，其中就有《大般涅槃经》，不过他并没有全部译完，剩下的部分是由另一位高僧昙无谶翻译的。
就在法显翻译了《大般涅槃经》的开头部分后，在佛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里面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佛性。意思就是众生皆有佛性，都可以涅槃成佛，正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们知道，佛陀时代并没有“佛性”一说，佛陀主张“性空”，所以不存在佛性，而《大般涅槃经》却原创性地提出了“佛性”理论，这确实是一大颠覆，发现并提炼这个理论的人是竺道生，就是我上文提到的竺法汰的弟子。
竺道生的启蒙老师是竺法汰，但是他真正的老师其实是鸠摩罗什，一个在中国佛学界泰山北斗级的人物，相当于印度的龙树（龙树是古印度自佛陀及其十大弟子之后第一位佛法的集大成者，被誉为“第二释迦”），《金刚经》最好的译本就是鸠摩罗什的译本，他精通佛学各门各派的理论，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佛学大宗师，其门下弟子众多，其中成就最高的有四位，合称“什门四圣”，竺道生就是“什门四圣”之一。
图：我很喜欢的一部纪录片《河西走廊》中的鸠摩罗什
前文我埋下过一个伏笔，早在佛教徒传法的过程中，就已经产生了“渐顿之争”，但是渐悟派一直都是主流，顿悟派始终没能找到自己能够立足的理论依据，直到竺道生，通过对“佛性”的研究，再部分结合《庄子》“齐物论”的思想，终于为顿悟派找到了一个强有力的理论依据：既然众生都有佛性，也就是说众生原本就是佛，这样一来，顿悟也就能顺理成章了，因为只要你认识到这一点，再加上一个契机，唤醒你的佛性，你就能“立地成佛”。
不过“佛性”和“顿悟”还不是竺道生最具颠覆的理论，他还有一个更加“毁三观”的思想，那就是“善不受报”，意思就是说行善得不到善报。不过很遗憾，竺道生本人对“善不受报”这个理论的阐述论文已经失传了，我们无法知道它的原貌，但仍然可以从一些蛛丝马迹中看出端倪，那就是，“善不受报”这个理论是专门用来反对慧远的。
“庐山慧远”前文已经有过交代，他是和竺道生的老师竺法汰并肩作战的人，从辈分上来讲，他要比竺道生高一辈，并且竺道生当年也曾师从慧远，为什么竺道生会去反对他呢？
我再帮大家回顾一下慧远的思想体系，他原创性地提出了三个观点：三世因果、灵魂转世、西天净土。
所谓“三世因果”，就是前世造因，今世受果，今世造因，来世受果，三世之间互有因果联系；
所谓“灵魂转世”，就是说你的灵魂会在这个世界上不停地“投胎转世”，你之所以今天大富大贵，是因为你的前前前前世就是个大富翁；
所谓“西天净土”，就是说在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之外，还有个极乐世界，叫“西天净土”，大家一起每天默念“南无阿弥陀佛”，死后就能往生西天极乐。
是不是看着很舒服很眼熟？慧远的理论非常的符合世俗常识，总结起来其实就是这两句俗话：
1、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2、积德行善，往生极乐。
如果有熟知《易经》的朋友不难看出，这两句话和《易经文言传》中“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警示是何其的相似。
竺道生之所以要反对慧远，理由就是慧远的这个理论其实是世俗化的产物，是和佛陀背道而驰的（有趣的是，慧远当年反对“心无义”，打出的旗号也是“反世俗化”，说道恒的理论与佛陀背道而驰），佛陀承认因果循环的事实，但从来没说过行善一定有善报，作恶一定会恶报。
还是说回《大般涅槃经》，里面有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叫“阿阇世王弑父”事件，具体我就不展开细说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查阅下事件的来龙去脉，在这个事件中，佛陀运用他的“一阐提”理论（简单来说，“一阐提”就是沉溺于红尘欲望不可自拔，并且不信佛，甚至还诽谤佛的人），为弑父篡位的阿阇世王做了一次很好的心灵辅导和罪行开脱，大致就是说阿阇世王的父亲是一阐提，杀一阐提不会遭受报应，“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逻辑呼之欲出。
竺道生的“善不受报”理论八成就是从这个事件中提炼出来的，并且他还从字里行间发现了佛陀其实认为一阐提也能成佛，因为众生皆有佛性，一阐提属于众生，所以也有佛性，只要他们能够幡然悔悟，一心向佛，就能成佛。
这个思想直接影响到了后世的慧能，竺道生也由于对《大般涅槃经》有着极为深刻的理解，被世人捧为“涅槃圣”。
——之所以我要把《大般涅槃经》和竺道生重点拎出来讲，是因为它的“佛性论”和由此衍生出来的“顿悟论”，再加上我前文提到的《金刚经》的“无相论”，这三个论点一同构成了后世禅宗经典《六祖坛经》的理论基石，如果不在这里做好铺垫，后面将无法说清楚《六祖坛经》。
然而竺道生的努力是无用功，慧远的思想风行天下，世人极为容易接受他的那套业报理论，并且在唐朝时，《地藏菩萨本愿经》进一步完善了慧远的理论，我们今天熟悉的烧香拜佛，布施功德，让佛祖菩萨保佑某某事情，以及做法事超度亡灵等等佛教的世俗行为，都是由《地藏菩萨本愿经》这部经书确立的。
其实所有的宗教本质上都不关心善恶，他们关心的是如何解脱以及如何永生，之所以不约而同都出现了“劝人向善”的教义，那是因为世俗化后的副产品，行善是通往解脱和永生的一种手段，当环境变化了，行善就会变成作恶，比如基督教的十字军东征。
本篇为“千古名将英雄梦”特约作者“大器晚橙”所作，未经作者授权，禁止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