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前一节中讨论的例子指出了交配选择策略的一个重要特点：我们的能力和意愿——到了紧要关头，我们会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妥协。我们无法在理想的世界中生存，而是在真实市场中生存。我们不是自由的代理人，不能在超市货架上挑选最好的水果，而是会像一些动物所做的那样。像孔雀这样的物种，所有个体都会在交配的竞技场或求偶场排队，每个队列都有自己特定的交配区域，直径只有几十米。在那里，雄性孔雀像店主一样坐着，等待路过的雌性停留下来。如果雌性出现，所有雄性都会站起身来，炫耀它们的尾巴，让羽毛闪闪发光。雌性负责检查雄性所提供的实物，并且如果它们认同一个半正式的交易，雌性会留在雄性的领地上与之交配。然后雌性孔雀会离开，将受精的卵子放在雄性建造的巢穴中。雄性不会进一步参与繁殖过程，而是会回到等待下一只雌性的游戏中去。对于雄性和雌性来说，这种关系本质上是单臂强盗。
在这件事上，人类是双臂匪徒。就像所有已经形成长久配偶关系的物种一样，我们可能会有偏好的理想伴侣，其他物种也是如此，这意味着我们会有竞争对手，并且竞争对手可能击败我们。我们面临着不得不退而求其次的真实情景。我们可能会面对空荡荡的房间，或者我们可能不得不和一个丑陋的人生活在一起。相比大多数哺乳动物和鸟类，人类的配偶选择策略是复杂和多维的。即使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现实状况也会迫使我们做出让步，因为没有人会是完美无缺的。
因为女性和男性在寻找各自的理想伴侣时都会遇到竞争对手，所以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在两个层面（理想伴侣和竞争对手之间的不同层面）妥协。如果其他人首先得到了完美的丈夫，那么你就被迫选择和第二选项的异性生活。为了优先考虑你的标准，你最好有一些原则性的算法来决定如何妥协。经济学家用“使用与满足”这个术语来说明这一点：你会试图寻找满足尽可能多的不同标准的伴侣，但你无法做到面面俱到。
在传统社会，尽管财富和地位对于女性能够抚养子女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但她们会卷入与基因质量和承诺的三方争斗中。财富和地位总会带来更多的优势，特别是在大多数人都处于不利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在这种条件下，财富对后代的生存以及将来的社会化和繁育机会影响十分显著。在进化生态学中，一夫多妻制的门槛相当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实质上，它标志着男性财富规模上的一个点，即女性选择成为一夫多妻制男性的第二任妻子，而不是更贫穷的一夫一妻制男性的唯一妻子。
如果男性拥有足够支撑他与两个妻子共同生活的财富，他们可以比其他采用一夫一妻制的男性做得更好。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男性财富上的不平等：有些男性比参加普通工作的人要富有的多，与平均财富水平差异较小的男性相比，遵循一夫多妻制压力较小。一夫多妻制可能并不理想，而且其对女性而言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但在现实生活或进化过程中是不可能完全达到理想程度的。关键在于它是一种权衡，需要女性最终进行裁决。这不仅仅是男权等级制度强加的，而是女性所允许的结果。男性会利用任何女性允许的漏洞，但如果这不符合女性的利益，那么男性可以做的并不多，最终只能成为一只没有人愿意观看的孔雀。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往往无法获得财富和地位。