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明确了两件事情。第一，人类的交配系统是非常多变的，至少可以在一夫一妻制和一夫多妻制之间切换；第二，所有这些交配系统似乎都是由相同的心理过程支撑的，这种现象一般被我们称为“坠入爱河”。虽然有人认为坠入爱河也会在其他物种身上发生，但在我看来，我们真的有一些独特的、关于人类的解释——如果只是从效果的强度来看。然而在本章中，我想关注它的功能性问题：为什么坠入爱河会出现在人类谱系中？一夫一妻制的交配系统是非常罕见的：所有哺乳动物物种中，只有约5%是一夫一妻制的。虽然一夫一妻制在灵长类动物中很常见，但也并没有那么常见：只有15%的灵长类动物是一夫一妻制的，其中大多数是南美洲的锡伯猴、红毛猴或长臂猿（唯一的一夫一妻制的旧大陆灵长类动物）。尽管我们在其他物种中看到的情况并没有人类这么明显，但某些南美猴子确实与人类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有时也会给我们提供一些有价值的见解，让我们了解可能导致人类行为进化的背景环境。
在重大的进化进程中，配对模式可能是基于四种原因发展而来的。第一种是允许雄性垄断与雌性的交配权，以确保它，并且只有它拥有父权；第二种是降低后代被捕食者杀死的风险；第三种是降低后代被杀婴雄性杀掉的风险；第四种是使雄性能够为成功抚养后代做出贡献。每一种都对应一种不同的配对模式，这让我们能够对亲密关系的进化起源有所了解。
在第一种情况下，配偶关系实际上只考虑到了雄性的利益，因为它对雌性来说并不重要，雌性只要和某个雄性在一起就可以了。这样的话，我们就会认为男性是维持这种关系的关键，因为如果女性离开原有的男性并与另一个男性交配，原有的男性就会受到最大的威胁。由于这个原因，它通常被称为“伴侣守护假说”（mate guarding hypothesis）。我们在山羚羊身上发现了这种行为，这是地球上配偶关系最紧张的物种之一。
第二种可能性和第三种可能性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它们关心的都是降低后代可能被杀害的风险，唯一的不同在于被谁杀害：是传统的捕食者还是本物种的成员。捕食当然是一个问题，但它通常是成年人，特别是青少年需要面对的。在这种情况下，伴侣双方应该对雄性可能提供的保护有近乎平等的利益。对雌性而言，这关乎它的生命，而对雄性而言，雌性被食肉动物杀死后，它将没有机会繁衍后代（群体中的其他雌性都将被其他雄性占有）。因此，捕食风险假设有利于双方共同致力于维护这种关系。
同物种成员杀害幼崽也是常见情况之一。雄性杀婴是猴子和猿面临的一种长期的风险，主要是由于妊娠和哺乳期的时间长度。在哺乳动物（包括人类）中，直到幼崽断奶之前，雌性都无法恢复繁殖状态。这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机制运行的结果：婴儿吮吸时对乳头的机械刺激会引发一系列的激素变化，导致卵巢休眠，阻止其恢复正常的月经周期。该系统非常敏感，与特定的哺乳频率（每4小时一次）相关，而不是婴儿实际在乳头上吮吸的总时长。随着婴幼儿吮吸的速度逐渐减慢，降至临界阈值以下，母亲的月经周期就会从长时间的休眠中醒来并开始工作。从一个雄性继任者的角度来看，摆脱前任雄性的孩子是一个明智的策略，因为这可以使雌性重新进入繁殖状态。
杀婴的雄性很难对付，因为它们行为的全部目的是使雌性恢复生育，这样它们就可以一起生育后代。雄性会紧盯雌性母亲，骚扰它，直到它的注意力被暂时转移，这时就可以带走幼崽。雌性尤其容易受到刚加入群体的新雄性的骚扰，因为它们渴望尽快繁殖，而它们占据着主导地位，能够垄断雌性的入场权。雌性会将自己的命运和一个特殊的雄性捆绑在一起，这个雄性可以担任保镖，保护它和它的孩子不受任何捕食者或其他雄性的攻击，这对雌性来说是一个潜在的选择。实际上，雌性的性接触是为了保护自己，相比之下，雄性的情况则要简单得多，因为雄性可能会继续表现出直接的行为。
