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随金诺克改革而来的进一步腐败丑闻
现在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普罗迪和金诺克的举措能成功改革欧委会的行政管理机构，并带来大肆宣扬的“透明文化”“高效”以及“公共服务”吗？很多欧盟观察家都对此持怀疑态度，并给出了充分理由。2000年6月，当尼尔·金诺克解雇了仅工作6个月的首席审计师玛尔塔·安德烈亚森时，欧委会又一次卷入丑闻之中。安德烈亚森拒绝签署欧委会2011年的年度账单，理由用他的话来说就是预算管理过程，“无法控制”并且“容易出现欺诈”，而且也没有连贯清晰的复式记账体系[24]。一些税务专家认为，在英国及其他地方，“凭未来收据将预付款记为支出而非应收账款是一种税务欺诈”。
像范·布特南一样，安德烈亚森也声称遭遇了来自欧盟安全人员的政治诽谤运动与骚扰。就金诺克而言，他告知各位议员，安德烈亚森因“缺乏忠诚”，并做出了极可能摧毁人们对欧盟会计体系的信任的“诽谤性”言论而受到了惩罚[25]。然而，2003年3月欧委会内部审计局领导朱尔·梅斯发给金诺克的一份秘密备忘录泄露了出来。梅斯在上面提到，安德烈亚森对审计制度的评论“实际上是真实且正确的”。自相矛盾的是，之前为增补旨在保护员工免受管理阶层恐吓的“检举者章程”而向公众大谈理由的人正是金诺克自己。
为了重获公众对欧盟项目的信任，欧委会立即开始着手实施独立专家委员会的所有建议。大量法律文本被采纳，用以改善《职工条例》，并增强欧委会发现和打击内部欺诈的能力[26]。然而，自范·布特南和安德烈亚森事件之后，欧盟行政管理机构内部其他有关腐败及检举案件的记录也浮出水面，其中一项就涉及欧洲审计院内部的高级官员[27]。2002年4月22日，一名位于卢森堡欧洲审计院的苏格兰官员——罗伯特·道格·瓦特，向欧盟监察专员提交了一份诉状，指控审计院的高级官员和欧委会反欺诈小组（通过其法语缩写“OLAF”而得知）“系统性腐败并滥用职权”，其中包括裙带关系、性骚扰基层员工，甚至与共济会和有组织犯罪有牵连。瓦特（自2000年4月起，他就以“病假”为由躲了起来）写道：“我担心自己有生命危险。”他也声称，要求审计局现任的15名成员辞职的请求在一次秘密投票中得到了204名同僚的正式支持（或者说是审计局40%的工作人员）[28]。
另一则重大欺诈丑闻则爆发于2003年7月。当时欧委会宣布金诺克委员对欧盟数据办公室，“欧盟统计局”的三名高级官员实施正式的纪律处分。
在这之前出现的证据揭露了一家涉及复试记账、虚假合同以及打入专用账户的回扣等在内的“趁乱打劫的大型企业”[29]。值得关注的是，位于卢森堡的欧洲统计局办公室及在该局担任了17年总干事——伊夫·弗朗谢，自1997年以来就不断遭到指控。2001年8月保罗·范·布特南给金诺克看了一个新的投诉卷宗，其中包括对欧洲统计局的“严重恐吓”的抱怨，指责这些人居然敢质疑滥用基金的事（《每日电讯报》，2003.7.10）。
不论人们认为这些指控的地位如何，它们都确确实实地提出了有关欧盟自我监管能力等根本问题以及“监管之人,谁人监管（Quis custodiet ipsos custodres）”这一问题。就像大卫·斯宾塞所预测的，欧委会的改革似乎会成为万变不离其宗的一个范例。这也是范·布特南自己所得出的一个结论。出于无奈与失望，2002年8月他从欧委会辞职，并引用安德烈亚森所受到的待遇来证明，只要仍然游离在国会议员（这些人都是被人民选举出来的）的控制之外，欧盟的秘密机器“天生就是无法改革的”。似乎所有工作人员都有这种悲观情绪。2003年7月，朱尔斯·穆伊斯，欧委会首席审计师，向议会宣布，欧委会阻止他深入调查并且他计划于明年辞职，因为“他和欧委会就自己应该如何工作的看法并不一致”。
结论