像年轻的达西这样的少数人，总是会被快速地“抢购一空”。对于剩下的其他人而言，财富和地位的累积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女性面临的真正问题是，男性死亡的风险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而我们必须在孩子的身上投资20多年，才能让他们获得独自生活的能力。英国的个人征婚广告表明，女性会调整自己对不同年龄男性的偏好，作为男性随年龄的增长而积累的财富、相应年龄的死亡率和遗弃妻子的风险之间的权衡函数（这三个变量是直接根据英国国家统计数据估计得出的）。最受青睐的似乎是四十出头的男性（相对于他们在人群中的可选择性）。在此之后，它会开始下降直至转变为齐默式助行架（Zimmer Frame）。就像所有的交易一样，即使富有的男性过早死亡，女性也会付出与他结婚的时间作为代价……那么这可能是一种优势吗？换句话说，证明这种规则的例外情况的逻辑是这样的：如果你打算去找一个老年男性，他还非常富有，而假如他以你丈夫的身份去世的话，你会笑出来，即老龄化摇晃症候群。
那些孤独者的求爱广告，与日常的求爱一样，充满了各种取舍。事实上，我们可能会追求某些东西，但是当它落到那个函数线上时，如同简·奥斯丁描述的那些年迈的纺纱工匠一样，我们会接受自己所能得到的而不是得不到的东西。举例来说，在个人征婚广告中，男性甚至懒得回复大龄女性的广告。但在实际生活中，如果女性可以说服双方见面，他们可能会彼此妥协，而不是空手而归。对孤独的单身者来说，这是值得一试的。而对于大龄女性来说，重点是要留在游戏中，在有机会遇到某个男性之前，不要让她们的广告变成垃圾，她们会诉诸诡计去实现这个目的。
当我和帕夫洛夫斯基看到英国的个人征婚广告时，令我们震惊的是，有相当高比例的女性没有说她们的具体年龄，尤其是考虑到年龄是男性择偶的重要标准时。我们怀疑是不是只有年纪大的女性不愿提及年龄。年轻人几乎总是会明确提及他们的年龄。但要如何知道那些没有声明年龄的女性的年龄呢？我们想到一个方法。由于女性通常会要求男性的年龄比自己大3~5岁，所以我们根据这些女性正在寻找的男性的年龄预估了她们的实际年龄。事实证明，只有4%的30多岁的女性拒绝提供年龄，而50多岁的女性中有21%没有提及年龄。此外，明确说出年龄的大龄女性更可能用几十岁这样的词进行模糊描述，而不是提供确切的年龄（如声称她们的年龄为“50多岁”，而不说57岁）。换句话说，女性在最佳生育期结束后才会隐藏这些信息。原因并不难看出：没有给出年龄信息的女性在广告上的要求比那些明确告知年龄的女性要高得多。事实上，隐藏年龄的女性与25岁的女性同样苛刻，尽管她们相差20岁。隐瞒年龄使得这些女性获得了很多选择的机会，也不会妨碍有前景的异性出现。这样一来，她们就可以对局势保持更多的控制权，并且处于可以主动选择的位置，而不是被选择。
当然，女性并不是唯一这样做的人。我们还注意到，男性在征婚广告中经常提到他们的身高在1.8米以上，更矮的男性不会声明他们的身高。事实证明，他们的征婚广告也会遭受歧视。在下一章中，我会对此有更多的叙述。
对于女性来说，独自抚养曾经亲密关系中的孩子也可能成为一个问题。很多年前，我从一个著名的相亲机构得知，他们总是建议有孩子的单身女性最好不要提到孩子。不可避免地，女性往往会忽视这种善意的提醒。因为孩子是她们生活的中心，而且是非常值得骄傲的，她们想要表明：孩子是她们人生的一部分。而当这些女性因为没有收到任何回复泪流满面、空手而归的时候，相亲机构就能说服她们，然后一切都会变得甜蜜和光明。这并不是一个新的问题。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克鲁姆赫恩地区，对于有一个孩子的年轻寡妇来说，如果她的孩子死亡，她再婚的机会就会大大增加。而有多个孩子的女性通常会选择一生守寡，并努力抚养她的孩子们。对她们来说，生更多孩子的生理压力较小。约翰·莱西特（John Lycett）和我证实，在现代女性中也存在相似的现象，尽管这种情况与堕胎率有关。使用英国国家统计数据，我们能够证明未婚孕妇选择堕胎的可能性与她对未来特定年龄结婚的期望有关，从而拥有合法的后代。女性越接近绝经，在未来的关系中越不太可能有更多的后代，她越有可能继续怀孕。