这一解释又被称为“雇用枪支（或保镖）假说”（hired gun [or bodyguard] hypothesis）。在这种情况下，雌性在关系中获得的利益要多于雄性。对雌性来说，雄性的作用是抵御那些威胁它的孩子的敌人。对雄性来说，它们仍然面临着一个问题：在一生中，仅仅忠诚于一个雌性是否会比滥交获得更多的后代。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可能会认为雌性是孜孜不倦地维持和维护这种配偶关系的一方。
当雌性生活在包含许多雄性的大型群体中时，这种一般性解释的衍生性案例就出现了。在这种情况下，当雌性处于可生育状态时，它们可能会受到雄性的持续骚扰。野生山羊和绵羊就是这种现象的极端例子，因为雄性会聚集在发情的雌性身边，为了与雌性交配而争夺其背部。我花了许多年来研究苏格兰和北威尔士的野生山羊，但对每年一次的混乱竞争还是会感到惊讶。雌性都在试图逃离雄性，而雄性则会在激烈的打斗中发生冲突，争取成为排在第一名的交配对象。
性骚扰会引发一种应激反应，促使雌性体内大量释放皮质醇（压力荷尔蒙）和内啡肽；这反过来抑制了大脑中促性腺激素的释放，结果是，卵巢没有接收到触发排卵的化学信号，导致雌性无法生育。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之一（尽管山羊从未采用）是，让雌性与特定的雄性形成配对，然后由雄性作为守卫，保护雌性免受骚扰。这似乎是大猩猩所采用的解决方案，尽管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雌性动物可能会依附于同一个雄性——通常是它们能找到的最大的地方暴徒。雄性对此似乎并不在意。
第四种假设存在双亲关系，以使双亲照顾成为可能。这需要每种性别都能像另一方一样提供关爱，或者至少是劳动分工，其中一方负责看护幼儿，另一方负责提供食物。其中的前一种情况通常发生在鸟类身上，这也是大约85%的鸟类都遵循一夫一妻制的主要原因，鸟类中负责饲养的双方基本上是性别中立的。对鸟类来说，繁殖的两个关键阶段是坐在巢中孵蛋，保护蛋不受巢穴捕食者的损害；并在孵化后将食物送回巢中。对哺乳动物来说，孵化阶段相当于是在子宫内完成的（因此只能由雌性完成），而第二阶段则涉及哺乳（也只能由雌性完成）。换句话说，这种选择对哺乳动物来说是不可能的，无论是人类还是其他动物。
后一种情况在某种程度上是可行的，少数几种哺乳动物就是这样。最著名的例子是犬类，包括狼狐、土狼，以及我们熟悉的家庭宠物。这在哺乳动物中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例外。其原因是，雌性会全神贯注地照顾一群幼崽，雄性负责将半消化的肉带回巢穴，从而为雌性和断奶的幼崽提供食物。雄性成功杀死猎物之后，会像往常一样吃进去，然后将其存在胃里带回洞穴。回到家后，它会把胃里的东西反刍出来，给雌性和幼崽。半消化的肉为幼崽提供了完美的断奶食物。这样的行为对食草动物和食叶动物来说是不可能的：和鲜嫩的叶子相比，枯萎或半消化的叶子并不具备与半消化肉类相同的吸引力。
在灵长类动物中，有一个物种可以作为解释分工合作的真实案例。南美洲的小狨猴和雄性绢毛猴会一直带着双胞胎幼崽。雌性每天会有大约10分钟的时间带着幼崽，让它们吃奶。雄性决定着幼崽是否有足够的时间与母亲相处：雄性会使幼崽的母亲远离它们，直到幼崽完全依附在雄性身上。实际上，雌猴就是哺乳机器，而雄性则会做其他所有照顾幼崽的事情。
绢毛猴的策略之所以奏效，是因为它有两种特性：一是生殖生物学特性——雌性可以生下双胞胎；二是雌性生产后立刻就能恢复生殖状态的特性，而不必等到幼崽断奶后。后者意味着当雄性在忙着照顾自己的新生儿时，第二胎已经在路上了，这尤其值得我们关注。第二胎将在第一胎断奶的时候出生的。所以雌性在繁殖过程中相当于不停歇的跑步机。由于雌性能够生产双胞胎，所以雄性通过遵循一夫一妻制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后代，而不用通过不那么确定的策略来寻找处于排卵期的雌性。
