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这种“与危机共舞”的行为能够给予我们一些启发。我们在引言中提出过一个问题：是否真的有可能指明，人族的大脑是在何时转变为人类的大脑的。这个问题应该由哲学家来回答，除非他们对我们在本书中所讲述的人类远古历史兴味索然。我们能够为这幅历史图景添加些什么内容呢？
我们在本书中探究了不同的心智模型，并将用于解决问题的理性思维与用于打造联结的关系思维进行了比较。理性思维是欧洲启蒙运动的成果，而关系思维则存在于庞贝古城和赫库兰尼姆古城的再发现和挖掘。这些遗址揭示了小规模的火山爆发对小城镇影响的生动细节。如果理性是现代心智的标志，那么可以肯定的是，依从这些发现，那不勒斯理应缩小为一个小渔村以规避未来的灾难。尽管我们游览了这些遗址和博物馆，又蜂拥去观看了关于它们毁灭的展览，但我们的理性思维并不会引导我们得出那个显而易见的结论：不要在这里建造城市。相反，借助家庭、社会、经济和历史的羁绊，我们将自身嵌入了这片危险的地域。利用高级心智理论，许多人都相信宗教能够让灾祸远离自己。
在我们看来，这条最终催生了人类心智的漫长道路，主要牵涉日益复杂化的社会技能的发展，以及社会群体规模的相应增大。正如我们在本书中所证明的那样，这些技能是非常古老的。它们不是冰川时代末期700万智人的独享特权，也不是今日70亿现代人的特有天赋。它们或多或少地被早期头脑发达的人族所共享，如海德堡人和尼安德特人。这些技能包括心理化的能力，对他人的同情和共情，以及掌握高级心智理论以捕获他人意图的能力；这些社会技能都深植于我们的血统中，如我们所证明的那样，它们可以追溯至灵长目动物的遥远过去。其中的许多技能涉及语言，以及对物体的符号式和隐喻式使用。最终，没有哪个人工制品或化石祖先允许我们直截了当地说：“这个有现代心智，而那个没有。”这部分是因为，我们自社会脑课题的开端获知，寻找现代心智的定义无异于搜寻“愚人之金”(17)。
我们所做的，反而是将心智呈现为一套社会技能，在我们的整个进化史中，它都处于不间断的选择压力之下。从我们的视角来看，这套社会技能随着社群规模变为150人而到达顶峰，与之一同触顶的还有个体为掌控这样一个数字所需的认知能力。“邓巴数150”最终显现为一种极为坚固的基本构件，能够构建持续增大、精细化的建筑。对此，我们已经使用增量这一术语描述了诸多范例。在人类的进化史上，我们只花费了“片刻”的时间便从700万人口发展到了70亿人口，但管理我们社会生活的核心认知结构却始终未变，即便我们已经从石器时代跨入了数字时代。在这场开始于冰川时代仓促慌乱的上升期里，我们见证了人类想象力的释放，想象力将物质转变为新的形式，其品类之繁多难以置信，其数量之庞大前所未有。然而，这种多样性背后的思维本质是相同的，其所涵盖的仍旧是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并解决我们所有祖先在塑造自己社会生活的过程中都曾面对过的问题。
人类处境的本质是，在过去的1.1万年里，人类生活在一个人口庞大的美丽新世界中，自身却只配备了适用于远古生活环境的社会技能和思维框架。社会脑的核心本质是关于群体规模的。社会认知是昂贵的。哪里的生态环境青睐于庞大群体，哪里的大脑就会承载更大的压力，这就是认知负荷。在200万年的时间里，人属的进化方向青睐于持续增大的大脑。脑容量的增长是对进化压力的渐进反应。当人类骤然获得文化和科技上的突破，以及随之而来的巨量后续效应时，情势就大不相同了，但是我们却无法以脑容量的激增来回应今非昔比的社会。更确切地说，生活是一门可能的艺术。
在大型社会中，你不可能认识每一个人。过去，群体会因为变得太大而走向分裂，如今，这一选择更加困难了，因为同样会存在诱因驱使你与其他群体友好相处。古代战争就是显而易见的范例，在一场高赌注的博弈中，群体之间的联盟是至关重要的。