从生物学角度来说，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非常简单：总的来说，即使是男性能够提供帮助，他们也不想要养育其他男性的子女。这样做就意味着他们在自己孩子身上的投资会变少，而且从生物学角度来看，这种利他行为在进化上会适得其反。但是，如果男性的选择有限，那么他们也会妥协，而不是完全空手而归。戴维·韦恩福斯（David Waynforth）和我在分析美国个人征婚广告时也发现了这一点。那些占有资源的男性经常明确要求女性在“以前的关系中没有孩子”。而缺乏资源（或至少在征婚广告中没有提出这个要求）的男性更倾向于接受，有时甚至表明他们愿意接管女性以前关系中的孩子。在刚果盆地研究阿卡俾格米人时，人类学家巴里·休利特（Barry Hewlett）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被认为是好猎人的男性（对阿卡俾格米人的女性来说是一种吸引人的特质）没有多少时间去追求其他女性，但拥有资源较少的贫穷猎人会试图通过照顾女性已有的孩子来补偿。
所有这些例子都提醒我们，交配游戏其实非常复杂。人类可能有明确的偏好，但世界并不完美，我们很少能够完全满足这些偏好。大多数时候，我们只能被迫妥协。人类的生活体验会使我们以惊人的准确度来调整愿意妥协的程度。博古斯拉夫·帕夫洛夫斯基和我在分析英国征婚广告时发现，在不同年龄的人群中，男性和女性会根据自己在交配市场中的位置来调整他们提出的要求。和在人群中的可获得性有关，最受欢迎的年龄段的个体（20岁以上的女性，40岁出头的男性）对潜在伴侣的要求最高，但随着市场价值的下降，他们会对自己的要求做出妥协。两性在自己的要求与其市场价值的匹配方面，表现得出人意料地精明。只有一个例外：接近50岁的男性极度高估了他们的能力。当然，他们自己也会明白，他们五十出头的时候就已经在走下坡路了。
人类对可选选项的成本和收益非常敏感。艾米莉·斯通（Emily Stone）和她的同事们调查了世界各地36个文化中的约4500名男性和5300名女性的交配偏好。他们发现，当性别比例变得越来越偏向于男性（他们之间出现更多的竞争）的时候，男性就会放弃他们的择偶标准，同时，当性别比例变得更偏向女性时（给了男性更多的选择），至少对于寻找长期伴侣来说，男性就会提高他们的标准。更重要的是，在男性数量相对较少时，男性似乎更多会发生随意的性行为。当女性人数相对较少，而男性被迫通过竞争获得伴侣时，他们更愿意接受富有承诺性的关系。女性则表现出了相反的行为，当本群体人数占多数时，她们会更加挑剔。这似乎是对这样一个事实的反馈：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男性会开始寻求性关系，因为他们可以轻易找到新的亲密关系，所以女性试图通过更苛刻的方式来对男性施加压力。这表明两性互动的战略是动态变化的，可能不会达到稳定的平衡。它还表明，当男女之间的战略利益发生冲突时，很容易出现性别战争。
詹姆斯·彭尼贝克（James Pennebaker）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的单身酒吧进行的一项研究，是我最喜欢的有关妥协的例子。研究者在晚上9点、10点和午夜0点三次要求清醒状态下的男女评价异性和同性的吸引力。虽然评价者对同性别间的吸引力评价没有差异（如果有的话，随着夜色渐浓，我想同性之间的吸引力会逐渐减弱），但靠近午夜的时候，异性之间会认为对方变得更有吸引力。现在，除非你愿意相信最丑陋的人先得分，并且以迷人的方式早早离开了队伍，在我看来，这确实证明了处于寻找伴侣阶段的人放弃了他们的要求，因为他们很可能要独自回家。谁说浪漫已经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