在第四种情况的所有例子中，父母双方都对保持这种关系有既得利益：如果没有其他人的帮助，他们就不能成功地抚养后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会期望双方都有同样的倾向来维持这种关系。更重要的是，尤其是对哺乳动物来说，一旦雄性付出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后代养育中，它就会希望确保自己照顾的后代是它的后代，而不是别人的后代。
对雄性哺乳动物来说，亲子关系的不确定性是一个事实，这使得它们在进化上处于不利地位，因为对另一个雄性的后代进行投资是基因上的利他行为。这样做的雄性只会鼓励其他雄性放弃自己的后代，四处流浪，把抚养的负担留给别人。事实上，这正是雄性绢毛猴所做的事：如果还有其他雄性愿意充当助手，照顾雌性和幼崽，配偶怀孕的雄性就会放弃已经怀孕的伴侣，继续寻找其他可以生育的雌性。在相对紧张的条件下，较高的雌性死亡率意味着雄性过剩，而没有足够的繁殖机会。年轻的未配对雄性也会愿意加入一对伴侣，并提供帮助，直到获得新的繁殖机会。如果允许雄性加入雄性亲属的领地，它们就会对负责喂养的雄性的后代产生基因上的兴趣，正是因为这一点，负责喂养的雄性很乐意让后代知道自己正在做的是一份很体面的工作。雌性可能也不太在意：只要幼崽喂养好了，那就足够了。
传统观点认为，人类进化出一夫一妻制，是为了让父母双方都能照顾孩子。当然，没有人会设想古代的男性会跑来跑去，照顾婴儿的饮食起居，包括换尿布——毕竟，只有在非常开明的现代社会里，男性才会做这种事情，甚至只是在他们必须要做的时候才会做。人们对此的合理假设是劳动分工：在所有传统社会中，妇女们都负责照顾孩子（偶尔也会得到丈夫的帮助），而男性则会去打猎，把肉带回家。自从19世纪后期，在达尔文思想的影响下，人们开始对人类婚姻制度的演变提出质疑以来，这种观点一直占据着支配地位。
然而，通过重新考虑大脑的能量消耗，人们对父母照管模式提出了质疑。罗伯·弗利（Rob Foley）和菲利斯·李（Phyllis Lee）计算出了随着大脑逐渐增大，抚养人类后代所需的额外的精力成本（相对于黑猩猩）。考虑到人类的大脑是黑猩猩大脑的3倍，我们可以预见，总成本是相当可观的。计算结果表明，这些成本既不能被男性的食物供应所抵消，也不能通过转向摄入高质量的食物抵消，比如以肉类为基础的饮食。相反，这些成本所能适应的唯一方式是将它们的供应分散在更长的一段时间内，换句话说就是减缓生长速度，延长父母看护期。
当克里斯汀·霍克斯提出，狩猎采集者之间的大规模猎杀可能与食物供应没有任何关系时，父母看护模式假设遭受了进一步的挫折。正如我们在前文中所看到的，南美洲的阿奇人和东非哈扎狩猎采集者的实际狩猎研究显示，狩猎大型猎物的人实际上并没有带回与投入相匹配的肉，而且如果他们带回来任何东西的话，必须在营地所有的家庭中平分。除了因纽特人居住的北极环境之外，冬季里除了肉类之外就没有什么可吃的，而在狩猎采集社会中，正是妇女通过采集活动提供了大量的能量。这并不是说女性被困在营地里，无法像雌犬一样自己去觅食。对霍克斯来说，狩猎作为供应途径的论点根本没有任何意义。相反，她认为男性实际上是在展示他们作为配偶的基因健康状况。狩猎其实是一种性的展示形式，通过在一个充满食肉动物的环境中猎取大型猎物所冒的风险，展现出人类基因的质量。
霍克斯后来在她对哈扎人的研究中表明，祖母在支持女儿的成功生育方面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由此产生了这样一种设想：更年期可能是一个适应性战略，允许女性将生育努力的重点从自己转移到女儿身上。因此，“祖母假设”就像它已经被设想的那样诞生了。从那以后，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外祖母对女儿终其一生能够成功生育后代的数量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无论如何，在世界各地，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大多数的交换安排都是在密切相关的妇女之间进行的。简而言之，男性在受孕后的整个繁殖过程中都是多余的。通过女性之间的合作，育儿可以做得更好、更有效率。