因此，我们应该如何解读在欧盟以及欧委会机构改革记录中的腐败？本章的证据显然对欧委会是“文化大熔炉”这一观点提出了挑战。欧盟声称，在这个熔炉里，不同行政部门的最佳举措都和谐地融合到了一起。它还让我们质疑“超国家”概念下占主导地位的那些假设。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官僚机构并非是密不透风或不受其所在国家影响，而且欧盟的行政文化（借用约翰·彼得森的措辞）只不过是其成员国的一个“宏观世界”。因此，鉴于政治腐败在欧洲全境广泛增多，我们为什么会对深植于欧委会行政制度中的腐败行为感到吃惊？然而，这种解释对建立欧洲一体化理论具有重要暗示。莫内对欧委会的愿景是精英“欧洲化”将创造出一支超国家的新公务员队伍（或是“最高权力机构”）。它将超越狭隘的民族国家肮脏、野蛮的自我利益。因此，欧委会内部泛滥的裙带关系和舞弊等证据能驳斥这种说法吗？这是齿轮过程失败的证明吗？相反，欧盟公务员、欧洲议会议员与政客间的相互勾结说明，不仅在机构内部，而且在各机构间，团队精神都得到了发展。这也正是莫内所期望达到的：国家精英的“欧洲化”似乎是太有效了。不幸的是，莫内从未考虑到齿轮可能会往另一个方向运动：我们观察到不是国家精英的“欧洲化”，实际上是欧盟及其行政部门的“布鲁塞尔化”。
本章认为欧盟官员、记者、政客与商人构成的封闭世界及文化亲密性已经创造出了一种新的跨国精英。用社会学术语来说，欧盟中信奉技术专家治国论的精英似乎正在从“自我封闭的阶级”转化为“追求自我利益的阶级”。这给予了“超国家主义”这个概念一种全新的含义。如果这些新兴精英们僵化成了一个自私自利的社会阶层，或是欧洲的“权贵阶层（nomenklatura）”，整个欧洲就会处于危险之中。腐败——同它得以泛滥的平行管理体制一道——是促使这种文化再次出现的机制之一。法国前总统密特朗被曝曾动用国有石油公司埃尔夫阿奎坦的非法秘密政治基金来资助其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盟友赫尔穆特·科尔的连任竞选（就“欧洲利益”而言，这个政策是合法的）。该事件为这一过程又增添了一个新的方面。
欧盟给各国政客们搭建了一个能够主宰世界的新平台，但却没能创造出莫内想实现的高尚的超国家人才阶层。欧盟也极大增加了获取个人私利以及滥用公共基金的机会。它缺乏面向“欧洲公众”——在任何有意义或合逻辑的方式中并不存在这一类别——的透明度以及问责机制，这大大增强了腐败的诱惑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沃纳的研究认为，欧洲一体化意外带来的一个副产品就是它创造了“欺诈与腐败的共同市场”。
为了理解国际组织中的腐败，我们应该了解它造成的结果以及创造它的结构。这份案例研究也展示了欧盟的腐败不仅是正式体制外少数腐败个人的行为（它具有系统性——是由于欧盟发展中的行政管理制度缺乏问责制而带来的逻辑结果）。就像独立专家报告所总结的，它“招致了违规行为”和对职权的滥用。因此，欺诈、裙带关系以及任人唯亲现象与在表面上更为先进的超国家官僚机构的法理结构并非无法兼容（似乎恰恰相反。自相矛盾的是，一些腐败理论家会将这些丑闻解读为有益且积极的东西）。罗斯–阿克曼认为，在一个新兴的民主国家中，腐败能成为进步的标志，因为它表明公民和政府工作人员都“意识到存在着一些公平交易的规范以及有能力的行政机构，而且它们可能会受到侵犯”。欧盟的机关工作人员现在已经意识到公平交易与欺诈性交易之间的差别。尽管这个消息让人觉得鼓舞，但使欧洲行政部门改革问题重重的正是欧盟新兴管理体制内民主的缺失。
【注释】
[1] 感谢英国经济及社会研究理事会对该项研究的资助。该研究的实地调查开展于1995年至1997年间。
[2] 值得注意的是，习语表达“pris dans l'engrenage”翻译过来是“陷入体系中”。
[3] “……卢森堡的机构里诞生了一种新型的人，就像在实验室里一样……那就是欧洲精神，是合作工作的结果。”
[4] 后来，这被写进了最早的《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第9条。
[5] 《职工条例》第11条规定，每位职工有义务“在行事时只考虑欧委会利益：除了所在机构外，他既不能寻求也不能接受来自任何政府、当局、组织或是个人的指示”。
[6] 本章利用了肖尔发表的更详尽的研究成果，同时也是对他研究的一种补充。
[7] 这个表达是贝利创造出来的，但这种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间的二元论在关于机构组织的人类学文献中也有据可查。