在过去1.1万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人类都是在学习如何利用小社会获得的技能来让大社会运转。“邓巴数150”仍旧是个体所能认识和处理的人际关系的上限。大多数时候，我们都生活在5人核心小组、15人互助小组以及50人的营居群中。个体需要以新的方式来回应更庞大的群体，而我们将重新审视三种存在——宗教、领袖和战争。但首先，一项考古学的新发现将给予这些问题一些背景。
哥贝克力山丘（见图6-1）位于土耳其南部城市乌尔法附近，那里是近20年来最引人注目的考古发现之一。在哥贝克力山丘，考古学家克劳斯·施密特（KlausSchmidt）及其所率领的国际团队发掘出了1.1万年前的石阵。石阵是由没有家畜、没有庄稼、没有陶器的人类所建造的。当地人民的生活区尚未被发掘出来，他们只是狩猎者和采集者，却创造出了纪念性建筑。其中，巨大的T形石块高达7米，比英国的巨石阵还要更复杂些，而英国的巨石阵却只有8000年的历史。T形石块表面雕刻着各类动物，包括狐狸、蜘蛛和鸭子。柱石代表人类，这一点可以从其侧面雕刻的胳膊和双手看出。这片复杂的石阵后来被刻意埋葬，因而形成了形状特异的山丘。
图6-1 哥贝克力遗址中的石阵
这处举世瞩目的遗址至今已有1.1万年的历史，它先于农业的起源而存在，并引发了有关复杂社会开端的新思考。
哥贝克力山丘遗址挑战了许多考古学假说。特别是其中两个进入了社会脑的背景中。第一个假说是：纪念性建筑只会在定居生活出现后而产生，而定居生活的基础是家畜和农作物。第二个假说是：组织如此规模的建筑工作需要有人来领导整个计划。他必然是一个男人，与如今在希腊和近东开展大型发掘工作的考古学家的普遍特质相比，这位男性领导的想象力和个人魅力不会有丝毫逊色。
哥贝克力山丘遗址迫使考古学家不得不去重新思考他们最喜爱的一段历史，考古学家一直认为，农业的力量改变了社会的方方面面。然而，这处异乎寻常的遗址究竟有着怎样的广泛影响呢？农业的出现为我们的社会脑带来了怎样的变化呢？我们是否迅速进化出了一种新构型的大脑，它让我们更擅长处理符号信息，并最终使得村落和城镇生活成为可能？这是考古学家科林·伦弗鲁的观点。新石器革命催生了大量新式的手工艺品、艺术类型和建筑风格。伦弗鲁在其2007年出版的著作《史前史：现代心智的成形》（Prehistory: Making of the Human Mind）中，表达了对新石器革命的赞叹。在伦弗鲁看来，这些新事物促成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看待他人和世界的方式，同时，新石器革命也是一次基于农业的定居革命，它允许人们以新的方式开展物质文化生产，而这在之前是绝对不可能的。现代心智正是由此诞生。
对此，我们还并不是十分确定。在我们看来，2万年前生活在近东广阔空旷地域里的猎人，其社会脑似乎并不一定就与加泰土丘上狭小居室里的人有什么差异。加泰土丘位于土耳其，那里曾经是一座拥有8000人口的新石器时代城镇，人类最初于公元前7500年定居在那里。当然，在类型和品目上，狩猎者和农民所制造的物质产品差别悬殊。然而，哥贝克力山丘上的石阵要古老得多，而且是由没有农耕文明的人类建造的，这就挑战了考古学家的传统观念。
当谈及大局观时，这些近东的第一批农民创造的物质世界十分惹人注目。但我们想要知道的是，他们的社会生活是否仍旧建立在一个血统古老的认知框架之上。类似的推论是21世纪心智与中世纪心智之间的悬殊差异，例如，科技取代了炼金术。然而，尽管这两种文化世界的构成原则似乎差别巨大，但我们推测，团体和社群中的人借以相互联结的认知结构大致相同。