美国的城市黑人社区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说明这个方法多么有效。在一个男性来去无定的家庭中，妇女经常组成母系的多代家庭，作为一个经济合作单位：女儿生育，妈妈出去工作挣钱，奶奶经营家庭。家里没有男性，也不需要男性。这样的幸福家庭近乎完美。
如果男性既不负责完成儿童保育工作，也不会给家庭谋生带来太多的影响，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费心去寻找伴侣呢？女性又为什么还要为自己的感情而烦恼呢？
在剩下的可能性中，我们可以很快地推翻捕食假设。事实上，人类在狩猎采集社会中的合作分工，使得捕食风险成为难以置信的选择压力。这并不是说捕食风险在传统社会中不是问题。相反，在这些情况下，无论捕食风险如何，似乎只有女性才能充分应对。大多数灵长类动物会通过调整群体大小来应对捕食风险，正如苏珊娜·舒尔茨（Susanne Shultz）和我在许多分析中所指出的那样。然而，没有任何要求表明该组织应该由特定类型的个人组成。
通过团结协作，女性可以像男性一样做好工作。如果说有一个问题的话，那就是女性通常比男性更矮小，也没有那么强壮，而她们可以通过更大的群体来弥补这一点。对独居的雌性动物来说，雄性动物在抵御捕食者时的保护是很有帮助的，就像许多一夫一妻制的羚羊和灵长类动物所做的那样，但是人类雌性并不会独居：她们普遍生活在群体中，而且不愿意独自旅行。简而言之，不管它能解释什么，捕食风险并不是人类成对结合的解释。
我们也很容易推翻配偶保护假说。在哺乳动物中，守护配偶往往发生在两种情况下。一种是当雌性选择（或被生态条件迫使）分开时；另一种情况是，当它们生活在大群体中时，雄性需要阻止竞争对手在排卵期前后与雌性交配。在许多小型的羚羊和灵长类动物（包括许多较小的南美猴子和亚洲长臂猿）中，第一种被认为是对它们选择一夫一妻制的解释。然而，雌性独自在自己的领土上生活使得一夫一妻制成为可能。我已经能够证明狨猴、绢毛猴以及长臂猿中的雄性选择了流浪，而不是和一个雌性待在一起，这样它们每年会有5倍多的后代。当然，较弱的雄性可能做得不太好，因为它们会发现自己被排斥在那些被更强大的雄性垄断的雌性之外。进化对较弱雄性的福祉并不是特别感兴趣。
配偶守卫情况真正发生时，往往发生在大型多雄性群体中——雄性需要防范雌性与其他雄性交配的风险。在灵长类动物中，狒狒和黑猩猩提供了经典的例子，它们都以同样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雄性把雌性锁定在自己身边，并且在雌性发情并愿意交配时跟着它。它们的交配关系持续不了几天，然后雄猩猩会继续寻找另一个有繁殖能力的雌性。这两个物种都没有固定的配偶关系，尽管有些狒狒偶尔会和特定的雄性发生亲密关系，这种关系可以持续一到两年。基本上，我们只剩下一个选择，那就是雇用枪支假说，这是由杀婴和骚扰的风险驱动的。
按照灵长类动物的标准来看，人类生活在非自然状态下的大型群落中，尽管在传统的狩猎采集社会中，人们并不是都生活在同一个地方。一般来说，一个狩猎采集群落中大约有150个个体，分为3~4个觅食团体（每个区域有30~50个男性、女性和小孩），分布在几百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这些觅食团体有些非常不稳定。根据家庭的不同，群体人数也在缓慢而稳定地增长。一个大约有50个人的觅食团体可能包括10~12个育龄男性。对一个男性来说，即使和他生活在一起的其他男性相当值得信任，并且愿意与其配偶保持距离，但是在他离开的时候，来自更广泛社区的其他人可能会在他的营地里游荡。正如特里·迪肯在《使用符号的物种》（The Symbolic Species）中所指出的那样，他们需要一些机制来防止这些人将其配偶带走，或者防止其配偶突然对其中一个人表现出兴趣。那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偷猎者的天堂。因此，至少对男性来说，确实存在一个确定父亲身份的问题。