[8] 正如米德尔马斯的解释，欧盟私人关系的“竞争力研讨会”导致了它越来越相互依赖：“在一个结构极为复杂的职业中，通过关系网讨价还价能够减少摩擦，并且，即便是在表面上极为正式的事情上，也可能会产生很难与非正式系统相协调的结果……它需要更广泛、更灵活的参与方式（它减少了矛盾；它产生了约定，而不是正规的规则，随着时间的流逝，更容易被采纳）”。
[9] 大部分报纸是这样来报道这个故事的：“为家庭价值而工作”以及“为了孩子而工作”。这一争议——延续了很多年——在欧洲之声中有详尽记录。
[10] 然而，1998年1月，职员们再次就富有争议的招聘政策威胁举行劳工罢工，因为地区委员会仍旧没有实施法院的裁决。
[11] piston是用来指官官相护或者指通过政治偏袒或朋友关系获得高位的法语词汇。
[12] 即，有名望和杰出的国家行政学院的校友。
[13] 塔西斯计划是1991年启动的一项欧共体项目，旨在为东欧及中亚的12个国家提供受欧共体拨款支持的技术支持。法尔计划是一项援助项目，也创建于20世纪90年代。起初，项目援助的是波兰与匈牙利，不过后来扩展到另外10个中欧及东欧国家。随后，欧委员监管下的法尔计划每年从欧盟得到超过10亿美元的拨款，并成为一个浪费与腐败的代名词。
[14] 在欧盟行政级别中，A级职员从A7或A8级开始。A1是级别最高的资深职员。
[15] 事实上，大部分缺陷在德洛尔担任主席前就已经存在——1979年德克·斯皮尔博格在他提交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了所有这些缺陷。
[16] 其中150万英镑是计划用在卢旺达及布隆迪种族灭绝事件中的难民身上。参见沃恩·米勒和理查德·韦尔“欧盟委员会辞职事件”。
[17] BBC 4点档案这档节目所做的调查（于2002年7月6日播出）凸显了共同农业政策欺诈中一些更日常的例子，包括一个德文郡农民连续几年来都因一块子虚乌有的土地而申领到了大笔共同农业政策补助金。他提供的土地坐标位于冰岛海岸附近，北海中央。在这个例子中，英国政府并没有去核实他的申请。专家们注意到，欧盟资金的一部分问题就是在基金发放的过程中，没有人体现出主人翁意识或是归属感——不论是农民、农业部，还是欧委会。
[18] 普加斯和罗德斯这样说：“在英国人们认为是裙带关系或无耻庇护的这类行为，放到包括南欧在内的一些其他国家人眼中，就是合理惯例，甚至是一种道德义务。”
[19] 参见约翰逊给出的例子。我的观点是，对概念化这个问题来说，“文化碰撞”不是一个有价值的比喻。不过我的确同意，在文化交汇的地方，范畴系统间就会缺乏一种至关重要的相互适应——这可能会加剧责任分化的问题。很多趣闻轶事可以证明，公共事务中正直与诚实的概念在新教与天主教国家间存在不同（有几位人事主管就为缺乏连贯的人力资源策略以及实际上不可能引入“绩效评估”体系而感到惋惜）。
[20] 译者注：绿党指的是提倡环境保护的政党。
[21] 1999年10月，欧洲纳税人协会褒奖了范·布特南，并授予他检举人奖。
[22] 范·布特南随后将其痛苦经历整理成了一份类似于书的叙述，详细披露了欧盟当局是如何令人心寒地阻止他揭发这些证据的。
[23] 围绕这件事发生了众多政治事件。更多有价值的描述，请参考麦克马伦。
[24] 随后，一份从欧盟审计院泄露出来的文件证实了这项指控。文件指出，尽管欧委会被警告说，其“Sincom 2”的会计体系存在缺陷，但它“并没有采取任何补救性措施”。
[25] 参见《金融时报》。安德烈亚森被指控违反了三项欧盟《职工条例》，包括第12条，即“官员应避免取任何行动，尤其是发表任何可能会有损其职位的公共意见”。第12条还要求所有想要“参与外部活动”的个人都必须事先得到“其任命当局的批准”。批评者指出，实际上这条规定旨在产生内部异议时，“堵住了职员的嘴”。
[26] 详情请参见2000年4月出版的欧委会的白皮书《改革欧委会》。COM 200 final/2。
[27] 参见《星期日泰晤士报》。同年10月，它同样报道了欧洲审计院前希腊成员因欺诈及裙带关系的指控而面临法律诉讼。
[28] 瓦特的详尽叙述可以在www.justresponse.net/ DougalWatt.html网站找到。
[29] 详情请参考www.cfoeurope.com/displayStory.cfm/20203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