在露西课题的开展过程中，菲奥娜·科沃德（FionaCoward）验证了这些假设。她将近东作为研究区，仔细调查了591处考古遗址的文化细目表，时间范围涵盖了公元前2.1万年～公元前6000年这段时期。这一巨大样本横跨了自寒冷的冰川时代到温暖的全新世之间的气候变化，同样也见证了猎人到农民的转变。最终，人口数量持续增长，人们开始有了固定的住所。这会是现代心智的起源吗？就像伦弗鲁和其他人所声称的那样？
科沃德的兴趣在于研究这段气候动荡期和经济转型期里的社会网络。她以一个简单的论断为起点：社会网络可以借助物质遗存来追溯。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原材料是如何将距离遥远的流动人群联结在一起的。通过对多种不同类型人工制品的交叉比较，科沃德的数据库将这次基于物质文化的社会纽带研究提升到新的层次。这在实践中意味着，科沃德比较了遍及整个近东的近600处遗址，其历史范围就是15个1000年的时间片。这些遗址所包含内容的相似性，将它们社会性地捆绑在一起。不同种类的物质文化被一一列明：艺术、墓葬、建筑及其他造型物、磨制石器、炉灶、打制石器、赭石、饰品及珠宝、贝壳及骨制品。这些物质留存为每一段时间片都创造了亲密关系的母体，测量了生活在特定遗址中的人类之间的物质纽带强度。
科沃德发现了什么呢？公元前1.3万年之后，近东的社会网络联结开始集中，网络中少量遗址的物质产品变得比其他遗址更加富足。这些都在我们的预料之中，因为气候在变化，最早定居的人群的样本也出现了。第一批农民的社会网络也比早前猎人的社会网络要更加广泛，其延伸的范围远远超出了猎人为搬运原材料而抵达的距离。因为巨量新生事物的出现已常态化，所以遗址间的纽带也开始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强。但有趣的是，计算得到的能够形成联结的比例却并不匹配，比例提示了社会网络的密度。在这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数字其实是下降的。
新石器时代的物质文化大爆发一直让考古学家惊叹不已，他们甚至将其称为一场革命。一些考古学家还将此视为现代心智成形的时刻。然而，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却没有考虑到社会网络。社会网络需要这些元素，还需要构成其应用基础的认知能力。我们并不否认新石器时代的物质大爆发，但它不是现代心智到来的标识。科沃德的研究采取了社会脑的视角，表明另一项事实的可能性更大，即对既有认知框架的扩充。与一个新的、新石器时代的心智相反，我们发现了普通社会脑的连续演变证据。
科沃德得出的结论是：物质文化本身就是形成大局观的催化剂。猎人和农民毕竟都是相同的人种：智人。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也许有所不同，就像中世纪炼金术士与现代科学家在世界观上会有分歧一样。然而，当要构建关系网络时，他们会使用相同的认知框架，这个框架是他们进化出来用以解决白昼时间太短和额外认知负荷问题的。社交的对象并非无足轻重的角色，而是具备社会意义的个体。新石器时代与旧石器时代人工制品之间的比较让考古学家惊诧不已，事实上，人工制品网络是将认知领域的成本转移到物质世界的典型方式。
最早的人族动物只有很小的社群、简单的石器和为数不多的成员，却踏上了通向复杂性的道路。在公元前2.1万年～公元前6000年这段关键时期，我们所看到的是将人类捆绑在一起的物质的增量过程。到这一时期结束时，人类早已深陷在文化网络中难以自拔，就像被小人国的绳索层层捆绑的格列佛一样。社会脑的水平，如“邓巴数150”仍旧保持不变，但因为农业出现，人口规模的激增成为可能。现在，所有人在社会互动过程中使用的都是相同的认知框架。社会变得真正意义上纷繁复杂了，它将狩猎者和采集者远远地抛在了身后，尤其是在数字时代到来后，但社会生活仍旧是由某些基本的认知原则所限制的，它们深植于我们祖先的谱系之中。