从女性的角度来说，这个问题可能更为严重。在没有某种“迪肯机制”的情况下，它变成了一场“性混战”。一个群体中有多位男性，加之来自更广泛社区的其他人，使骚扰发生的可能性显著提高。性骚扰对那些拥有混杂交配系统的动物物种来说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在野生山羊发情期的混交中，雌羊的生活节奏会被打乱，以至于进食能力衰减为平时的一半。幸运的是，山羊的发情期只有一天，所以一旦雄性失去了兴趣，雌性就能很快恢复正常。但人类的性接受能力已经脱离了月经周期，而且或多或少是连续的，所以这个问题会一直持续下去。
类人猿的情况可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黑猩猩和大猩猩在发情的时候经常骚扰雌性，试图强迫它们进行性行为。至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策略是有效的：雄性黑猩猩确实会与骚扰最多的雌性黑猩猩交配。这些攻击无一例外地破坏了雌性黑猩猩的觅食行为，而且经常会对它造成伤害。反复遭受攻击的雌性体内的皮质醇水平（表明高压力水平）会很高。而压力通常会导致不孕的风险增加，所以雌性常常由于成为雄性的关注焦点而明显处于劣势。
群体生活的鸟类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原因很简单，因为它们周围栖息着大量无所事事的雄性。小蜂虎是一支吃昆虫的飞鸟家族的成员，它们优雅地在非洲和其他地方的平原上生活着。这种特殊的物种会在河岸上大规模筑巢，每一对都有自己的巢穴。因为雌性会被其他雄性骚扰，所以当雌性离开洞穴外出觅食或者飞回洞穴时，它们通常会和作为保镖的雄性待在一起。像大多数鸟类一样，蜂虎天生就是成对的，所以在问题出现之前，解决方案的基础就已经存在了。蜂虎简单地调整了它们行为的一个细节，使双方能够同步进食，这样雄性就可以充当保镖。鸭子的案例可以说明，当一个自由的交配系统中没有雇用的保镖时会发生什么。公鸭在与对手的竞争中十分狂热，以至于在它们之间，可怜的母鸭会淹没在这种竞争中。
如果你认为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太好了，不会成为这种骚扰的牺牲品，或者我们以某种方式避免了这个问题，那么你需要看一看犯罪统计数据。即使在开放的时代，强奸和暴力也潜伏在文明社会的表层之下。在社会控制被取消的情况下，如战争时期或国内动荡时期，问题就会严重得多。我们往往会忘记，大多数人生活在暴力犯罪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低的特殊环境中，而这仅仅是居住在城市贫民窟的人们的情况。在绿树成荫的郊区，其他人面临的暴力犯罪率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在现实生活中，在非洲的许多地方，暴力是当地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当然，在欧洲历史上也是如此。在1618~1648年之间的30年中，欧洲发生了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一次战争。整个德国都变得荒芜，社会生活受到破坏，对立的天主教和新教军队在横跨德国北部的平原上来回奔波。即使在今天，成吉思汗及其兄弟的后裔在旧蒙古帝国疆界内的人数仍远远超过其他血统的人。17世纪的英国政治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认为，只有公民社会的法律和秩序才能阻止我们走向残暴。众所周知，遏制内乱和混乱的红色警戒线（现在是蓝色警戒线）确实作用有限。
在女性较少的情况下，这种情况更是如此。没有机会接触女性的男性是一个特别的问题，正如菲利普·斯塔克斯（Philip Starks）和卡罗琳·布莱基（Caroline Blackie）在分析1960~1995年之间的美国强奸统计数据时发现的那样。他们发现，各州的数据表明强奸率与离婚率相关，并认为这反映了随着越来越多的男性被抛回婚配市场，他们体验到越来越多的性挫败感，在这种背景下，离婚的男性渴望再婚，但离婚的女性一旦经历过伤害，就不再乐于经历婚姻了。当寻找配偶的男性人数大大超过女性人数时，麻烦就不可避免了。
中世纪晚期葡萄牙的历史也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贵族阶层将遗产继承定为长子继承之后，出现了太多贫困、睾丸激素过多以及婚姻前景惨淡的小儿子。他们变成了公众的讨厌鬼，最后连国王都想要为此做点什么，结果是开启了葡萄牙人向外扩张的时代。
“雇用枪支假说”确实为女性提供了保护，这在很多现代的例子中都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在巴拉圭东部的一个地区，如果一个女性在配偶死亡或失踪之后找到一位继任者，那么继任者就会频繁地杀死前一个男性的子女，因为他明确表示不愿支付抚养另一个男性的孩子的费用。一个男性只有活着才能保护他的孩子，培养好他的孩子。第二个例子是关于旅游业的民族志研究。报告指出，单身的年轻女性游客常常会发现，为了保护自己免受他人的过度骚扰，在旅途中找到一个特定的男性旅伴是很便利的做法。在缺乏亲人和社交网络的情况下，单身女性是易受攻击的对象，尤其是在性需求旺盛的年轻男性群体中，而这些年轻男性又不那么容易接触到女性。
马戈·威尔逊和苏珊·梅斯尼克（Susan Mesnick）分析了一份超过12万人的加拿大女性样本，在控制年龄、收入、生活方式和暴露风险等影响因素后，他们发现，在过去的12个月里，和已婚女性相比，单身或未婚的女性经历的性骚扰次数是她们的2.5~5倍。事实上，年龄在35~54岁之间的女性的差异最大。当维也纳伦理研究小组在俱乐部和舞厅研究人类的求爱行为时，他们发现，为女性研究人员安排一个男性搭档十分必要：当她们独自一人时，她们遭受骚扰的程度尤甚，以至于无法收集数据。
虽然前面的例子为“雇用枪支假说”提供了初步的证据，但真正的考验是人类的配对是严格双向的还是偏向于一种性别。在本章的第一节，我提出了四种可能的解释，并指出这四种解释在术语表达上是不同的。配偶守护假说将与积极主动的、浪漫的男性联系在一起，雇用枪支假说与积极主动的女性相联系，而捕食者风险和双亲照顾假说将使两性都同样致力于维持配偶关系。那么人类的配对实际上是什么样的？
有一个隐含的假设是，人类之间的纽带是相互的，而不是单方面的，因为双方都会在育儿方面进行合作，双方都经历了“坠入爱河”的过程。然而，这并不完全是显而易见的。虽然有关人类关系这方面的研究非常少，但大众心理学一直认为，女性不仅有效地控制了哪些关系可以开始，哪些不能开始，而且还倾向于比男性更加努力地建立和维持亲密关系。
最近依恋心理学方面的研究表明，男性，尤其是年轻男性比女性更有可能是“回避型”或“忽略型”依恋类型。属于这些类别的个体倾向于认同这样的表述：“没有亲密的情感关系使我感到舒服”“对我来说，感到独立自主是非常重要的，我不喜欢依赖别人，而喜欢别人依赖我。”他们寻求与伴侣建立低亲密度的关系，并且感觉不需要亲密关系。这并非西方文化的一个特点：在62个不同文化区域的大型跨文化调查中，研究人员发现男性比女性更倾向于忽略–回避类型。
尽管不同文化背景的忽略程度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但这项特定的研究发现，文化差异（例如性别不平等或性别刻板印象）对关系忽略的性别内差异或性别间差异的影响相对较少。事实上，文化之间的差异大部分是由于女性忽视程度的变化带来的，这与环境压力有关。在死亡率、生育率和艾滋病患病率高的地方，女性对其他性别的态度更倾向于不屑一顾，男女之间的差异也较小。这再次表明，女性会根据自己所处的环境调整自己的行为：当男性比平时更加不屑一顾时，女性也会进一步拉起防护栅栏。
女性在亲密关系中更加挑剔，她们会比男性更深刻地感受到情感上的拒绝，这似乎进一步证明了人类配对更多偏向于女性。鉴于这一切，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人类进化出来的配偶关系可以解决男性骚扰和杀婴风险的问题，这可能发生在周围有很多敌对男性的情况下，女性将选择单个男性作为“雇用枪支”。这正是大猩猩群体中发生的情况，就像在人类中的例子一样，它产生了一种单向的纽带（雌性对雄性）和一个类似于星形的社会网络（雌性之间很少或没有联系）。然而，一旦发生了这种情况，它就提供了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下，如果情况合适，男性就可以作为父母提供照料，或者在抚养后代方面进行其他投资。这在大猩猩中并没有发生过，但在狨猴和绢毛猴中发生过。
在狨猴和绢毛猴案例中，我已经能够证明双亲配对必须在雄性关怀出现之前进化。在这方面，雄性的关怀似乎已经发生了演变，因为雌性愿意并且能够通过缩短生殖周期（连续生育的时间长度）和生双胞胎来提高它的参与性。灵长类动物通常会在一年或更久的时间内生产一只幼崽，这使得滥交对雄性来说是一种有价值的策略：就像我们之前看到的，大多数灵长类动物都能守护一块足够大的领地，容纳多达5只雌性。然而，狨猴和绢毛猴通过将生产周期缩短到了6个月，这样就使得雄性不再通过游荡去寻找更多的雌性交配。它们可以通过一夫一妻的配偶关系获得同样多的后代。
人类和狨猴、绢毛猴之间还有很多相似之处。人类也成功地缩短了后代的出生间隔：大约为三年半的时间，而在类人猿中，这一时间是5~6年。考虑到我们的大脑更大，人类的出生间隔应该更接近7~8年，所以差别实际上比看起来要大得多：就像狨猴和绢毛猴一样，我们的出生间隔缩短了一半。人类也会隐藏排卵期，这样雄性就会被鼓励在整个生理周期内交配，人们在南美的绢毛猴和狨猴也发现了这种特殊模式。人类的一夫一妻制是相当灵活的。在这两种情况下，雄性都很容易消失，并在其他地方建立新的关系，而且在适当的情况下，繁殖系统可以从一夫一妻制转变为一夫多妻制甚至是一妻多夫制。
大猩猩的不同之处在于，雄性大猩猩的体型非常大。因为群体中雄性在体力方面差异很大，因此它们作为雇用枪的导向是雌性更喜欢那些体力强健的雄性，而不是更均匀地分配（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雌性将最终与体力小的雄性在一起，所以结果也比其他更差）。这又是一夫多妻制的一个门槛：与雄性体力的大小相关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去做一个体力大的雄性的第二、第三甚至第四个雌性，而不是一个弱小雄性的唯一雌性。我们的祖先从来没有像大猩猩和黑猩猩那样具有性别二态性，所以似乎完全没有实现一夫多妻制的优势，至少在农业发展之前。之后男性突然有了一些女性想要的东西——土地。
在不到一万年前，我们在用一种更单向的配偶关系来实现它，而且还没有时间去适应多重关系。也许正因为如此，当代社会的多配偶家庭往往更像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多户家庭。在非洲盛行的一种多配偶模式中，在丈夫的院子里，每个妻子都有自己的小屋，人们可以在那里吃饭、睡觉、养孩子。丈夫按照严格的轮值表拜访每个妻子，吃饭、睡觉（显示偏好会导致妻子之间过多的麻烦）。只有在姐妹型一夫多妻制关系中（妻子是姐妹），他们在同一个屋檐下共同生活才是很常见的。在姐妹型一夫多妻制社会中，81%的人实现了同居，但在非姐妹型一夫多妻制中只有32%的人做到了同居。总而言之，姐妹通常比单独的个人要好。在那些还在实行一夫多妻制的摩门教派别中，姐妹共同嫁给一个男性的家庭发生争吵的频率明显低于妻子间无血缘关系的家庭。
在我看来，所有证据都是支持雇用枪支假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